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97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花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黄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
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棘（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当时和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据记载，菲律宾以南以西的沿海国家和地区就达97个，最远处到达非洲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当时，东南亚海上的贸易主要掌握在中国商人的手里。当时要想从印度经海路到达中国的话，就只能乘坐中国的船只。
元朝钞法和斡脱钱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汉代白鹿皮币，唐代飞钱，宋代交子、会子，金之交钞、宝钞等。但只限局部地区流通，而真正在全国范围使用纸币，应始于元中统元年（1260）。这一年发行统一钞票，代替其他旧币。元代纸币可以分两类：一类为交钞，又称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银一两；一类为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银为本位，中统钞通行最广，使用最久。至元二十四年（1287）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流通。各路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因政府有贮银作本金，准许民间用纸币兑换金银，初期印数有限，元政府对物价的管理又很严格，故纸币信誉很高，甚至一直流通到今越南、泰国和南洋一带，波斯、印度、高丽、日本还竞相仿效，影响遍于世界。
钞法的推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稳定了经济，加强了政治统一的局面。
武宗初年，至元钞的准备金已动用殆尽，国库空虚。1309年海山乃让尚书省议决变换钞法。九月，正式下诏颁行至大银钞。至大银钞与至元钞并行，同时废中统钞。至大银钞钞面以银两为文，自二两至二厘分为十三等。废中统钞后限持中统钞者一百日内到银库换取至大银钞。一两准金一钱、银一两、至元钞五贯。
后尚书省又铸大元通宝和至大元通宝两种。文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银钞厘；文曰大元通宝者，一准至大通宝十。变换钞法，以铜钱、纸钱并行，造成轻重失宜，物价飞涨，金涨十五倍左右。仁宗即位后不久，即废止至大银钞和铜钱，重行至元钞与中统钞。但在顺帝至正年间，由于滥发纸币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腾贵，由物重钞轻演变到以物易物，到1356年以后，公私所积之钞都不能使用，人们视钞为废纸。钞法的败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钞法的推行使货币流通遍及全社会，也使借贷现象日渐严重。于是，元统治者利用斡脱从事商业垄断和高利贷剥削。斡脱就是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从成吉思汗起，大汗、诸王、公主、后妃都各自设置斡脱，提供本银，委托他们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坐收巨利。斡脱放的高利贷称斡脱钱。斡脱钱的年利息为百分之百，第二年则本生息，息转本，年年倍增，十年本利达1024倍，称“羊羔儿利”。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政府对斡脱势力既保护又限制，他设立斡脱所保护高利贷，甚至政府公开拨给钞本，让某些政府机构经营取利，作为行政经费，促使高利贷资本不断扩大。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元代城乡经济的崩溃。
元朝的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远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末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连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通惠河自昌平白浮村穿过大都，东至通州，与白河联结，全长160余公里。开工时，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的官吏，都要到现场去“亲操畚锸为之倡”。第二年完成。至此，从北京到杭州三千多里的航道完全打通，这对于沟通南北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沿海邻近港口之间就已经开始了海上运粮，元代为了控制东南和解决漕运问题，又继续开辟利用海运航道。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元政府将大批的南粮北运，这年试运计四万六千石，以后逐年增加，一般为四五十万石到百万石，最高为三百五十余万石。为了保证安全，曾改过三次航线，最后确定由平江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入海，经崇明三沙、江苏北边的黑水洋、在深水中越过东海（今黄海）、山东半岛的成山角，然后航入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又在途中危崖险滩上，白天竖旗缨，夜间挂大灯，这是我国航标信号运用的早期记录。因海运量大，又省费用，使许多商品亦兼靠海运，南北货运量大为增加，许多外国海船常到北方贸易。元代经常有庞大的船队航行于东海、黄海、渤海，这是海运史上的壮举。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352万2163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1500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西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名家回眸
元朝时期，国内贸易很发达，这是因为元朝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全国统一和水陆的发达，钞法的通行，这就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邱树森先生指出：回回商人在元代商业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元代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