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奔驰，鼓声喧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宛然如修罗般让整个欧亚大陆为之颤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之后，立即开始了他的南侵西征。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从西伯利亚到印度平原，从匈牙利到越南，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留下了蒙古勇士的印记。在他和其后代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旷古绝今的庞大帝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
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
丘处机是13世纪初全真道的代表人物。山东栖霞人，全真道创始人王喆的七大弟子之一，曾受金世宗召见，后回到山东，在当地招收信徒，宣扬教义。
贞佑二年（1214），金朝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次年，中都（今北京）落入蒙古军之手。贞佑四年（1216），金宣宗派东平监军王庭玉召丘处机前往汴京。明显地，危急中的金朝政府想借助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全真道。在金世宗和章宗两朝，全真大师们都把皇帝的召见当作十分荣耀的大事，但是，这一次丘处机竟拒绝了宣宗的诏命，不肯前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真道的政治态度也相应起了变化。兴定二年（1218），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等十二州归宋，山东成了蒙古、金、宋三家角逐之地。金朝再欲召丘处机，道路被张林所阻，不能得。兴定三年（1219）八月，南宋使臣来请，丘处机依然不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丘处机将南行，因为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太多，况且语言不通，丘处机却一言不发。金廷将亡，南宋孱弱，精明的全真道领袖不肯把自己的命运同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在审慎地进行新的政治选择。过了不久，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仲禄悬挂虎头金牌，上面刻有“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几个字，并带蒙古随臣二十名，传旨敦请，丘处机“留不住”的时候到了。这位七旬高龄的老道士带上弟子，立即应诏西行，前往中亚谒见成吉思汗，从而揭开了全真道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的是善医药又会制作鸣镝的刘仲禄，他吹嘘丘处机已经三百多岁，有保养长生的秘术，以迎合这位叱咤风云的蒙古大汗的兴趣。但成吉思汗不是一个迷信宗教的糊涂虫，他很善于利用人民对天命的迷信，而自己却不受天命的摆布。他在获取大汗地位的斗争中，曾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势力，他对各种教派均加以利用，而不偏重于任何一教。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说他“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宫廷的真正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为己所用，他都收留；对全真道和丘处机，实际上也持这种态度。蒙古军队攻下金中都之后，成吉思汗于1217年委任木华黎全权处理汉地军政事宜，自己于次年率师西征，占领了大片地域，以其有限的兵力占据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还没有完全臣服。而叛者众多，仅仅靠武力削平，势必耗费实力，迁延时日。在这种形势下，刘仲禄向他推荐一位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并称有“长生之术”，自然正合他的需要。
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动向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蒙古铁骑进入中原，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社会习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渴望摆脱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但是，金朝政府奄奄一息，南宋政权腐败衰弱，只有大蒙古国的力量最为强大，故而汉族地主阶级纷纷投靠大蒙古国，他们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对大蒙古国的决策者施加影响。丘处机的中亚之行，正是这种动向促成的。这从耶律楚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耶律楚材归附蒙古较早，当时随军西征。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佛道两途，但对于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一事，耶律楚材却是积极促成的。他说：“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圣人教皆有益于世者。”也就是说，儒、释、道三者对于蒙古统治者修文崇善都能起作用，而所谓修文崇善指的无疑是稳定社会秩序，接受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这正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耶律楚材也正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才不计较教派之间的分歧，积极推荐丘处机。
全真集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所认识。刘仲禄持诏一到山东，丘处机的大弟子、莱州富豪子弟尹志平就极力劝行，指出：“用全真道拯救斯民的机会到了！”他们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刘仲禄与全真骨干分子在丘处机之前先赴益都，为他预选全真弟子十八人当助手，应聘弟子各有科品，集中了各种人才，刘仲禄本人则是他们的得力顾问。他们每到一处，常有士庶奉香火迎拜，前有客人引导，王公大人们进诗勉志。全真道士的行为从来没有产生如此广泛而直接的社会影响，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原汉地的各族地主阶级去向成吉思汗求情和说教。丘处机在决定西行之后，又惮于荒沙雪原，踌躇不定，但在本集团、本阶级利益的驱使下，他终于不顾古稀之年，踏上了漫长的旅程，跋涉年余。1221年二月，丘处机从宣德出发，越野狐岭，先向北偏东北行，到呼伦湖，然后沿怯绿连河向西横穿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然后又沿天山北路一直往西，最后渡过阿姆河。1222年四月，到达成吉思汗行营。当渡过阿姆河时，真人的感觉已是“千山及万水，不知是何处”。
丘处机在行营住下后，成吉思汗当即接见。成吉思汗说：“你远行万里而来，我很赞赏。”长春真人说：“使我奉诏而赴的，是天。”成吉思汗听了很高兴。问道：“真人从远方来，有什么能使我长生的药？”丘处机说：“有卫生之道，无长寿之药。”成吉思汗听了并没失望，倒很赞许他的诚笃，成吉思汗称他为神仙，让他住在汗帐东面的帐幕里，并特许他见面时不用跪拜，进汗帐时折身叉手就可以了。在行营，丘处机前后讲道三次，讲道的内容大致有五个方面：
一、保养之道在于戒声、色、欲；二、帝王乃天人下凡，代天行道，有安缉百姓的使命，要善自珍重；三、山东、河北皆天下美地，得之者必为大国。大汗应学习金人初入中原时的经验，先立一个刘豫式的傀儡政权，待熟悉情况后再亲主之；四、治天下施仁政，当选贤任能；五、历述信道的好处，宣扬全真独得道之根本。显然，丘处机所论已大大超出了“修道”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汉地统治阶级的政治愿望。
成吉思汗没有接受刘豫式皇帝的建议，但对丘处机的忠顺及其他几点意见颇为欣赏，他令大家呼丘处机为“神仙”，集诸王子面谕“神仙”所言，把丘处机作为一个可靠的宗教领袖加以信用。不过，丘处机的说教对成吉思汗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尽管成吉思汗觉得神仙的说教有些道理，但即使是个人的清心寡欲他也做不到。在丘处机离别前夕，成吉思汗出猎从马上跌了下来，丘处机劝告说：
“天道好生。你年事已高，少出猎为宜，出猎坠马，是天的戒示。”成吉思汗说：“神仙说得对，但我们蒙古人自幼就习惯骑射，一下子改不了。”1223年，丘处机请准东归，成吉思汗允准全真教众可以免除赋税差役，可以招致流离失所的百姓。成吉思汗又任命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企图利用丘处机在广大道教徒中的威望来发展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雪山之行是全真道贵盛的起点。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得到种种宠遇，而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领导集团也竭尽心力，为蒙古汗廷效劳。
丘处机辞归，成吉思汗委派宣差阿里鲜等人护送，沿途官员将领争先恐后敬奉。1224年春，燕京行省遣使者持疏恳请丘处机住大天长观，这是全真道在金人治下不曾得到过的优遇。丘处机立即答应，进住燕京，此后，蒙古统治者对他的褒赏有增无减。若有使者赴行宫，成吉思汗必问：“神仙安否？”并曾经说：“只要是我的地盘，他都可以随便居住。”1224年夏，又遣人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住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佳。”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咸得不等人又施琼华岛为道观。1227年五月，有旨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令天下出家善人都隶属于丘处机，并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务交由丘处机全权处置。丘处机一生的事业至此达到顶点，大大超过了他的师傅与师兄弟。世人论全真，竟有以丘处机为全真祖师，而不知其师王重阳及其师兄马丹阳、谭长真等人者。当时四方尊礼者云集，“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就连旁门异户也无不归向。1227年夏，始展宏图的丘处机一病不起，凑巧的是，丘处机和成吉思汗在这年七月同月去世。
丘处机死后，弟子宋道安继主教事，但很快又让位给清和真人尹志平。尹志平掌教十年，1238年传位于李志常，但他仍参与主持教事，直至1251年去世。在此期间，大蒙古国的汗位几度更迭，全真道的势力虽有所起伏，但总的说来还是继续上升。李志常当年曾将丘处机西游的言行和见闻记述传世，着成《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游记写得简约而丰赡，文采斐然，涉及旅途中的山川道路、水土风气、衣服饮食、禽虫草木、人物事迹等，并且载录了丘处机在旅程中所作的许多诗篇、偈语和言行。它是一部中世纪游记名作，也是研究中古时代中亚史地和13世纪蒙元史事的重要典籍。
太宗窝阔台初即位时，全真道曾遇到一点挫折。1230年，就在尹志平隆重安葬丘处机后不久，有人诬告全真道，清和被执，经李志常等人奋力营救，事始解，诬告者是谁，史无明言，但从后来的释道之争及真大道之不满来看，不外出自其他教派对暴发户全真道的嫉恨。在这一紧要关头，当年力促丘处机西行的尹志平觉察到全真必须谨慎行事，力争继续得到汗廷的支持，他谆谆告诫全真徒们：“吾门之人，同得同失，一人进道，为教门之荣；一人作过，为教门之累，此尤（犹）不可不慎！”1232年，窝阔台南征还，尹志平迎见于顺天，窝阔台赐座论道。并且令皇后代祀香于长春宫，又赐道经一藏。这次晋见应是全真道史上继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之后第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促成了以后二十年全真道的继续昌盛。“自是，四方学者辐辏堂下，皈依参叩，徐徐而来，唯恐其后。”
1235年，全真道奉诏在和林修筑道院，其势力进入了蒙古汗廷的禁近。1238年，李志常嗣教后，选弟子樊志应充道录，让他张皇教基，供奉朝廷。此人在争取汗廷信任的工作中，成绩卓着。1250年前后，李志常及侍丘处机雪山之行的十八弟子光膺宝冠去帔，下至四方名德，也获得了紫衣师号的殊荣，改观为宫。
还有一个王志坦，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在1244年被李志常召为大度师，夏天，随志常北上。他用祈禳诃禁济人，并以医药和巫术取悦于皇室。长春宫还曾承诏教授弟子十八人，由丘处机的另一大弟子冯志亨主管，令其阅读《诗经》《论语》
《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后来都各有建树。这无论对于传播汉文化，还是对于扩展全真道的影响和势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全真道之所以能获得汗廷的恩宠，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条：
其一是协助抚平汉地。丘处机一行始回至云中，即派尹志平随蒙古宣差阿里鲜赴山东，招谕抵抗者。1236年，尹志平兴建陕西祖庭。当时陕右刚定，许多遗民仍然隐蔽山林，当他们听说大师到来，相率归附，尹志平将他们抚慰安置如故。当年，正值蒙古军队大举攻掠南宋统治下的四川，全真道则协助安定了蒙古军队的后方，不用兵刃，为汗廷立了大功，尹志平等人招谕汉地的方法不外乎宣扬“北方气运将回”；天命有归，人们应当安时处顺，“顺命者不诛”。降城而获免，这是汉地旧统治阶级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一项政治原则，而这一原则之得以实行，也还有全真道一功，这是全真道受到汗廷垂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是祈天永命。全真道辅佐新王朝的另一贡献则是道家传统的拿手好戏，即祭祀祈醮，代新王朝宣扬天命，收拢人心。成吉思汗在免除丘处机门人差役赋税的诏旨里，明确指出道士是“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岁”。这位马背上的英雄很懂得“神道”的政治作用。丘处机居燕数年，以近八十高龄之躯，曾亲为燕京地方长官作醮禳灾。还曾赴盘山主黄篆醮三昼夜，又数为祈雨醮。1236年，尹志平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并祈天承命。1238年，着名全真道士樊志应受命降御香于燕都师真纪堂，既为皇家祈福，又为自己增光。1246年，诏大醮于长春宫，全真道士纷纷预事。1251年，宪宗即位，“欲遵礼典，遍祭岳渎，遣中使李志常至阙下”。宪宗“亲信香”，手授李志常，“选近侍哈力丹为辅行”，“赐内府百金五千两以充其费”，赐李志常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李志常诚惶诚恐，遍祭五岳四渎，恭行醮事，其中岳衡山因当时尚在宋境，便“望祀之”，尽心竭力而归。昔日绕在金朝皇帝头上的神圣的灵光，如今被道士们转移到蒙古大汗的头上来了。
全真道不仅受到蒙古汗廷的优遇，而且与当时北方的大小军阀关系也极为密切。金元之际，北方山头林立，许多大小军阀各自割据一方，表面上归顺蒙古，实际上是土皇帝，在各自的统治地区中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大小军阀在不同程度上几乎都与全真道有一定关系，对全真道在各地的发展加以积极支持。如陕西五路总管田雄，与全真道关系甚密，顺天（今河北保定）军阀张柔戍兵亳州，“命官持疏”使全真道士修复并住持相传为老子祖庭的亳州太清宫，恭行祀事。
山东东平军阀严实降蒙古，仍以汉法治东平，也不忘借助于神道，“特敬”天倪子、提点道教张志伟。张志伟乃全真道士，后来受到元世祖赏识，赐名志纯。
在蒙古汗廷和各地军阀的支持下，全真道势力日盛。在当时的各种宗教教派之中，全真道取得了特殊的地位，超过了佛教以及道教的其他派别。它所举行的一系列宗教活动，就正是这种特殊地位的表现。
首先，为丘处机举行隆重的葬礼。易长春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日白去，“为葬事张本”。等到举行葬礼的时候，四面八方前来会集的道士和俗人达到一万多人，甚至官府不得不派兵维护秩序。葬毕，又有数千人要求入道，奉道之众复万余。
二是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全真道的祖庭——陕西周至重阳万寿宫、着名的山西永乐纯阳万寿宫、汴梁的朝元宫、北京的白云观等，都始建于这一阶段。宫观是道家组织联络的枢纽、宗都活动的中心，其数目与规模无疑是道家兴衰的标志。另一方面兼并了大量的寺观，迅速扩充了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