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去世后，遗留给乾隆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西南和西北问题，对此，他自己也曾说过：“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对于这次叛乱的平定，乾隆帝对此当然感到十分高兴，重赏有功官兵，厚赐银米，晋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领贵州巡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每年赏给养廉银1.5万两。但是，他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在积极着手进行更为艰巨的工作。
征剿苗变，固非易举，未必能稳操胜券，但是，以全国之力制一隅之地，遣派六省官军对付数万没有任何训练的苗民，只要调度有方，总还是能够办得到的。可是要治理苗疆，使其今后不发生或少发生变乱，则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大事，因而变得尤其艰难。雍正四年（1726年）起，为在苗区改土归流，用兵五六载，刚刚收兵，即遍设州县，委派官员，筹建兵营，征收赋税，台拱上下九股数百苗寨即于雍正十年起事，围攻大营，持续将近一年，才将其镇压下去，不久又发生了这次大的变乱。这两次苗变表明，清廷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才能真正稳定苗疆，减少动乱。
乾隆同时采取的另一重要政策是尊重苗民在当地的习俗。他在上述永除苗赋的圣谕中同时又讲道，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全然不同，因此规定，今后生苗疆中一切内部矛盾，都依照苗民自身惯例处理，没有必要依清朝廷官法进行处置。
至于生苗与汉族兵民及熟苗争执的案件，则属于文官应办者，归文臣办理，属武将处理的范围，则由武官办理，有关官员必须“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
乾隆帝实行的第三项重要政策是在苗疆地区实行屯田，但这一项不像免赋那样一谕定局，而是经过了许多曲折往复。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审阅总督张广泗陈奏的苗疆善后事宜时，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指出张总督奏请将“逆苗绝户田产”分给汉民领种的办法非常不妥，因为苗人秉性反复无常，现在虽然降服，但难保今后安定，若将“所有逆产招集汉民耕种”，万一苗变再起，汉民将受其害。因此，叛乱的苗寨中因为获罪不能耕种，而并入官府的耕地，可用来设屯军，令兵丁耕种，这样，无事可尽力务农，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就近即可抵御”，所收粮谷，“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内地的转运，且使苗疆驻兵有所增多而又能节省添兵的费用。乾隆帝令王大臣将他的这一圣谕转告张广泗。
有些大臣对乾隆这一做法不赞同。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奏称，于深山幽谷招募屯田，是“尽夺生苗衣食之地”，甚为不妥。可是，总督张广泗积极执行皇上谕旨，积极筹办屯田的各项事务。乾隆二年（1737年）八月二十九日，张广泗上奏：遵照圣意办理了苗疆事务，已将“叛苗绝户田产，安设屯军”，原来计算绝户田地，约可安屯军五六千户，现据各州县报告，清江县可安屯军2600余户，八寨可安八百余户，丹江900余户，古州、台拱、凯里、黄平、施秉、胜秉、清平等地可安六七千户，共计能设一万多户屯军，所以需设屯堡一百余处，这些地区都是形势险要之地，对保证苗疆长治久安，能起到万全作用。乾隆帝对此加以赞许，并经总理事务王大臣核议奏准，令张广泗照此方案办理。不料，云南总督尹继善来京见驾，乾隆向他询及苗疆事务，尹继善详细论述安设屯军的不妥。这可使皇上困惑了。这个尹继善，并非等闲之辈。其父尹泰，原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佐领，因受世宗雍正赏识，晋升至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继善亦被世宗宠信，历任署广东布政使、江苏巡抚、署河道总督、署两江总督、协办江宁将军、云贵总督，乾隆元年因贵州别设总督始专任云南总督。尹继善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指挥官兵平定了台拱苗变，雍正十二年（1734年）泰定新辟苗疆诸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发云南兵并征调湖广、广西兵策应，协助张广泗平定了古州苗变。这样一位长期担任封疆大吏而且亲自处理过苗民变乱的云南总督，建言屯田之不可设，其说服力是很强的。因此，乾隆帝于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十二日下谕，停止贵州古州苗田屯军。他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尹继善奏称“分布屯军之举，尚未妥协”。实际上，苗民不愿开设屯田，若将“逆苗”之田“收之于官”，则将招苗人反感，轻重缓急不可倒置，不能与经理苗疆之意不合。令即将此旨驰告张广泗，命其立即停办屯田。他又专降一旨谕古州等处苗民说：督臣奏请将“逆苗绝户叛产”分给屯军，考虑到此等“绝田”“未必尽系无主之产”“不忍以尔等自有之业，强令归官”，因此特颁谕旨，令经理大臣“停止屯军之事”。那些受到如此厚恩的苗民，一定会从此安分守法，成为天朝帝国的良民。
贵州总督张广泗接旨后，继续坚持要设立屯军，为此特地上奏疏力争，并以身家性命相保。乾隆帝阅过奏折经过再三考虑后，同意张的建议，降旨批示说：
“卿既熟悉苗情，又屡经筹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听卿料理。”在苗疆设立军屯之事又得以继续进行。
但是，争论并没有宣告结束，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特上长疏，力陈兴办屯田的危害。他的主要根据有二：首先苗人全靠“刀耕火种”，无其他营生之业，过去地亩宽余，才能世代繁衍，维持生活，如将田收归屯丁，则今后地少人多，必“不能仰事俯育”，致使苗人生怨。二为屯丁不能自耕，仍需招苗人耕佃，苗民“以世代田产，供他人之倍收”，又为兵丁佃户，“久之视同奴隶”，既没有赖以生存的田地，又要被人役使鞭笞，这样下去，他们活得不痛快，也就更加不怕死了，恐怕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复见矣”。乾隆帝阅读后，又犹豫不决起来，降旨批示说：“此奏识见甚正”，朕对于军屯一事亦不以为然，曾经在去年特地颁下谕旨命令停设军屯，但张广泗坚持要办，“伊系封疆大臣，又首尾承办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请，然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现在又看此奏，交军机大臣详议。不久谕令张广泗回奏。
尽管圣谕威严，同僚奏章又来势逼人，古州之变再生的警告，更容易让人心生胆怯，但张广泗仍坚持己见，于乾隆三年（1738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议奏，详言安设军屯是“实有必应如此办理之势”，并具体对鄂弥达提出的论据进行了辩驳，澄清了疑问。他强调指出，用来安设屯军之田，是“逆苗内之绝户田产”，其人户未绝者，田地仍归己有，并未没收入官开设屯田。屯军必须自耕，不准请人或雇佣佃户耕种。苗疆未垦之地甚多，即使以后“苗民生齿日繁，亦不至无以资生”。所设屯田，凡与苗田相邻者，皆已标明界址，防止屯军越界侵占苗地，并拟定章程，不许官兵欺压苗民。乾隆帝看后，最终决定设屯，批示说：“既经卿详悉敷陈，知道了”。至于何处安设屯军，何处仍系苗田，绘图进呈，“朕将览焉”。张广泗随即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稽察屯军，违规者依法严处，严禁典卖屯田，规定屯粮数额，上田一亩纳米一斗，中田八升，下田六升，每斗加鼠耗三合，屯军按期操练，各方面的问题，筹划十分详细具体，确属完全可行，苗疆安设屯军之事，终于顺利办成。
乾隆帝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下谕，下令慎重挑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廉静朴质的官吏，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就安分守法了。
名家回眸
乾隆帝在治理苗疆问题采取的几种措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偶尔还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武力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17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从来没有种植生产过，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官吏大力推广，劝种杂粮，今年获得了一定的产量。无论是军屯还是苗民的田地，早晚稻都获得了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对此，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说，对苗疆地区的迅速平乱是乾隆帝即位后的首个政绩，维护了中国边疆版图，巩固了民族国家的统一。
乾隆盛世的推动力——严惩四大贪案
惩治四大贪案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在这仅仅一个月内，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全部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杀，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绞刑，监候待决。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初七，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呈送了弹劾山西布政史萨哈谅的奏疏。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况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马上批示：萨哈谅着革职，其他各项条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的奏疏又来了。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喀尔钦着革职，“其败检淫逸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着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奏章后，心里非常气愤，于三月初八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强调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官员不该贪污。
乾隆帝并没有笼统地、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而是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说他对群臣一直都是“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这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赏赐，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立养廉银制度起，到乾隆下达此谕时，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四千两白银，约可购米四千石，如果按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
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高达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还可以年年购买田地，添置田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搜括民财，这些贪官真是有负圣上，愧对皇恩。
第二，要对贪官进行严厉的惩处。不重治贪官污吏，不仅百姓遭殃，受其盘剥勒索，国赋难以收齐，帑银库谷被其吞没，而且将使国法名存实亡，雍正帝十几年“旋转乾坤”、辛苦整顿吏治的成果荡然无存，到那时，法纪废弛，贪污盛行，后果将不堪设想。乾隆帝专门列举了俞鸿图的案例。俞鸿图是河南学政，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因为受贿营私罪被刑部议处斩立决。雍正帝降旨说：
“俞鸿图着即处斩。学政科场，乃国家与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抚与学政同在省会，应该非常了解学政的优劣行为，仅因“督抚有所请托分润”，故代学政隐瞒，嗣后如各省学政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弊，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第三，积弊需要清理。官官相护是清廷官场上的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倚势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听到一点风声，便互相通风报信，而且相互保密，彼此包庇；实在遇到紧急情况，难保身家性命之时，那些封疆大吏就找出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员做替死鬼，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着蟒袍，头戴乌纱帽，照旧做他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即使是奉旨来查的钦差大臣，也常因为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诱惑，或胆小怕事或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部侍郎杨嗣璟，不能故意替他们开脱罪名，否则性命难保；而且还强调，这还是皇帝私下访闻在先，巡抚参奏在后，令将巡抚喀尔吉善交刑部严肃处理，并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不然，将重惩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当今天子“并非无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来，尽力革除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过严之弊，主张宽厚行事，待臣以诚，优遇文武官员，不料萨哈谅、喀尔钦竟认为乾隆帝是无能可欺之辈，违法负恩，督抚又以为崇尚宽容，所以大肆包庇大的贪官污吏，取悦于众。因此他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斥责，表示决心要重惩作奸犯科之徒，革除互相包庇的积弊。
三月初九，即下谕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对九卿下达了一道长谕，进一步申述了惩贪尚廉之事。
乾隆帝将廉洁作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把洁身自好注重操守作为各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倡廉洁奉公，正身爱民，鄙视赃员，严惩贪官。
为处理萨哈谅、喀尔钦贪污案件，乾隆帝连续下谕。五月十七日，他下谕说：喀尔钦在任山西学政时贿卖文武生员之事，今经审查完全属实，萨哈谅于布政使任内滥行酷虐贪婪之处，亦已审实。朕对萨哈谅、喀尔钦如此器重，授为藩司学政，而二人不图报恩，却贿卖文武生员，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滥行酷虐贪婪，若不将二人“从重治罪，抄没家产，则国法无以伸，后人无以为戒”，着将二人家产严查充公。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门侍卫巴尔聘往山西将喀尔钦押解来京候审。
又隔了一天，五月十九日，钦差吏部右侍郎杨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