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朽”杜预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认为只要真正实现其中之一，即可垂名后世。而三者皆备，则更会流芳千载，但此非常人所能企及。
纵观历史长河，杜预可谓达到“三不朽”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而在其中，他尤以“立言”为着。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生于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222年）。祖父杜畿曾任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世代居官的家庭，对杜预深有影响。他博学多才，志向高远，尤精于社稷兴废之道。他常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然而，他的父亲杜恕与宣帝司马懿素不相能，后遭幽禁而死。此事影响到杜预，虽然他英才盖世，却也无由施展，故久不见用。
魏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死，司马昭辅政。他一直十分欣赏杜预的才能，因而将自己的妹妹高陆公主许与杜预为妻，并拜其为尚书郎，杜预的仕宦生涯从此开始。先袭封丰乐亭侯，又转为司马昭将军府参军。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镇西将军钟会率兵伐蜀，任命杜预为长史。次年，钟会与当地守将密谋叛魏，但又与之心存嫌隙，机泄被司马炎杀。他的幕僚及辅佐人员也大都被杀，唯有杜预凭着自己的智谋得以逃脱。回到京都后，他奉诏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律令。后来任官河南尹时，又作《律序》、《奏上律令注解》，进一步完善了已经诏颁实行的律令体系。
杜预谋事深远，料事如神，朝野上下对他都很敬佩。当时匈奴统帅刘猛率兵谋反，很快占领了荆州以西及河东、平阳等地。晋国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内的弊端因此得以暴露。晋武帝以此事为鉴，诏令杜预进献治国方略。“预乃奏立籍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这些建议对治国安邦大有益处，因此皆为武帝所纳，颁令施行。
杜预不仅在法律、政治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在天文、历法上亦颇有建树。当时使用的历法与天时有差别，杜预便推演出《二元乾度历》，使与日月运行的规律相吻合，因而被推行。杜预居官多为民着想。他看到黄河上的孟津渡口过于险要，而又随时都有覆没之患，就设想在富平津处建座河桥。很多人都认为富平津所在地为殷、周的都城，历代圣贤都不曾在此建桥，这其中定有原因。杜预引《诗经·大雅·大明》说：“‘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大桥建成了，武帝率文武百官在桥边举行庆祝宴会，武帝端起酒杯对杜预说：“非君，此桥不立也。”武帝咸宁四年（278年）秋，国内多处地方连绵大雨，雨后蝗虫并起，致使农桑严重受损。杜预又多次上疏，力陈农要，赈灾救民。从武帝泰始七年（271年）至咸宁四年（278年）的七年中，杜预在朝内任职，“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上下，为之折服。故人们送他“杜武库”的雅号，意为胸有万机，无所不能。
时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他曾向武帝提出过伐吴的具体作战计划，武帝大为赞同。是年羊祜病重，临终前举杜预以自代。羊祜死后，为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循吏、文武全济的英才，襄阳百姓在羊祜生前游憩之地岘山为他建庙立碑，每到祭祀之日，人们无不望碑流涕，杜预因此将此碑取名为“堕泪碑”。
羊祜去世后，武帝任杜预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伐吴的时机日益成熟，但朝中的贾充、荀勖等人极力阻挠。杜预于是上《陈伐吴疏》，力陈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分析了东吴的形势：“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然后他又指出，武帝偏听错误意见，必然会“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接着以诚恳的语言指出：“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不久，杜预再次上表，以利害相较，武帝终于批准了进军计划。
伐吴战役开始后，杜预自襄阳向江陵进军，一日之内，连克数座城池，威慑敌胆。杜预作战善用计谋，当时军中流传歌谣称赞杜预：“以计代战一当万。”
他指挥军队直接深入到东吴腹地，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过州郡望风归命。对于投降者，他善而待之，因而深得吴地民心。对于受自己节制的将士，他鼓励他们随机应变，大胆行事，以建立旷世奇功。龙骧将军王溶就是在杜预的鼓励下，没有拘泥于原来的作战部署，乘胜直取建业而建立不世之功的。
平吴之战又一次充分展示了杜预过人的军事才能。以其功高，平吴后晋武帝进封他为当阳县侯。杜预为官，深谋远虑，居安思危。三国虽然一统于晋，但杜预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经常练兵，并亲自讲武。他很重视教育，每到一地任职，首先要兴建学校，使民众怀德受化。他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发展农桑。这一系列做法，使公私同利，受到朝野上下一致称颂。尤其是平民百姓，对他爱戴有加，推崇备至。故人们亲切地尊他为“杜父”。
杜预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他虽然说“德不可企及”，但他在“立功”的同时，已经“立德”，“杜父”之称即为明证。“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开始“立言”。他对《左传》有特殊的爱好，于是进行深入研究。他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此话被武帝听说后，就问他有何癖。杜预说：“臣有《左传》癖。”杜预所言并非虚辞，他为研究《左传》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着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盟会图》等书，备成一家之学。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在汉代，为《左传》作注者就已很多，如前汉张苞、贾谊、刘歆，后汉郑众、贾逵、马融等。他们的注文至晋世已是残存不齐，而且“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默然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鉴于此，杜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同上）。
杜预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不受家法约束，广采众说，自立体例，另出新意。原来“经”、“传”分别并行，杜预将其按年代相配合，视“经”
为史，互相印证，纠正了《春秋》中的不少错误。《春秋》为孔子“正名分”之作，杜预将其释为周公遗制，而孔子加以发挥，用以匡正时弊，这样就将周公置于孔子之上，周孔之说断定。杜预作注，并没有一味袒护君权，也常为属臣辩解。如“祝聃射王中肩”，杜预注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左传·桓公五年》）又如“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杜预注云：“称君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左传·宣公四年》）杜预的注涉及春秋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又融以自己的见解，可谓精密完备，体大思精。唐贞观中，国子博士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其中《左传》独取杜注为之疏，而成《春秋左传正义》。杜注与孔疏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是解读《左传》所不可或缺的。
武帝太康五年（284年），杜预被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岁。子孙按其生前《遗令》，将其薄葬。杜预去世，武帝痛悼不已，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钟嵘《诗品》将其与王济等并列下品，然而他的诗现在都佚失了。
杜预一生，追求不朽。立德立功，后世景仰。其于立言，泽被千秋。
“《左传》之有杜元凯，六经之孔孟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此言信矣。
人之行，莫大于孝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二年（224年）。祖父李光，东汉曾为朱提（郡治在今云南昭通）太守，父早亡。四岁时，母亲何氏为舅父所逼，被迫改嫁。李密虽幼，恋母情深，以致成疾。祖母刘氏，念其孤弱，遂躬亲抚养，祖孙相依为命，感情日深。祖母抚养李密，尽心竭力；李密孝事祖母，知寒知暖。年幼的李密渐渐以孝闻名乡里。祖母有疾，李密侍立于侧，常常在哭泣中睡去，从未解衣安然入睡过。祖母饮膳汤药，李密必先尝冷热，然后侍进。李密敏而好学，一俟闲暇则诵读诗书，勤学不辍，废寝忘食。
后主刘禅延熙八年（245年）前后，二十岁左右的李密拜于谯周门下，从师治经。谯周为益州名士，精通六经，尤善书礼，开馆授徒，门庭若市，门人将其比为子游、子夏。时任劝学从事，总理一州之学。谯周耽古，治《尚书》，修古史，对李密影响很大。他“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机警辩捷，辞义响起”（《华阳国志后贤志》）。后主刘禅延熙末年（257年），李密初入仕途，仕蜀为尚书郎。两年后，转任蜀汉大将军姜维主簿。后主景耀四年（261年），李密迁太子洗马，曾数次奉使骋吴，皆不辱使命。在吴期间，吴景帝孙休曾问他：“蜀马有多少？”李密回答：“官用有余，民间自足。”吴主与东吴群臣泛论道义，谓宁为人弟。李密说：“愿为人兄。”吴主问：“何以为兄？”李密说：“为兄供养之日长。”吴主与东吴群臣对他大加赞赏。
后主炎兴元年（263年），魏征西大将军邓艾率军伐蜀，刘禅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意见，向邓艾军投降，蜀亡。邓艾早就耳闻李密才名，由是辟其为主簿。
书招数番，欲与相见，李密皆以祖母年高为由辞之，此后居家专心侍奉祖母。
魏晋易祚之后，官吏的选拔有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两种方式。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化严重，而察举制仍不失为一般士人入仕的途径。被察举的孝廉或秀才首先要有高尚的德行，然后才能试经或对策授予官职。而评价德行的最佳标准就是是否尽孝。李密早就以孝闻名，又有才辩，可谓德才兼备，时人颇多嘉许。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二年（266年）起，他连续三次被举或征召：太守逵（姓不详）举其为孝廉，刺史童策举其为秀才，朝廷直接诏拜郎中，但三次皆以祖母年事已高，无人奉养，不应。
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李密又被诏征为太子洗马。他仍因祖母需奉养，遂不应命，并上表晋武帝陈述自己的苦衷，这就是名重千载的《陈情表》。
他在表中详细陈述了自己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的生活处境，说明了暂时不能应诏出仕的原因。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陈情表》从结构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叙述自己幼年不幸的遭遇、祖母刘氏的现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幼年失怙，母又改嫁，是祖母刘氏“悯臣孤弱，躬亲抚养”，将自己养大成人。“若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的养育之恩可谓大矣。然而现在祖母已近垂暮，且“夙婴疾病，常在床蓐”，需人照料。而自己“既无叔伯，终鲜兄弟”，“茕茕独立，形影相吊”。除自己，再无人照料祖母。此部分将祖孙二人深厚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悲切感人，读之欲涕。极写身世之孤苦，祖母之恩重，为下文蓄势张本，虽无一语道及辞诏，但其意已显，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第二部分，作者笔锋陡转，言适逢明世，浸受清明教化之熏陶。举孝廉、荐秀才、除郎中、拜洗马，荣蒙国恩，虽殒首无以回报，自己也想“奉诏奔驰”，为国效力。可是眼下祖母刘氏病情日笃，如之奈何？自己进入了两难境地。此部分陈情巧妙：先感浩荡皇恩，以免武帝形成不识时务、有忤王命的印象。后叙其苦衷，曲折委婉地道出自己不能应诏的原因。
第三部分，李密一开始就将晋武帝一贯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纲领提出来，并再次申明自己非不愿为官，也非自命不凡，而是祖母刘氏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自己应尽孝侍养，“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之理武帝自然知晓。这样，李密将自己一人之尽孝与武帝以孝而治天下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无形中给武帝出了一道难题。如此一来，武帝恐怕再也难以拒绝他的辞诏要求了。
第四部分，李密将陈情再推进一步，表明自己孝奉祖母安度余年之后，当以结草相报，尽孝尽忠可得两全。
此表胜在一个“情”字。祖孙情深，贯注字里行间，反复陈说，语气恳切。
《古文观止》评曰：“历叙情事，俱从天真写出，无一字虚言驾饰。……至性之言，自尔悲恻动人。”在结构上，逻辑严密，层层推进，祖孙之情，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正因如此，胡应麟将其与《酒德颂》、《桃花源记》等并称为“第一文章”，殊不为过。晋武帝览后，叹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召，准其所求，并且赏赐奴婢二人，令所属郡县予以资给，以示嘉奖。
祖母刘氏终后，李密尽哀守丧。武帝泰始末年（274年），守孝期满。武帝复征其为太子洗马，赴洛阳上任。某日，与中书令张华对谈，张华问之：“安乐公（刘禅）何如？”李密说：“可次齐桓。”张华问其故，李密解释说：“齐桓得管仲而成霸业，用竖刁而致亡国。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由此可知，他们的成败是相同的。”张华又问：“孔明言教为何烦碎？”李密说：
“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约。《大诰》与凡人言，宜烦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故言教烦碎。”张华大加赞赏。
武帝咸宁四年（278年），李密由太子洗马迁温县（故治在今河南温县）令。在任期间，敷德陈教，政化清明。是时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诸县盗贼猖獗，独不敢接近温县。而县内的贵族豪绅，皆惮其公直，亦不敢胡作非为。有一从事，李密甚憎之，尝在与他人信中写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事将此事告知司隶。司隶以李密在县清慎，未予弹劾。
“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塞山怀古》）此为唐诗人刘禹锡对西晋大将军王溶的赞颂。王溶在平吴中功勋卓着，但却受王浑等人辖制，朝廷奖赏亦十分微薄。时人多为之不平。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李密与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等并上表武帝，为王溶讼屈。武帝果纳其建议，重封王溶为镇江大将军，加散骑常侍。
李密才能兼具，故常希望转至内宫为官。时荀勖、张华皆位高权重，不知缘何，李密为二人所排挤，故朝廷并未加以擢引。武帝太康八年（287年）左迁其为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太守，诸王多以为屈，李密自己更是心怀怨愤。武帝特赐饯东堂，又诏令李密即席赋诗。诗末章为：“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大怒，于是都官从事上表，罢免李密官职。李密仕宦生涯从此结束，不久卒于家中，时年六十四岁。
李密一生，为官不显，政无大成，但《陈情表》孤篇横绝，已足以使其卓立古今文苑，名列大家之林。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这是刘勰对太康文学的中肯评价。文学发展到西晋以后，便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注重形式的华美而缺乏现实的内容。标志着这种文风转变的诗人，当属傅玄和张华。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曾以牧羊为生。自小学业优博，才多识广，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乡人刘放奇其才，以女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