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祖”——何晏
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是魏晋时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清谈之风肇始于汉末清议，大兴于魏晋，余绪延及六朝。其间善谈的名士层出不穷，而真正称得上开一代清谈之风的，当推被誉为“清谈之祖”的“傅粉何郎”——何晏。
何晏出身名门，兼富贵公子。后娶魏金乡公主为妻，岳母为魏沛王太妃，即魏武帝杜夫人。曹丕在位期间他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官职，这可能是在宫中时即被曹丕所憎的缘故吧。曹丕即位后，一改乃父崇尚的刑名法术，转而效颦汉初的黄老之治，使中原士人轻五经而重《老子》。何晏自幼喜好老庄，又顺应潮流，得以精心研习老庄思想，步入名士之列。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他仍为冗官，闲散在家。
受东汉以来人物品评之风的影响，名士们希望一见面就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因此，何晏十分重视仪容的修饰。《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同书注引《魏略》也说：“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何郎”即由此而来。这种优雅的风度，是名士追求人格美的外在显现。此风在两晋南北朝时更盛，成为名士风度的一种追求。
汉末，政教松弛，清议盛行，内容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纪》卷二二）为主。汉魏禅代，文帝以九品中正制施政，致使天下无复清议。其实，“党锢之祸”以后，士人对于侧重政治的清议就望而却步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物的品评。尤其是曹丕的黄老之治，更使老庄之学自然地纳入品评的范畴。至明帝太和初，人物品评已明显呈现出玄谈的色彩，真正意义上的清谈日趋形成。
与何晏相比，傅嘏、荀粲、裴徽成名稍早。其言已露出玄谈端倪。何晏与夏侯玄等友善，夏侯玄又与荀粲友善，于是出现了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与傅嘏交友之事，虽然荀粲从中说合，但因所尚分歧过大，何晏等终未能与傅嘏亲近。
但是，何晏、夏侯玄、荀粲等人的结交与谈论，在太和之初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夏侯玄、荀粲等既为论友，他们清谈的内容应当基本相同，即已近后来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标准，他们共同筹划了魏晋之际的第一次清谈高潮。
何晏才情俊朗，又是皇室姻亲，在名士中享有崇高声誉。大将军曹真之子曹爽、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中书令邓飏等皆与之关系甚洽。他们不再恪守儒家礼教，纵谈老庄，相互标榜，成为早期的玄学家。明帝尚儒，面对经学废绝，士子浮华不务的状况，于太和四年（230年）曾下反“浮华”诏书，未见成效。太和六年，司徒董昭又上奏议，建议以法制之，帝从其议。于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十五人，以“浮华”之名，皆被罢黜。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浮华案”。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死，齐王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受嘱辅政。
次年改年号为“正始”。曹爽辅政后，素与亲善的何晏、夏侯玄、丁谧等浮华友，得以翻身，皆被引擢以为心腹。何晏以才能被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不久又擢升为吏部尚书，典选举。“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晋书·傅咸传》）作为敌对的傅氏成员，傅咸作如是评论，可见何晏任官选举，是颇有政绩的。
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何晏逐渐成为执清谈界之牛耳者。每每聚会，口若悬河，驰骋辩才，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八引《何晏别传》，记载了何晏在大规模清谈活动中作为“谈宗”的风采：“曹爽常大集名德，长幼莫不预会，乃欲论道，曹羲乃叹曰：‘妙哉平叔论道，尽其理矣！’
既而清谈雅论，辩难纷纭，不觉诸生在坐。”何晏不仅是每次清谈的主辩，也是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主持者。“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以为客主数番，皆一坐不及。”
（《世说新语·文学》）年少的王弼也在何晏组织的清谈活动中脱颖而出，与何晏接踵成为清谈盟主。他们共同掀起了魏晋第二次清谈高潮。
从内容上讲，明帝期间何晏等人的清谈以老庄为主。至正始间，已有明显的糅合儒家经义的倾向，而这种杂糅也是先自何晏开始。“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司马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深”、“几”、“神”皆出自《周易·系辞》，何晏援引儒家经典之语入清谈之中，显然表明已是“三玄”兼顾了。它标志着玄学清谈已经初步形成。
何晏为一代谈宗，也是魏晋服食之风的首创者。“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世说新语》注引《魏略》）何晏自己亦明言：“服五食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同上）看来，五石散的确有近似鸦片一样的功效。
至正始八年，玄学清谈达到了空前成熟与高度兴盛。《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成为玄学清谈的内容和依据，“三玄”体系趋于完备。除何晏、王弼、裴徽等外，又有管辂、赵孔曜等继起。何晏仍然领袖群伦。他们以理会友，景慕相从，掀起了第三次清谈高潮。
正始八年，司马懿称疾不预政事，暗地里却在谋划夺权。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六，乘曹爽与齐王曹芳等往高平陵扫墓之机，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杀曹爽兄弟。何晏、丁谧、毕轨等亦以谋反之罪被杀，诛及三族。一代清谈大师何晏就这样成为权力角斗场中的牺牲品。
何晏的哲学着述以《道论》、《德论》及《论语集解》最为重要。“二论”已佚，只在张湛《列子注》中存有若干片断。《论语集解》被以后的历代帝王钦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解。他的思想有儒道兼容的倾向，但以“贵无”为主，认为天地万物皆恃无以生，由无以成。何晏亦善诗赋，今见《拟古》诗一首：“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患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
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存《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抒写忧生之患，“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钟嵘《诗品》）。《景福殿赋》描绘宫殿建筑，文辞典丽，载于《文选》。
何晏被后人誉为“清谈之祖”，其清谈之论理论化后，成为正始玄学的重要成分。对于其思想，后人虽多有非议，但丝毫不能动摇他作为正始间最重要的玄学家的地位。
颓堕的抗争
阮籍（210-263），字嗣宗，为阮瑀之子。他早年曾为大官僚蒋济、曹爽所辟举，但都不久即称病辞去。后来司马氏父子兄弟相继执政期间，他常在低微的僚佐职位。他为了爱好东平的风土，而去做了十天的东平相。又为羡慕步兵营厨中有美酒而一度做过步兵校尉，所以后世常依他做过的官职称他为阮步兵。
《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战场，而叹息着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道：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从这些可以看出，阮籍原是怀有事业宏愿的，但因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危险，便把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而以酣饮来应付一切。司马昭向他求亲，钟会阴谋从他的谈论中找寻陷害他的借口，都被他以沉醉挡回去。他从不在口头上批评别人的是非，司马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谨慎。
他虽然在口头上极力隐讳，不给仇视者以可乘之隙，但却在行为上以看来似乎消极的颓堕方式，给统治者所提倡的虚伪礼教以有力的冲击。他在母亲死时仍旧饮酒食肉，嫂嫂要归宁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都是与封建礼教绝不相容的。有人讥诮他不合礼，他说：“礼岂为我辈设！”他常以白眼对待一班礼俗之士，以致为礼法之辈的何曾所仇视，主张把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由此可见他的这种行为在统治集团中所得到的反应效果。究竟阮籍果真要推翻儒家所主张的封建秩序吗？
从他在其《乐论》中所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可知他所反对的，乃是当时统治者作为幌子的虚伪礼教，而不是真正儒家所主张的教化原则。所以尽管他自己行为上那样放荡，当他的儿子阮浑也要仿效他时，他说：“仲容（阮籍的侄儿阮咸字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后来戴逵的《放达论》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确是理解阮籍等人放纵的意义的。
但是，阮籍对于当时世俗的愤嫉情绪，终未含默不言，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假托老庄之意，对封建制度的虚伪和罪恶，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尽情的鞭挞：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趋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在这段文章里，他对于原始社会那种淳朴风格之向往，现在看来是历史所不许可的开倒车的空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既不满于现实，而又找不着合理的前进道路，于是思想很自然地回到传说中的上古之世。这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却表现了作者向往淳朴社会的愿望。在这里作者所揭露的，封建统治者以彻底的虚伪性制造一套封建礼制的目的及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深刻的。他们为了自私目的而制造出的一套礼法，就是祸害天下的乱源。这虽是庄子的旧谈，作者却于此作了透辟的阐发和入微的心理刻画，从而表示他对于礼法的深恶痛绝，也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礼法的阶级本质。从阮籍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精神，即可证明他的放纵行为的意义。他之崇尚老庄，正发挥了老庄思想精神的积极的一面，即是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和反抗，不同于后来许多庸俗辈之以老庄为腐化生活的粉饰，而是“有疾而为颦”的。
阮籍的诗作，五言诗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另外尚有四言的《咏怀诗》三首，及《大人先生传》中的《采薪者歌》（杂言）、《大人先生歌》（楚辞体）各一首。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咏怀》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诗是阮籍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它们并非一时的作品，而是作者随感的辑录。整个《咏怀》诗的思想感情，大多是对于人生的忧虑及对时世的讽刺，而这一切乃是通过各类的生活内容多方面地表达出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使读者感到难于捉摸，正如钟嵘《诗品》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如结合当时的政局和他的处境仔细探索，是可以意识到他所寓托的思想感情的，而他寓托在许多诗篇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又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
《咏怀》诗的第一首是整个八十二首的序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这首诗中，诗人给我们显示了他自己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忧郁形象。他大量的咏怀诗篇，即是他的深刻忧郁情绪的宛转曲折的吐露，如下面许多首所描写的：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砜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贯注在这些诗篇里的中心情绪，乃是对于人世祸患的忧惧。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使他感到人生道途之多危机而难于自处，于是对于人世荣华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而一班冒犯危祸以追求宠禄者，在他看来是极可悲悯的，倒不如布衣之人安然无患。这些诗篇里，即交织着他的这种复杂深切的思想情绪，但他对于现实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有时也思有所作为，可是感到孤掌难鸣，只有默然自甘憔悴，如下诗所抒写的：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
何焯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嘉平六年的政局，这年九月司马师废掉了皇帝曹芳，这是曹魏王朝极端严重的事件。诗中“绿水扬洪波”四句，以比兴的手法，形象地烘染出当时急剧紧张的政治气氛。诗人以忠于曹魏王朝的心情，面对这样严重的政治局势，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消极隐忍，但又不甘心，于是“咏言着斯章”，以表白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诗人身处当时那样的政局下，既不甘心，又无能为力，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常常只想高举远行以自超脱。尽管他的思想感情如此浪漫，但他仍是生活在他所畏惧的现实中，而人生祸患常是笼罩着他，使他常陷于进退维谷而无以自解的矛盾中：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在这首诗中，就是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反复零乱地交织着，深感无处自处的。这一切的思想感情，虽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产生，也是从历史上许多人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其普遍意义，而具有激动读者心情的巨大力量。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白，阮籍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之所以产生，即由于他抱有不甘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不然，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