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闲两年之后，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也更能从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盘的农民是怎么过年的。他开车从县城出发，往棋盘乡去。一路上，他看到农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三两两，背着行李，结伴出去打工。不管是拖拉机、客车还是货车，只要是往南方向的，一律试着拦下来搭乘。就像装货物一样，直挤到车上没有一点空隙了，才驱车离开。
李昌平和他们聊天。一个农民告诉他，种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里没剩下多少了。种粮食实在不划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还能混几个钱。另一个青年农民干脆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了，我们不出去，没有活路。
这些话，锥子似的扎着李昌平的心。他是农民的儿子，太知道“农民”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生长在这一片土地，太清楚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与苦难。更加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干部在路上拦截这些农民外出，要他们交了钱再走。村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走了，谁来种地？上级下达的交粮交款任务找谁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但又迟疑了。1993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县里的经济规划思路提出不同意见。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领导。县委的主要领导将他视为另类。他虽多次登门做“深刻检讨”，却得不到原谅。再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县领导乃至市领导也都是知道的。给他们写信有什么用？
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终，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他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总理”两个字的时候，眼泪打湿了他的眼眶。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
李昌平在信里反映了当地农村的几大问题：
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严重；负担如“泰山”，还要年年增加；乡村债台如“珠峰”，基层政府难以运转；财政供养的干部多如“蝗虫”，农民受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交费的枷锁；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对上级撒谎成风。
李昌平还说：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写完了，李昌平还没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把这封信发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假如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对于他来说，是福是祸是很难说的。
他考虑了一下，自己有没有“说实话”的资格——有没有贪污腐败？有没有安排亲戚吃财政饭？他有底线。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若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个大棒砸下来，他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须为他们负责。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他李昌平是清白的。既然在经济上是清白的，那么在政治上讲几句实话，他相信自己不会坐牢。只要不坐牢，他什么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终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在工作会议上下达了2000年的财政指标，他所在的棋盘乡农民人均负担又要增加200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会上红着脸把“工作经验”吹了一通牛皮之后受到了表扬，但在小会讨论揭露问题却被县委书记指责为“不讲正气”。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妻子看完信流了泪。她没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动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李昌平的呼吁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3月中旬，朱镕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并派出农业部的同志组成调查组到棋盘乡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决定，派出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监利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省市县工作组在监利县待了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导湖北全省的“监利经验”。然而这只是纸面的经验。实际上，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可谁都知道农民负担重，谁都不愿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的负担，干部的利益和特权怎么办？一般乡镇的千万元以上的欠债怎么办？
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裁减人员。可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有权力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吃皇粮”的人。让他们来裁减他们安排的人员，他们能去下手吗？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独的岁月。监利电视台没有了他的镜头，《监利报》用“棋盘乡领导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县里开会，他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散会后，他不得不最后一个离场。碰到官场的朋友，他不得不视而不见。他接触到的省市县几十个领导干部中，省长蒋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说真话有勇气的领导。
李昌平四面楚歌，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监利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约李昌平谈话，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意见：监利县很不稳定，李昌平是不稳定的中心；以后再有意见，尽量在党内说，不要让媒体介入；如果李昌平觉得在监利县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调到别处，另行安排工作。
听说自己成了监利县的不稳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动，但他马上就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抗争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想到了离开，并且去意已决。
9月16日，李昌平从乡政府出发，直奔县城。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他把汽车停在长江边上，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大放悲声。他想让泪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独和深深的悲凉。晚上，他把一纸辞职书交到了县委领导手上。
就这样，从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经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以他远走他乡而结束。
“三农”问题的解决
被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批示之后，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成为国家制定有关“三农”问题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电话和信函。此后，“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央还连续几年发布了多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黄建发
黄建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邮递员。这只特区“鸿雁”，数十年如一日，冒严寒、顶酷暑，挎着绿色的邮包，骑着绿色的邮政车，跨过一道道马路，穿越一条条小巷，投递处理各类邮件1000多万件，行程达20多万公里。自1987年以来，他除完成质量检查任务外，凭着对厦门的熟悉和热情，救活各类“死信”、“瞎信”约2500封，其中有台胞寻找大陆亲人的来信346封，从而沟通了一些离散几十年的亲人们的联系，也将一些因地址误写的重要信函准确地投递到正焦急苦盼的收件人手中，从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动人故事。
心灵深处的震撼
1958年，黄建发进入思明公社邮电所当邮递员。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质朴、热情，只觉得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送信，下午2点多下班回家，日日如此，平平凡凡，也没有觉得对邮递工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有一天，一位老邮递员意味深长地向他说起了一个凄凉的故事，才使他心灵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某年在一所高校，有一对相恋了3年却又未捅破永结连理这最后一张薄纸的大学生，在毕业分配的前夕，男的响应政府的号召到新疆支边，女的因工作需要到一座南方城市。临别前夜，双方还一再相约，到工作单位报到后立即写信联络。
男方一到单位报到后立即如约写信，可是邮递员每次都误投到另一家名称极其相似的公司。时间一久，女方暗暗猜想，说不定男友去了新疆之后，耐不住寂寞，又有了新的女友。男方远在边塞，新来乍到，工作与生活都较为单调与艰苦；急需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慰藉，可一封封信发出，却杳如黄鹤，不见回音，便以为学生时代的浪漫早已为工作后的现实所替代，肯定是女友见自己身在边塞、环境艰苦而变心。于是，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似风筝断了线，失去了联系。数年之后，男的出差到了这座城市，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相叙，才得知误会的原因。可此时，女友早为人妇，已无法再续前缘了。双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听老邮递员讲完这个凄凉的故事，黄建发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手中的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信件虽轻，但一旦出了差错，却可能导致情人分手，骨肉分离，甚至误人前程。此后，黄建发才真正从心底里真挚地爱上了这一行。
练就一身“活地图”
爱上这一行，就必须干好这一行。而干好这一行的关键，就必须对厦门各大街小巷的门牌地址了如指掌。黄建发此后开始自觉地苦练基本功。平时出外投递，他格外留神一些比较偏僻的小巷或门牌编号不够规范的地址，回家之后，抽空反复背记。有时为了核实一个小小的地名，他还在工作完成之后，特地骑车去实地查证。纵横交错的大街、拐弯抹角的小巷，到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把一些同音的单位，一些容易混淆的路分类、分片记忆。“文革”期间，厦门很多路名、街名改成带有政治色彩而又很不科学的名称。“文革”结束后，又逐步恢复原有路名、街名。厦门被中央定为特区后，新单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特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旧街拆迁，路名、门牌编号的多次更改，新旧路名交替，所有这些给投递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黄建发格外注意报纸、电视有关迁址通知，新区设立启事等，并认真整理积累新旧路名更改变迁的资料，建立了一本厚厚的“资料库”，上面分门别类，条理清楚地记着：电子、建筑、机关单位、宾馆、酒家……还有邮政信箱登记等。他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投递工作中去，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终于赢得了厦门市区“活地图”的美称。在1988年厦门市举行的百家窗口竞赛授奖大会上，他上台表演，人们问他某地名位于市区何处，总共问了一百多个，不少是非常生僻的，有一些甚至是刚设立不久的，他都脱口而出，对答如流，无一错误，因而赢得了满场的掌声。
一篓篓幸福的收获
对厦门地名熟稔于心，黄建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时代的际遇也为他发挥特别作用带来了机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海峡两岸相互隔绝了数十年，造成骨肉分离、音讯全无；国际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国内“左”的政治气候，也使不少人畏惧“海外关系”的名声，因而与海外亲人失去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国门打开，海外关系得以正名。特别是台湾当局被迫放宽台胞赴大陆探亲以后，台湾等海外寻找大陆亲友的信件越来越多，而这些来信，很多是按新中国成立前的旧门牌地址寄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数十年，由于地名的更替、住户的搬迁、人员的亡故，给这些信件的投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死信”、“瞎信”，黄建发以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凭借人称“活地图”的工作基础，急人之急，救活了一封又一封的“死信”、“瞎信”，沟通了这些失散几十年亲人的联系，从而也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故事：
破译“408”。有一封从香港“红十字”会转来的台胞寻亲信，写着收件人的地址是：厦门408路107号某某收。拿着这封信，在厦门土生土长、人称“活地图”的黄建发蒙了，从来也没听说过厦门有一条408路呀！按照例行规定，这样的信完全可以退回原处，但寄件人的地址只写着“内详”二字，退都无处退。想到寄信人盼望找到亲人的迫切心情，瞧着这明显错误的地址，黄建发无奈之下只好将信压着，但心里却怎么也放不下。走路时，他嘴里在叨念着“408路”；晚上睡觉前，脑海里常常浮现着“408路”，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天，也许是心诚则灵，他猛然醒悟地想，“408路”会不会是闽南话思明北路的谐音呢？第二天一早，黄建发就直奔思明北路107号而去，真的就找到了收件人。原来寄信人年少离厦赴台，朦胧中只记得长辈们这样说，才写下了这一封密电码一般的寻亲信。看到收件人收到失散数十年亲人的信件的激动心情，黄建发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持续追踪。有一封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经转的台湾来信，信封上写着：中国厦门同安路9号×××先生转×××女士收。照址投递，没有找到收信人。黄建发知道这又是一封台湾同胞寻找大陆亲人的来信，就到有关部门寻找收信人的线索。没几天，又一封与这封信地址完全相同的信件再经美国转来，并在信封背后醒目地写着：“如收信人他迁，烦请改寄漳州市大沙查交×××夫妇转告主祷。”黄建发将两封信件一并转去漳州市邮电局。但几天后，这两封信却被退了回来，批条上写着“试投厦门大友路×××、×××。可是厦门市并无“大友路”，另添两个人的名字又是谁呢？按规定，这样无法投递的信件可作退回处理，可黄建发想到台湾同胞寻亲迫切才连发两信，决定继续寻找线索。厦门市有大中路、大同路等，他先到大中路查询，没有。一天，他追寻到大同路256号，当年的老房东说，“解放初这里住过一位名叫××的店员，老婆、丈母娘都姓×”。老房东回忆的人名和姓与试投收信人相符，可是这家人后来迁居到中山公园一带居住。黄建发又到公园东路与公园附近的复兴路一带查询。可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没有人知道，估计这户人家后来又搬走了。怎么办呢？此时黄建发为这两封信已记不得跑了多少路，叩开了多少家的门，问了多少人了！论理，对寄件人也算是仁至义尽，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件了。可黄建发并不罢休，由于业务熟，记性好，他依稀记得10多年前在开平路上段有个与收信人姓名相同的中年妇女订过一份杂志，就决定再去试一试。可到那里一问，这位妇女已于数年前搬到厦禾路了。在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傍晚，他冒雨找到厦禾路，这封放在邮袋已3个月的信件，由于一个普通邮递员的恒心，终于准确地投到收件人的手中，使隔绝了30多年的亲人重新沟通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