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活到120岁”。1988年，有一封从海外寄来、投递地址为“厦门五厝巷许玉英、许阿凤、陈温宫、温宫嫂收”的信，信封上还写着“已故的陈明煌家属均可”，信封的背面再特别注明“兹因46年来未曾联络，尚祈望同乡亲友代为查访，非常感谢，若为查访需要，此信可拆阅”，署名为许木耳。但厦门没有“五厝巷”这个地名，黄建发凭着自己业务功底，猜想可能是“吴厝巷”，因闽南话“五”与“吴”谐音。吴厝巷是一条偏僻小巷，黄建发抽个下班时间赶到那里，但从巷头问到巷尾，都找不到收信人。正在犯难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突然想起，在吴厝巷拐过去的靖山路15号，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叫“允恭嫂”。虽然名字不同，黄建发还是带着一丝希望找到了这位老阿婆。起初这位允恭嫂也一直表示不是收信人，但黄建发还是耐心地将信件背面的说明请她仔细看一看，当允恭嫂看到“许木耳”3个字时，激动得两手直颤。原来，陈明煌是许木耳死去的丈夫，所谓“陈温宫”实际就是“陈允恭”。当许木耳的女儿从黄建发手中接过这封信时，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一直往下流——分别将近半个世纪的母女终于又能重新团聚了。以后，每当她们亲友团聚的时候，总要提起黄建发：“好人！好人！这样的好人要活到120岁！”
哲人培根说过，把幸福告诉朋友，得到的是两个幸福。当黄建发历尽艰辛，将一封又一封的“盲信”“瞎信”准确地送到收信人手中，看到这些收信人接到音讯隔绝数十年的亲人来鸿无比喜悦而激动的心情，黄建发在付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别人，也收获了一篓篓的幸福。
“邮电局的”
如今国门更加开放，通信也更为发达、便捷，只要拿起话机，拨上号码，片刻之间，就可与远在大洋各洲的亲友通话，地球“变小”了，信件自然也就逐渐少了许多。但许多文件、原始单据、证明等，现在仍然需邮寄，人与人之间情感通过信件的详尽表达，也是电话无法替代的，黄建发依然觉得每封信件沉甸甸的分量，依然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丝毫没有半点松懈。
1997年9月前后，黄建发在例行信件质检时，发现一封某学院寄到新华路5号304室的信，已被邮递员以“查无此人”为由批退。细心的黄建发凭数十年的工作经验，觉得这时正是高校放榜时期，这封学院的来信，很可能就是高考学生翘首以待的录取通知书，要是轻易退回，就会耽误这位学生的前程，铸成大错。
于是，黄建发下班后亲自去了新华路5号，但新华路5号根本就没有3楼，哪来304室！他又连续走访了新华路55号、75号等与5字有关的所有住户，还是没有找到收信人。路名可能写错了！也许是写信人一时粗心大意，把与新华路相近的路名写成新华路了。于是，他跑到华新路，逐户打听，找不到收件人。又跑到兴华路，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收信人。收信人激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一直握着他的手说：“真遇上好人了，真遇上好人了！不然我就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有一次，四川某驻厦机构的一位同志急匆匆来到投递组，说当天下午要飞回四川，而四川寄出的身份证尚未收到，请求帮忙查找。要在尚未分拣、堆成小山般的信件中找出这么一封，难似大海捞针。但黄建发了解用户的心情，毅然特事特办，破例单捡，忙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这封信件。没想到这位用户感动得连说谢谢而后匆忙离开时，却又把当天下午飞往四川的机票遗落在黄建发的办公桌上，直到中午下班时黄建发才发现。为了不影响这位同志乘机，黄建发和另一位同志不顾工作的疲劳，骑车直奔用户单位。该单位职工对他们如此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连忙问他们的姓名，他们只回答说“邮电局的”，就走了。
“邮电局的”，平平凡凡的一句话，却掩不住黄建发极不平凡的业绩。
用自己的行为书写着诚信和责任——宋先钦
很久没来了，坟堆上全是枯黄的巴茅草，轻轻一碰，那洁白的花絮就漫天飞舞。扯下巴茅的茎，宋先钦开始编织小扫帚。那可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精灵呀！
只有3岁，没事就喜欢拖着他的巴茅扫帚学大人扫地，每天宋先钦回家，小孙子都会顽皮地拿出他的巴茅扫帚给爷爷扫身上的泥巴，然后咯咯咯伏在爷爷的肩上挥舞小扫帚扫呀扫……呆呆望着一大堆欠条和小扫帚化为灰烬，宋先钦不禁潸然泪下：要是孙子还在，应该读五年级了。都是那笔让人伤心的债呀！
这一天，宋先钦还清了最后一笔债。连本带息，共计304600元。
一句顶天立地的誓言
莲花村是后塘瑶族乡最大的村。上世纪80年代，刚刚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农民，都想舒展一下筋骨，去找一条好的致富门路，可就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1984年，支部改选，38岁年富力强的宋先钦高票当选莲花村的党支部书记，乡亲们选他当书记，不仅仅是看重他的人品，更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十里八里的乡亲们都知道，宋先钦是个“能人”。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向来好学肯干。1972年，宋先钦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乡亲们免费看病。他会酿酒、制糖、制稻种、养鱼苗、喂良种母猪……还当过乡办制药厂厂长、柑橘场场长、鞭炮厂厂长、砖瓦厂厂长，成了村里头一个“万元户”。
宋先钦不负众望，上任后带领群众修村道、架桥梁、办柑橘场、搞水稻制种，几年下来，莲花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宋先钦并不满足，想通过创办企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1990年的一天，一位福建老板通过乡政府来到莲花村，带来了一个项目，说只要买他们的设备办个瓷砖厂，一年就可以挣30万元，每人每年可以增收400元！当时莲花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看来这真是个好消息啊！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和两次去福建考察之后，认为可行，村里决定上瓷砖厂项目。为了共同致富，经过多次大会集体研究，村里决定借债办厂。
1990年的11月2日，莲花村通过村民集资、贷款兴建起来的村办企业“湘西莲花瓷砖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诞生了。正当外面为莲花村这个新兴企业欢呼的时候，莲花村村民的兴奋却如昙花一现：该厂生产的瓷砖做工粗糙，尺寸不符合规格；经技术人员查明，引进的设备根本就不是新的，而是用了几年后将所有部件喷上红漆再转卖的旧东西。听到这个消息，宋先钦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候，原料和技术也成了问题。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几个月后总爆发：产品大量积压，运转资金被死死套牢。宋先钦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联系，可还是不得不面对惨痛的现实：1991年8月，“湘西莲花瓷砖厂”在人们的垂头丧气中宣布破产。
那天，乡党委赵书记主持召开莲花村全体村民参加的处理瓷砖厂遗留问题大会。会上，赵书记向大家宣布：“乡亲们，瓷砖厂破产了，现在有十几万元的贷款和几万元的村民集资款需要公开处理。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经乡党委、乡政府领导认真商议，一致认为这些债务应为大家的共同债务，大家理应负责，共同承担：作为决策主要负责人的宋先钦承担2万元，其余每位村干部和曾到外省考察的人员各承担8000元，每位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各承担600元，每位普通村民……”
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很久，一位村干部站起身，哽咽着说：“乡里的决定，我没有理由不服从。可大伙也知道，就我这身高不到1.6米的小个子，身体不好，天天都用药陪着，干了三十来年却分到8000元债……我回家怎么跟老婆交代？没办法，我只有拎着绳子上吊了……”说完，他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老关，别这样！”正一根接着一根埋头抽烟的宋先钦慢慢站起来，环顾会场。“乡亲们，我是村支书，办厂决策失误，我负全部责任，所有的欠款，包括村民的集资款，由我宋先钦一人偿还。”说完，宋先钦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会后，赵书记急忙找到宋先钦：“老宋，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逞一时之勇，你一个人怎么能还上这么多的债呢？本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还是重新考虑考虑吧。”“赵书记，老关讲的是心里话啊，他家里特别困难，真给他摊上8000元债务，没准他妻子就会跟他吵得不可开交。”宋先钦一脸平静地向赵书记解释，“还有，村里的两个老党员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人家为党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土埋脖子了却得了一堆饥荒，我过意不去呀！请你放心，我会做生意，我和我全家人干，早晚都会把债还上的！”
这天晚上，宋先钦在自家院子外面徘徊很久才走进屋里，不知该怎样将自己的这个决定告诉妻子。多年来，妻子省吃俭用，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现在还要她跟着一起还巨额债务，他于心不忍啊！许久，妻子终于发现一直坐在床上抽烟的丈夫有些不对头，问：“发生啥事儿了？”正不知如何向妻子摊牌的宋先钦一下子找到了开口的契机，趁机将憋在心头的那句话吐了出来：“我决定了，村里的那些债，我一个人还！”“什么？”妻子以为自己听错了，呆立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宋先钦又将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妻子急得顿时哭出声来：“老宋啊，你好糊涂！我们家这个样子拿啥还啊……”宋宪钦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正在这时，宋先钦70多岁的老叔拎着一根棍子走进来，指着侄儿的鼻子尖大骂：“你这个东西！我刚听说你的事。你逞什么能呀？凭什么你一个人还那么多的钱？”骂着，老人流下了眼泪。宋先钦的大儿子宋成林也走了进来。但他说：“我爸做得对。他是好汉！别人都怕摊上债，我爸敢做也敢当。我们一家人一起还，就是要给爸争这口气。爸还不了，我还；我到死了还不清，就让我儿子接着还。我就不信咱们宋家还不起这笔债！”大儿子的话让全家人很震惊，也让一旁低头不语的宋先钦流下感激的泪水。
天灾与不幸难移还债志
那晚，宋先钦睡得很踏实。第二天一早，他郑重地对妻子、儿女说：“今后，咱们一家人什么时候还清那些债，什么时候再过好日子。”
正在读中学的二儿子和三儿子看着父亲一脸凝重的神情，竟也做出大胆的决定：暂时辍学干活，和父亲一起还债。就这样，原本学习成绩都不错的小哥俩将书包放入箱底，义无反顾地回到父亲身边。宋先钦内疚地说：“等还完债了，爸一定让你们将没读完的书补上。”为了这个诺言，老宋走上了漫漫的还债路。没想到，这一走，竟然是整整10年！
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怎么办？宋先钦决定静下心来，好好研究。10来天，父亲到各地去转悠，到街头、电线杆上去抄致富信息；儿子们就跑新华书店，买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书，一条一条对照着研究。也就是这一次，宋先钦知道了投资、风险、成本、利润、管理。最后，他们决定选择成本低、风险小的红砖厂。因为当时连后塘乡政府盖房子，都要到别的乡镇买砖，他们看好这个市场。
此时，宋家已囊空如洗。为能办起砖厂，他们在借款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掉自家鱼塘，那是宋先钦的心肝宝贝，里面有已经培育几年的新品种的种鱼，按正常价格能卖1.5万元，但人家只出价8500元，因为急于用钱，宋先钦也只好认了；后卖掉宋成林在村里刚刚开办的录像放映厅，这放映厅投入了4000多元，对方见他急于卖掉，只给2000元……几个月后，宋家终于办起一家小型砖厂。从此，宋先钦带领家人以及几个做工的亲戚、老乡，将一锹锹的红土制成砖坯、晒干，然后一车一车地推入砖窑，熊熊烈火不断燃烧，不断实现宋家的还债梦……妻子叶腊梅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经常要挑着几十斤的货物到各集镇上去摆地摊。为了能省下几块路费和中饭钱，她每次赶集都是挑着担子步行，饿了就用从家里带的两个红薯充饥。有一次，她去龙头庵乡赶集，挑着担子走了四五十里路，卖完东西后又摸着黑徒步走回来。天黑了，妻子还没有回来，宋先钦赶到路上去接她。在半道上接到妻子后，两人不禁相对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