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广东省中医院二沙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邓练贤，于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因抗击“非典”以身殉职，永远离开了他默默服务了30年的医院。
1月31日下午4时，中山三院突然收到广州市卫生局发出的紧急通知，称广州、深圳、佛山、河源、中山等地陆续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指定该院为四家接收医院之一，要马上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
那天正好是除夕，医院大部分员工已经开始休假。院领导临时授命，电话通知传染科、呼吸科、麻醉科、儿科、外科、放射科、检验科、医务科、设备科16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小组。专家们刚刚还在与家人吃团圆饭，接受了电话“任命”后，全部扔下碗筷赶回医院。其中包括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呼吸科党支部书记张天托和儿科党支部书记王清文。
除夕夜，医院住进了第一名11岁的重症非典型肺炎病童。大年初一凌晨零时，第二名病人转送过来，这是一名女病人。那夜，邓练贤完成对这两名病人的紧急会诊和抢救时，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3时。
大年初一，“毒王”“驾到”。他就是某报纸2月24日头条报道《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中的周姓病人。广州市60名医务人员因抢救他被传染，他的亲戚朋友21人也先后染病。
9名医护人员参与对“毒王”的抢救，6人是共产党员。抢救过程惊心动魄。
对他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时，严重缺氧使得病人极度烦躁，传染科党支书邓练贤指挥众人按住他的头和四肢，麻醉师插管，呼吸科党支书张天托上呼吸机，传染科党员王乔凤护士长吸痰。现场抢救3个小时，终于将“毒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未能从ICU中走出来
年初三，邓练贤、张天托、王清文又带头抢救除夕夜送来的11岁男童，他已经呼吸衰竭、心脏衰竭。3位党支部书记轮流为他实施徒手胸外心脏按压，4个小时中，曾两度令他的心脏恢复跳动。
中山三院接诊的这3例非典型肺炎病例，都是极重、极“毒”的早期病例，第一批医护人员在抢救中都戴了两个以上的口罩、穿两层以上隔离衣，但在连续四天不眠不休的紧张抢救后，20名一线医护人员病倒。他们冒死相救的3名重症非典型肺炎病人中，只有“毒王”在3月3日康复出院，其余两人死亡。
病倒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邓练贤等人早期还能通过电话互相问候鼓励，后来，大家连喝一口水都分两三次喘气，说话只能讲单词，上一趟洗手间就喘得几乎晕过去。症状最重的是邓练贤，邓天德、张天托后来被转送到广州市呼研所的ICU。
经抢救，19名一线医护人员康复出院。而从年初三开始病倒的邓练贤主任，却未能从ICU中走出来。他因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气胸、脓胸以及多种耐药细菌、真菌感染，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病人、亲人和同事，终年53岁。
“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名踏实的好医生。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同事们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老黄牛。“他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但绝对是一名踏实的好医生，一名无私的好党员。实实在在地工作，勤勤恳恳地耕耘，爱护每一位同事，善待每一位病人。
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评价有异议。”作为传染科副主任，邓练贤一直默默配合着科主任，为把中山三院传染科建设成为全国闻名的专科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想起这位善良、诚恳、勤勉的好同事，姚集鲁教授禁不住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
姚集鲁教授回忆，长期在最危险的传染科工作，每一次危重病人的抢救，邓练贤都在现场亲自组织，带头上火线。这些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这么多年来，每次抢救完病人都是邓书记打电话给我们订饭，每次我们和病人发生误会都是他亲自去协调，他现在走了，我们怎么能习惯失去他的生活？”与他一起抢救3例重症非典型肺炎患者而同时病倒的护士长王乔凤在记者面前泣不成声。
王护士长说，老书记很节俭，三年前出国访问时姚集鲁教授送给他的一条领带一直戴到现在。老书记很大方，传染科经常有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病人，老书记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药买饭。老书记大事小事都操心，行政、业务都很优秀。在老书记的亲身示范下，传染科是医风医德很过硬的科室，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没有发生一宗重大医疗纠纷。
老书记没有喊过一句口号，他生前只留下很朴实的一句话：“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
人权主义斗士——张纯如
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压迫面前，人权主义斗士、美国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者张纯如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被路人发现她用手枪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生前的她因调查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血腥的暴行，精神极度压抑而患抑郁症。
这个说着外国话的华人子孙，勇敢地追随父母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记忆，为寻求真相而踏遍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写出了让整个西方世界震惊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本书“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顾”。
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曾连续两月高居《纽约时报》
最畅销排行榜之首，它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现状，但张纯如本人却因为说出真相，多次遭人威胁，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透露丈夫和孩子信息”而患上抑郁症，最终饮弹而亡。
张纯如走了，但在亚太事务研究中心的主持下，纽约以及全美的华人自发举行了张纯如追悼会；全美有198个书报杂志刊登了张纯如身亡的消息，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她的墓碑上则写着这样一串头衔：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这一切，正如张纯如所说：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被牢记的，还有追寻真相的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办公室就在纪念馆西南角小办公楼的二楼，上午10时，阳光穿过玻璃窗投进房间，光束飞舞。朱成山手抚着一本厚厚的书，陷入沉沉的思绪中。这么多天来，张纯如的去世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刺痛着朱成山的心。“对于张的父母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朱成山曾经和《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有过多次的交往，朱成山钦佩张纯如的执着、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因而视这名年轻的华裔女子为事业上的挚友，他为张纯如的逝世深感悲痛和惋惜。
朱成山向记者讲述了几年中4次与张纯如的交往，唏嘘不已。时光像烟雾一样弥漫，回到了过去。
“她有一双真诚的眼睛”
朱成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1995年8月9日。那天，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张纯如小姐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找到朱成山的办公室，寻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帮助。这是朱成山第一次知道张纯如的计划：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并在美国出版。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当时张纯如27岁）漂亮但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女青年，朱成山既为她的勇气而高兴，又不禁担心：她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
眼光锐利的张纯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顾虑，将一本她当时的作品《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递给了朱成山，看到眼前这部厚似砖头、文字庄重、考证严谨的着作，朱成山的疑问一扫而光，随之取代的是感动。“她有一双真诚的眼睛。”朱成山说。
朱成山告诉记者，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忘记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杀”。
朱成山当即表示将全力支持她，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委派纪念馆副研究员段月萍全程陪同她参观和考察市区其他的大屠杀遗址，还给她着书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
考虑到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向张纯如建议，如务求详尽，最好能广泛寻证。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建议名单：如去日本一桥大学走访古文研究会专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德国追踪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足迹等。朱成山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
想不到，对事业严谨执着的张纯如，日后真的去了那些地方，而且张纯如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这个年轻人的锲而不舍和认真让朱成山十分感叹，对比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做学问的目的和方法，真是差别太大。
后来，朱成山了解到，张纯如完全是受了身为第一代华侨的父母的影响，幼年时就受教诲一定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张纯如，发现在她生活的周围居然没有真实反映这段历史的记载，她决定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世人这个真相。
“忘记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杀”。
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诺言
朱成山第二次见到张纯如，是1997年11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年，系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60周年。从11月17日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罗格斯大学联合举行为期一周的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不仅在美国高等学府是首次举办，在海外也是第一次，朱成山应邀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版正式发行。
张纯如的这本书是于1997年10月完稿的，当时，张纯如向朱成山许诺：一定在新书面世时留一本给朱成山，但不想11月22日新书的首发式上，这部书遭到了热情读者的抢购，连样品书都被人买走。张纯如只好面带歉意地向朱成山致歉，说日后一定赠送给他一本书。其实此前，台湾天下文化公司的肖富元编辑专程来到南京，让朱成山全文审校他们翻译的本书的中文版，当时朱成山就被张纯如运用辛辣的笔法、犀利的笔锋，酣畅淋漓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感动，但也在书中找到共十多处值得商榷的问题。在美国研讨会期间，朱成山和张纯如直截了当地谈了对该书的读后感后，她立即表态十分重视朱成山的意见，马上和台湾天下文化公司联系修改。这种严谨执着的敬业精神让朱成山大大折服，朱成山说：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兼收并蓄、一丝不苟的精神，她才写出这部轰动美国和让世人警醒的好书，同时也是她过于苛求完美和历史责任感，她才在拼搏和奋斗中倒下。
1998年2月7日，译名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湾正式出版。而朱成山终于收到了台湾方面寄来的由张纯如亲笔签名的两本中英文版新着。事隔几个月，张纯如信守了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诺言。
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敏锐、坚毅的斗士
朱成山再次见到张纯如，是在美国旧金山，距离和张纯如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6年，张纯如从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变成了敏锐、坚毅的斗士。
2001年9月8日，是《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美两国政府专门在旧金山举办系列纪念活动。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出于当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而单方面与日本讲和、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出卖了亚洲各受害国人民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对此喜形于色地说：“由于《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使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国，比在一战中的战胜国得到的还要多得多。”事隔50年后，日本政府出资300万美金，在旧金山大搞纪念活动，而全球华人为此也聚集旧金山反制日美两国政府的纪念活动，朱成山正是在这个活动中再次见到张纯如。
在名为“强奸南京——反制日美两国纪念《旧金山和约》50周年纪念活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15分钟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憎恨。当场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掏出手帕连连擦脑门上的热汗，最后，夹着包灰溜溜地逃离了会场。
正是张的这段与日本否定历史作斗争的经历，使日本右翼也不敢直面她，不过，朱成山认为，也正是因此，从此张纯如和她的家庭过多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酿成了日后的悲剧。
柔情的一面
正是在张纯如等人的坚持推动下，美国人逐渐认识和接受了“南京大屠杀”
这段历史。200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得到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展”的机会。
朱成山给张纯如打电话，邀请她出席。录音电话留言后不久，她给朱成山回了电话，爽快地答应将出席展览开幕式及和平祈祷仪式。这也是朱成山和张纯如的第四次见面，想不到，这一面竟成了诀别。
朱成山还记得祈祷仪式那天晚上，在旧金山圣玛利诺大教堂，美国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领袖，南京市副市长陈家宝、张纯如和他等人，排成一排坐在教堂前台上，近3000名美国人与他们一起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堂内凝重、肃穆的气氛令人泪下。一名摄影师捕捉到了张纯如在祈祷时泪光闪动的镜头。
祈祷仪式结束后，突然天降暴雨，张纯如让和她一道来的父母亲在教堂内等着，自己奔向停车场，将她的白色轿车开至教堂屋檐下，让其父母上车，这种“孝女”之情景，又让朱成山看到了张纯如柔情的一面。
走在对日诉讼索赔的道路上——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