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6日王选出生于上海。1972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留学日本，后获得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日本期间，王选获悉自己的老家浙江义乌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点地区，家乡有很多细菌战的受害者。她决心为中国受害者鸣冤，从而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1997年王选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多次代表受害者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被许多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
王选所做的工作，被许多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曾经向王选提出疑问：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恩来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放弃赔偿。现在，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人提出赔偿的要求，是否会被日本人和国际舆论看不起，是否有“不讲信用”和“出尔反尔”的嫌疑？
王选的回答是，在国际法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和国家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赔偿是两个概念。钱其琛同志曾经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放弃的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个人赔偿。是否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造成的损害做出经济赔偿，是受害者个人的权利。
尽管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它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王选曾经说过，如果要从“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几个概念中选择一个来概括自己，她会选择“人道主义者”。在王选看来，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和日本人打官司，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索赔，它更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我不是民族英雄，也不仇日，不要将我符号化”
“我不是民族英雄，也不仇日，不要将我符号化。”王选并不同意媒体对她的形象塑造。
对于王选来说，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不单单为了当年细菌战的那些受害者。她一再向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成员灌输这样的理念：“柏林墙已经倒了，如果我们还用冷战时期的理念、话语，日本知识界在这一点上就与你不相通，排斥不可避免。”诉讼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声讨人间罪恶，进而让人类能够找到避免产生这种罪恶的土壤。
一切都要从1995年8月3日说起。
这一天，王选在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中了解到，自己的老家——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3位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报道中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读完这则消息，王选跳了起来：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四百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民当时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当年13岁的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而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过了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她介绍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
当时的王选从事着英语教师的工作，还准备赴美国留学。但从此之后，她辞去了教师工作，放弃了留学计划，也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为了让受害者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体现，她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公然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作为当年重要的秘密战略安排，侵华日军在中国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生产和实验，使用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回归热等菌种，屠杀中国人民达百万人以上，规模之大，受害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王选的老家义乌崇山村就是鼠疫受害的典型地区。1942年10月，侵华日军细菌战秘密部队占据了这里的一座古寺，把它辟为细菌战活体解剖实验场地，上演了惨绝人寰的一幕。崇山村因日军实施细菌战而感染鼠疫的数十位村民被当成“实验鼠”。日军将他们肢解、掏空内脏后弃尸荒野。他们的内脏被用作细菌武器鼠疫菌培养和实验的标本。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菌种，被侵华日军命名为“松山株”（崇山亦曾称作“松山”），用来生产出更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抗战之后，义乌民间人士以及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几乎从未停止过调查和申冤。王选依靠崇山村老年协会召开座谈会，老人们一起回忆，相互印证，证实崇山村死难405人。
崇山村成了王选发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策源地。
王选带着一批批关心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中外各界人士来到崇山细菌战遗址，让他们体察细菌战受害情景。这些人士中有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外交官等。王选组织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受害者控诉会议和调研、诉讼工作会议。很多时候，与会的受害者发言只会用方言，外国人只会自己国家的语言，而精通几种语言的王选就在现场将几种语言准确地相互翻译。
与此同时，一批研究者和志愿者也取得了调查研究成果。通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伙同荣字1644部队设在南京的世界上最大的细菌武器生产实验基地、侵华日军屠杀47万无辜百姓的十八秋（1943年为日本昭和18年，日本人简称其为“十八秋”）鲁西霍乱战、浙赣细菌战、云南细菌战、东北大瘟疫、粤港细菌战等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陆续被深入挖掘出来。
细菌战大部分受害幸存者当年都是穷苦的老百姓，没文化，又年老体弱。他们对外部世界很不了解，对日本法律的了解近乎于零，加上经济上缺乏来源，想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做。王选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只有在王选的带领下，他们才能够在日本法庭上与日本政府进行交锋。
从两年之后的1997年8月起，受中国受害者推举，王选带领由浙江义乌（崇山）、衢州、宁波、江山以及湖南常德等地的180位中国受害者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罪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这场可称为“世纪诉讼”的审判，从起诉之日起，就受到了全球范围的关注。王选代表中国原告与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一道，联合、动员了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参与，赴日参加了41次开庭。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对侵华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行为作出认定，但对原告的赔偿和谢罪要求做出了驳回。法院的判决特点是既承认事实又直接明了地将问题推给了中国政府。法院的理由大致如下：
一、战争导致个人的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以及其他外交手段来解决；二、国际法并未授权个人可以起诉国家；三、国家责任豁免；四、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中国受害者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2005年7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了基本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180名原告的总代表，王选担负的责任重于泰山。多年的诉讼中，沉重繁杂的各项诉讼工作，几乎把王选压得透不过气来。41次赴日开庭，犹如排兵布阵，进行41次重大战役，而兵马是一群年逾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费尽心血。尤其是诉讼经费，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有时眼看开庭在即，出庭人员出国费用尚未落实，真是一夜间愁白须发。而时间又是诉讼之大敌，诉讼又没有实质进展，仍遥遥无期，结果难料。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赔偿，使官司拖延下去；原告们却因年老多病渐渐精力不支，纷纷撒手人寰，时间不济，经济枯竭，让王选心急如焚。然而，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王选，让她能够把这件事做这么久？
这个问题让王选觉得痛心。她说，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所必须做的。“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而是对死去的亲人同胞尽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
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起码的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我每天的状态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极来回穿梭，两种状态在内心交织碰撞，每天让人又痛苦又清醒。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日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王选语气铿锵。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调查、揭露和奔走呼号，社会各界被动员起来了，王选的行为被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抹杀和掩盖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而世界上正义与进步的力量以及年青的一代，已经开始广泛参与介入，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王选的正义行动。
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阎观文
1997年的清明节，这天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在漳浦县佛昙镇白石村边的海滩上，一场庄严、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这里举行，此时，哀乐声如泣如诉，悱恻低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一位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英魂送行。
10时许，大海涨潮了。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当和着鲜花的洁白骨灰融入大海怀抱的时刻，人们再也忍不住了，不约而同地含着泪花从口里、从心里呼喊着：
“阎书记，您慢走！”“阎书记，我们怀念您……”
浪花失去了往日的喧哗，轻轻地、轻轻地拍打着沙滩；潮涨潮落，潮落潮涨，依依不舍地挽留着骨灰，挽留着英魂；沙滩上，素有“绿色长城”美称的木麻黄树组成的防风林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肃穆默哀中给赋予它们在漳浦防风御沙使命的县委阎书记最后一个庄重的注目礼……阎书记——阎观文，一个在漳浦工作了20年的南下干部，一个离开漳浦近30年的原县委书记，对漳浦大地依然爱得那么深，魂兮，不归故乡归漳浦，清清白白地从这里投入浩瀚的大海，死后不占方寸之地。
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漳浦县连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受到挫伤。为了鼓舞干群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县委书记阎观文在一次全县干部扩大会议上，风趣地插上了一段对漳浦县古有“金漳浦”之誉的精彩分析。他说，漳浦依山面海，土地贫瘠，又极易受风、涝、旱灾袭击，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尽管耕地面积53万亩，可灌溉面积仅12万亩，其余皆为“望天田”，从来就是缺粮的农业大县。人民食不果腹，却为什么叫“金漳浦”？原来，在旧社会，到漳浦当官的，期满离任，都能搜刮到大批钱财入私囊，他们是来挖金的，所以叫“金漳浦”。他接着说，漳浦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南下干部，是共产党员，千里迢迢来到漳浦。图什么？图的就是全心全意为漳浦人民谋利益！与漳浦的当地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把漳浦建设好，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阎书记的讲话顿时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了。
“共产党员来漳浦不是为了挖金子”，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阎观文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
阎观文是1949年9月底到达漳浦的，在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中，漳浦县人民政权诞生，他任第一区分委副书记。12月，转任第五区分委副书记（时未配备区分委书记），后任区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