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风,时常想写一篇小文章讲讲它。但是一拿起笔,第一想到的便是大块噫气这些话,不觉索然兴尽,又只好将笔搁下。近日北京大刮其风,不但三日两头的刮,而且一刮往往三天不停,看看妙峰山的香市将到了,照例这半个月里是不大有什么好天气的,恐怕书桌上沙泥粒屑,一天里非得擦几回不可的日子还要暂时继续,对于风不能毫无感觉,不管是好是坏,决意写了下来。说风的感想,重要的还是在南方,特别是小时候在绍兴所经历的为本,虽然觉得风颇有点可畏,却并没有什么可以嫌恶的地方。绍兴是水乡,到处是河港,交通全用船,道路铺的是石板,在二三十年前还是没有马路。因为这个缘故,绍兴的风也就有它的特色。这假如说是地理的,此外也有一点天文的关系。绍兴在夏秋之间时常有一种龙风,这是在北京所没有见过的。时间大抵在午后,往往是很好的天气,忽然一朵乌云上来,霎时天色昏黑,风暴大作,在城里说不上飞沙走石,总之是竹木摧折,屋瓦整叠的揭去,哗喇喇的掉在地下,所谓把井吹出篱笆外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若是在外江内河,正坐在船里的人,那自然是危险了,不过撑篆船的老大们大概多是有经验的,他们懂得占候,会看风色,能够预先防备,受害或者不很大。龙风本不是年年常有,就是发生也只是短时间,不久即过去了,记得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话说得很好,此本是自然的纪律,虽然应用于人类的道德也是适合。下龙风一二等的大风却是随时多有,大中船不成问题,在小船也还不免危险。我说小船,这是指所谓踏桨船,从前在《乌篷船》那篇小文中有云:
“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掌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彷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稍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陈昼卿《海角行吟》中有诗题曰《脚桨船》,小注云:“船长丈许,广三尺,坐卧容一身,一人坐船尾,以足踏桨行如飞,向惟越人用以狎潮渡江,今江淮人并用之以代急足。”这里说明船的大小,可以作为补足,但还得添一句,即舟入用一桨一楫,无舵,以楫代之。船的容量虽小,但其危险却并不在这小的一点上,因为还有一种划划船,更窄而浅,没有船篷,不怕遇风倾覆,所以这小船的危险乃是因有篷而船身较高之故。在庚子的前一年,我往东浦去吊先君的保母之丧,坐小船过大树港,适值大风,望见水面波浪如白鹅乱窜,船在浪上颠播起落,如走游木,舟人竭力支撑,驶入汉港,始得平定,据说如再颠一刻,不倾没也将破散了。这种事情是常会有的,约十年后我的大姑母来家拜忌日,午后回吴融村去,小船遇风浪倾覆,遂以溺死。我想越人古来断发文身,入水与蛟龙斗,干惯了这些事,活在水上,死在水里,本来是觉悟的,俗语所谓瓦罐不离并上破,是也。我们这班人有的是中途从别处迁移去的,有的虽是土着,经过二千余年的岁月,未必能多少保存长颈乌喙的气象,可是在这地域内住了好久,如范少伯所说,鼋鼍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睹,自然也就与水相习,养成了这一种态度。辛丑以后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前后六年不曾学过游泳,本来在鱼雷学堂的旁边有一个池,因为有两个年幼的学生不慎淹死在里边,学堂总办就把池填平了,等我进校的时候那地方已经改造了三间关帝庙,住着一个老更夫,据说是打长毛立过功的都司。我年假回乡时遇见人问,你在水师当然是会游水吧。我答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在船上时有用,若是落了水就不行了,还用得着游泳么。这回答一半是滑稽,一半是实话,没有这个觉悟怎么能去坐那小船呢。
上边我说在家乡就只怕坐小船遇风,可是如今又似乎翻船并不在乎,那么这风也不甚么可畏了。其实这并不尽然。风总还是可怕的,不过水乡的人既要以船为车,就不大顾得淹死与否,所以看得不严重罢了。除此以外,风在绍兴就不见得有什么讨人嫌的地方,因为它并不扬尘,街上以至门内院子里都是石板,刮上一天风也吹不起尘土来,白天只听得邻家的淡竹林的摩戛声,夜里北面楼窗的板门格答格答的作响,表示风的力量,小时候熟习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倒还觉得有点有趣。后来离开家乡,在东京随后在北京居住,才感觉对于风的不喜欢。本乡三处的住宅都有板廊,夏天总是那么沙泥粒屑,便是给风刮来的,赤脚踏上去觉得很不愉快,桌子上也是如此,伸纸摊书之前非得用手摸一下不可,这种经验在北京还是继续着,所以成了习惯,就是在不刮风的日子也会这样做,北京还有那种蒙古风,仿佛与南边的所谓落黄沙相似,刮得满地满屋的黄土,这土又是特别的细,不但无孔不入,便是用本地高丽纸糊好的门窗格子也挡不住,似乎能够从那帘纹的地方穿透过去。平常大风的时候,空中呼呼有声,古人云:春风狂似虎,或者也把风声说在内,听了觉得不很愉快。古诗有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这萧萧的声音我却是欢喜,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的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廿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长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成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的在摇动着,书本上说它无风自摇,其实也有微风,不过别的树叶子尚未吹动,白杨叶柄特别细,所以就颤动起来了。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戊寅春初饼斋下世,以后不复有深夜谈天的事,但白杨的风声还是照旧可听,从窗里望见一大片的绿叶也觉得很好看。关于风的话现在可说的就只是这一点,大概风如不如水在一起这固无可畏,却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阴历三月末日。
(1945年5月作,选自《知堂乙酉文编》)
祖先崇拜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一九一九年三月
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
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像遗老。
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那边好呢?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一九一九年三月
天足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采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跷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盾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一九二一年八月
菱角
每日上午门外有人叫卖“菱角”,小孩们都吵着要买,因此常买十来包给他们分吃,每人也只分得十几个罢了。这是一种小的四角菱,比刺菱稍大,色青而非纯黑,形状也没有那样奇古,味道则与两角菱相同。正在看乌程汪日桢的《湖雅》(光绪庚辰即1880年出版),便翻出卷二讲菱的一条来,所记情形与浙东大抵相象,选录两则于后:
《仙潭文献》:“水红菱”最先出。青菱有二种,一曰“花蒂”,一曰“火刀”,风干之皆可致远,惟“火刀”耐久,迨春犹可食。因塔村之“鸡腿”,生啖殊佳;柏林圩之“沙角”,熟瀹颇胜。乡人以九月十月之交撤荡,多则积之,腐其皮,如收贮银杏之法,曰“阖菱”。
《湖录》:菱与芰不同。《武陵记》:“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菱湖水中多种两角,初冬采之,曝干,可以致远,名曰“风菱”。惟郭西湾桑渎一带皆种四角,最肥大,夏秋之交,煮熟鬻于市,曰“熟老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