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临终前不久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散文《死》，对于死的问题也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对于自己的死也作了深入的思索。他分析了各个阶层的人对于死的认识和态度——穷人有穷人的想法，小康有小康的幻想，富人有富人的奢望，真正是五花八门，洞照了灵魂。至于他自己，他说是属于“随便党”——对死看得十分随便，这也不是毫无所谓，而是认识到它是人生的最后归宿；而在此之前，甚至在临终的一刹那，自己还应该坚持认定的所是所非，决不模模糊糊。这实在表现了他的堂堂正气和铮铮铁骨。
周作人写这篇《死之默想》时，才不过四十岁，离死还远得很。他并非从自己的角度来谈死，而是一般地议论死的问题。但从议论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死的认识和态度。应该说，这时他对死的认识和态度也应该和鲁迅一样是属于“随便党”，即认为死是必然的，并不可怕；人岂但不可能不死，而且“不死”也毫无意义；与其毫无意义地“不死”，倒不如实实在在地面对短暂的人生——“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这种认识和态度，总的说来乃是唯物的，积极的。
值得指出的是，《死之默想》谈的是人生大问题，是极为严肃的问题，然而通篇语气情调十分轻松幽默。这本身就表现出作者对死的认识和态度。作者采用设问再予否定的手法，对于怕死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人们怕死的原因大体有三：一是死时的苦痛；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三是顾虑家族。然而他又反证：
即便是无苦痛，是否人们就乐于去死呢？他用了一位远房伯母投河寻死因怕水冷而又走上岸来的例子，似乎在说明苦痛比死还可怕，其实这是一个很幽默俏皮的写法，意在说明寻死者并未下最后的决心， 因为死而不苦痛还未经证实（也不可能证实），所以对这一项只能存疑，至于顾虑家族，恐也是个问题，因为有了钱可以不顾虑家族了，但本人那时也不一定舍得去死。再如贪恋人世快乐，可有“许多乞丐，都已没有生人乐趣，却是苦苦的要活着”，可见这点也并不能成立。如是说来说去，就可以知道求生恋生是人的本性了。当然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证明这样简单的命题，更深的意思还在通过这样正反的分析、幽默的打趣，来说明生也艰难，并且生和死原没有很大距离，死固然是可怕，但苟且地活着也不见得有太多的意义。
如果说，本文前面的大半部（前四个自然段）是在幽默打趣地谈论生死问题，那么，文章最后（第五自然段）则比前略有不同，而是较为严肃地接触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了，尽管在这段文字里也充满幽默打趣的语言，但情调却要实在得多，深刻得多。他是在指出：从唯物论的观点看，“不死”是不可能的，苟活是不值得的。与其无所事事地像仙人那样活二百万年，也“只抵得人间的四十春秋”。问题的关键是有意义地活着，即便是“凡夫”也无不可。可惜的是周作人自己后来并未恪守这一原则，没有坚信他此时的所是，摒弃此时的所非，在紧要关头走错了一步，做了没有气节苟活人世的汉奸文人。细细分析，就在他面对生和死的天平，过多考虑了生，不敢正视堂堂正正的死。这或许是堕入了他在本文前半部设问的几种怪圈中而无力自拔吧。此时他已洞察且已透辟分析过的三种怕死原因，在关键时候他竟反而模糊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出人生悲剧。
本文在艺术手法上先设问继分析再否定：分析时既举具体例证，又作严密推理，还引出神话故事；语言风趣生动，既有形象描绘（如说“被猛兽咬死痒苏苏地很是愉快”，就“一定有许多人裹粮入山去投身饲饿虎”），又有一些反话（如说“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总之，把关于“死”的问题写得饶有趣味、又给人启发，确显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匠心独运 两面三刀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除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这样的文章，明确表达对暴行的谴责和对死者的哀痛，还写有几篇或漫谈随感、或隐晦曲致的短文，《死法》即其一。
《死法》一文，和《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风格迥异，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文章。此文以谈死为名，含蓄地表达了对于三月十八日死者的悲哀。所谓以谈死为名，即通篇谈的是死的形式（即‘死法”），如果不是最后点出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读者实在无法猜透他写作此文的本旨，就是说不知他所云为何。
周作人写作此文，当然不是兴致所至，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达“有感”就是胡锡爵君的被段执政的枪弹射杀。然而作者又不是直接写胡的被害，（文中写胡的被害，所占不过一行多文字）甚至全篇所论者似与胡的被害毫不相关。
是真的无关吗？当然不是。因为通篇谈死法，都是为了最后落实到胡君的死法——饮弹毕命；此前所论，不过是铺垫，是渲染，是伏笔。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用如此笔法，是有话不敢说出吗？也当然不是。周作人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话说得相当明确，证明他不是不敢说。《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能够发表，也说明当时并非如后来那样，发表文章一定得用“曲笔”，如鲁迅所说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周作人之所以这样来写《死法》，完全是艺术表现方法问题。古语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只有大家里手才能做到。《死法》全是“喜笑”，毫无“怒骂”，然而它确不失为一篇让人读而不厌的奇文。
死难烈士最严重的实质问题是被杀死——牺牲了，生命结束了，内体不存在了。对于当局的暴行，对于革命烈士的牺牲，当然（也主要）应该从政治的、社会的以至历史的、哲学的等等角度做文章，周作人这篇《死论》却是选择了生理的角度，把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种种意义糅进了“生理学”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他独特的构思、新颖的写法。应该指出的是，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谈死，又决不是认真谈生理问题，不是写生理学讲义，而是极其轻松，极其幽默地谈各样死法，其轻松幽默甚至达到有些玩笑的程度。譬如他说“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是‘寿终正寝’，二是‘死于非命’”，而“寿终正寝”除了“老死”和“猝毙”较无痛苦外，“病故”就痛苦得很，实在算不得“好死”；想“好死”就只好“求诸死于非命”，因为“非命的好处便在于他的突然”。然而“死于非命”，钉死于十字架也“不很好”；杀头又“不大雅观”，因为头被砍下“孤零零的”“像是一个西瓜，或是‘柚子’”“身体太走了样”；“吞金喝盐卤呢，都不免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烟又太有损名誉”；“怀沙自沉”（即溺水）“倒是颇有英气的，只恐怕泡得太久，却又不为鱼鳖所亲，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风趣”；上吊“据说很舒服”，但“据我看来也有很大的毛病”，便是死相难看。于是“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因为“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你看，这些话简直无一句是“正经话”，全是玩笑或者反语（谈枪毙部分）。他好像是在“恭维”段执政府给予了胡锡爵等烈士以“好死”，实际上不正在说反动政府草菅人命，以杀人为儿戏吗？这就像一个人对死者由悲伤而极于苦笑，苦笑而极又在笑声中挤出了悲伤的眼泪。如果说迟钝一点的读者还不能从这苦笑中品出伤心的滋味，那只要再读下去，读到作者为胡锡爵开追悼会而写的挽联，就不能不有所悟了。因为上联明明写道：“什么世界，还讲爱国？”，这愤激之语“什么世道”，不正是“如此黑暗”等的同义语么？下联“如此死法，抵得成仙”则全是反语。而这篇散文《死法》，可以说就是由这下联而来，是这下联的衍义，连文题都是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