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经常勉励徒众应该把握光阴，及时努力，将应该做的事赶快做好。有一天在集会开示时，我忽然心有所感，告诉大家：“我们不要把歉疚带到棺材里去，要记住一切佛法都在当下。”事后弟子们纷纷问我为什么突发此言，其实这句话正是我一生经常勉励自己的警语。
经常在朦胧中，眼前仿佛出现一个小男孩卧在一个慈祥的老婆婆脚边……午夜梦回，我往往泪湿枕襟，因为这不是幻像，而是童年时和外婆相知相处的回忆。记得有一天，外婆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起来我将来的后事，你的几个舅父都不可能帮我处理，只有靠你了！”年方十二岁的我，听到一个老人家交付这么重大的责任，心中惶然的感觉只能以“戒慎恐惧”来形容。出家以后，了解生死事大，我更加将外婆的交代铭记于心。不幸后来她老人家何时与世长辞，我竟一概不知。直到离乡四十载后，我和大陆亲人取得联系时，方始得知恶耗，当下悲恸莫名，立即筹寄五千美金回乡，请兄弟为外婆兴建塔墓，虽已嫌迟，但我仍然要信守承诺，不能将她的重托成为我永世的“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去乡多时，思母日甚，弱冠之龄，我已深深体会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所以当一九七七年，获悉母亲尚在人间的消息时，我真是喜出望外，通过种种方式和她取得联系。承蒙在美国弘法的弟子慈庄法师全力协助，以李一同的名义（“李”是我的俗姓，“一同”代表佛光山全体大众），经多方联系，才将母亲由弟弟陪同之下接到日本，我则从台北到日本与其会合之后，转迎到香港、台湾等地参观游览，然后接到美国颐养天年，虽不敢说无愧于人子之道，只盼“不致将人子之歉疚带到棺材里去”，则余愿足矣！
栖霞山是我出家剃度的道场，这里的师长滋长了我的菩提道心。一九八五年，我在香港遇到昔日的老师雪烦长老和圆湛长老，他们向我说明栖霞山的情形之后，我慨然捐赠新台币数百万元，协助玉佛楼的兴建，甚至远从缅甸恭请玉佛一尊供在楼中。后来栖霞山修建寺前月牙池等地工程时，再度向我化缘，我都欢喜地奉献助力。年少时对于圣贤“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精神时生向往，没想到日后自己也能躬身实践，不禁感恩机缘的殊胜，让我“不致在人间留下对常住的歉疚”。
海峡两岸互有来往之后，我不断追忆童年时的师长、同学、邻居、朋友，并且以种种渠道帮助他们。那时大陆乡人最喜欢的，不外是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手表等等，尤其电视机最受大家欢迎，我经常在香港购买，再经广州雇卡车运回江苏老家。许多人劝我说：“送不胜送，有心就好，不必如此。”但我总想到自己几十年来对故乡亲友无所贡献，趁自己还有些微能力时聊表寸心，以免日后将“对师长、同参的歉疚带到棺材里”，而懊悔不及。
一九八九年，我回乡弘法探亲，承蒙信徒给予赞助，了我多年心愿，小纪念品不计，光是手表、金戒指就不止送了千个以上，甚至左邻右舍，包括多少社区几百户人家，我都托我的兄弟，每一家致赠一个红包袋，虽然每一袋中仅百元人民币一张，千余人送下来之后，心中也感到非常欢喜。其实出家无家处处家，自觉素无浓厚的地域乡情观念，但人总不能忘本，能在有生之年对当初的本源略尽心意，才“不致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啊！
我资助故乡小学、中学，我也帮助恩师故乡海安县的教育基金。我曾在出家的祖庭作过短期居留，在那里服务的数位长工都对我特别呵护照顾，甚至在我受难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前来搭救。四十年后，他们纷纷作古，当我知悉其子女陈水松等还健在后，不但前往探望，而且至今仍不断给予助缘。
我一生经常想到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法身慧命来自于师长，所以无论遭逢多少磨难，都不敢稍有怨言。而别人的一点微笑、一句好话，在我心中就像活水一般，涓涓不断地流动，天地之间的生命之所以赓续不断，正是凭借着因缘的互动往来。每当忆及往昔生命的点滴，不禁反问自己：难道我不如一个长工吗？设若不及时回馈报答，心中长存“歉疚”，将如何安然度世？
初来台时，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只要有一座道场能供我安栖，有一个长辈能赐我教诲，有一个道友能给我提携，有一个信徒能予以护持，我都感戴莫名，清夜自思：何功何德而能受此恩宠？不过是仗佛光明，身披三毳云衣，故能在乱世之中侥幸苟活。惭愧之余，只有勉励自己应该用佛心来看待一切，以期报浩荡佛恩于万一。因此，对于初来台时曾经收容挂单的寺院，当其修葺时，我虽阮囊羞涩，但念及昔日恩情，故罄其所有，资助一二。对于邀请我前往新竹教书的演培法师，当其在新加坡建设两座养老院时，虽佛光山正值草莱初辟，经济拮据，惟思及过去道谊，我仍四处筹钱，捐助寮房两间，以示支持。
有人对我说：佛教的制度不健全，佛教的教育不完善，使得许多有心人士却步不前；教界的长老不肯交棒，教界的同道互相排斥，使得许多有为青年离开僧团。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佛教给我们因缘，我们哪里能拥有什么？如果不是佛教给我们真理，我们和一般醉生梦死的人有什么两样？所以身为佛子不应该怨天尤人，不必问佛教给我什么，重要的是应该问自己为佛教做了些什么？所谓“己愈给人己愈有”，一味接受的人生是贫穷的因果，惟有喜舍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富有。我们不趁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赶快播种，赶快报恩，难道要“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吗？
三四十年前，台湾的民风闭塞，我不畏艰难，举办各种佛教活动；我不惧讥谤，带动男女青年学佛，甚至我经常拖着疲惫的身心劳神案牍，一心只想着如何将佛教的好处周告大众；我抱着垂危的病体四处弘法，努力将欢喜的种子散播四方。英国名将纳尔逊年轻时即如愿效命沙场，屡次挫败拿破仑兼并欧洲的野心，当他四十七岁殉难临终前，口中还不断地喃喃念着：“吾幸能为国家恪尽义务。”我引以为知音，生不懊悔，“死无歉疚”，人生夫复何求？
二十多年前，国际知名的企业家张姚宏影女士曾表示想捐我五千万元台币，希望我能拿去办大学，在那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她见我迟迟没有动念，问我何故。我半幽默地回答她：“现在台湾教育当局不开放私人兴办大学，如果我收了你的钱，以后你常常问我怎么不办大学呢？会增加我精神上的负担。”她立刻回答：“你现在不接受我的五千万，等到将来我没有钱的时候，彼此都会懊悔的啊！”她的话深得我心，我们都是“不愿意将愧疚带到未来”的人。
一九八○年左右，“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前来佛光山访问，在数小时的谈话中，他不曾提及他的塑胶事业如何如何，我也未尝诉说佛光山一言半语，我们最主要是谈到人死后眼角膜的移植及如何为盲人重建光明。目送王先生离山的背影，我深深感到他尽心地经营企业，我默默地建设佛光山，由于我们都没有贪念，只想做一个俯仰无愧的人，所以虽然忙碌异常，却常感欢喜。唯一的遗憾是，后来我虽然签下器官捐赠的遗嘱，但是现在年届古稀，将来老迈的器官布施出来可能也无大用，对于这一点“歉疚”，我只有用其他方法补报众生。
企业巨子赵廷箴先生曾对我说：“我们会赚钱，但是我们不会做善事。”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信徒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我们做善事，倘若有负所托，岂不愧对十方信施？因此我精进不懈地开拓佛教文教、慈善事业，我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弘扬佛法，希望将来“不致将对信众的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记得过去在丛林里，老师同学们互相砥砺时，常说：“你要知道惭愧，你要知道苦恼。”因此念及愧对佛陀，便鞭策自己要尽力做好一个佛子；想到愧对师长，便勉励自己要尽力光大宗门；思及愧对国家社会，便告诉自己要尽力福国利民；觉得愧对十方信施，便警惕自己要尽力裨益群生。曾子“一日三省吾身”，蘧瑗“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但愿我能勤行效法，则庶几可以“不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文天祥曾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横渠尝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每念及此，不禁想到：身不饥寒，天未曾负我，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所以我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是怀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学习每一样事情。反观现代的年轻人多半心性脆弱，一点点的挫折打击，便烦恼频生，怨天尤人，在感叹之余，我经常告诉他们：“你们有什么资格烦恼怨恨？自从生到世间，你们对人间有什么贡献？想想食、衣、住、行，哪一样不都是父母、师长、国家、社会成就你的。你不思报答，还在这里烦恼怨恨，难道要将这些罪过延续，‘将歉疚继续带到棺材里去’吗？我们应该为生命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贡献，为未来留下愿心，为世界留下光明啊！”
云居禅师的“十后悔”：“逢师不学去后悔，遇贤不交别后悔，事亲不孝丧后悔，对主不忠退后悔，见义不为过后悔，见危不救陷后悔，有财不施失后悔，爱国不贞亡后悔，因果不信报后悔，佛道不修死后悔。”言简意赅地说明一般人不能慎于开始，而在事后悔恨的情况，是多么的令人懊恼！陆游临终时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不复亲见国家统一的感伤，是多么的令人哀痛！
历史上，诸葛亮为匡复汉室，六出祁山，无奈群臣屡次质疑，造成无形的阻碍，及至他积劳成疾，于五丈原归天，刘后主才后悔莫及，但因大势已去，只有“将愧疚带到棺材里去”。夫差宠爱西施，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不仅无视伍子胥的献策，反将之赐死，直到勾践复国，才悔不当初，但为时已晚，只有抱恨九泉，“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
历史上有许多帝王将相在上位时，不知为民谋福，只知为私利而争斗，结果死后骂名留在人间，却“将罪恶愧疚带到棺材里去”；世间有许多朱门富豪在有钱时，不知造福社会，只知为个己储蓄，结果死后尸骨未寒，子孙们却为争夺财产而对簿公堂，这不也是“将悔恨歉疚带到棺材里去”吗？
人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不然，我们生时如一张白纸，固然不带来什么，但如果死后“将歉疚带到棺材里去”，岂不遗憾终生！
所以，我们凡事应及时，当年壮力强时，应以体力报答人间；当脑力尚佳时，应以智慧贡献人类；当富有钱财时，应以钱财补助穷困；当有一片诚心因缘时，应当以心香一瓣，将好因好缘的生命之光普遍十方。
（一九九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