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每至花莲弘法时，蒙县长吴国栋先生均列席听讲，表示支持，心中铭感无比，后来耳闻其治县理念，对于他的正直无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见报载，他因涉嫌图利他人而撤职查办，我的心里一直为他叫屈：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图利他人，难道还要图利自己吗？后来，听说他的父亲往生的消息，我立刻决定作“不请之友”前往参加。为了不妨碍既定的行程，清晨四点，我摸黑从佛光山出发，在花莲用过中餐后，随即赶至他父亲的灵堂拈香致意，并即席说法以慰生者，只见他全家大小泪流满面地送我出门。当车子正要发动时，四维高中校长黄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说道：“大师！您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想着黄校长的话，不禁反问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有情有义”不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吗？
享誉全球的经济学者高希均先生不但经常在他创办的社会杂志上登载拙作杂文，而且时时就重大事件请我发表意见，他为追踪我的云游足迹，都是数通电话国际往来，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看法。我经常向他表示惭愧：自己不过是个方外之士，才疏学浅，但承蒙他看得起，我一定有问必答。他却说：“大师！您是社会的意见领袖啊！”其实我哪里比得上高教授的广博多闻，经验丰富呢？所以，我更加感到他是一个虚怀若谷，谦冲有道之士。三年以前，高教授希望他所主持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能为我出版传记，弟子们纷纷反对，因为他们向来不想由佛光山以外的人为我立传，更何况这是一家以工商经济为主的出版公司。但我力排众议，欣然允诺，因为我从高教授的平日言行中，深感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栋梁之才。
年高八十的陈慈辉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兰的老信徒，后来举家迁至台北，一直想再见我一面。数年前当她听说台北道场就在松山火车站旁边，距离她家不远处时，立即在其儿、孙、曾孙，一家四代陪同下，前来台北道场，只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过的师父，令我真是感动不已。其他像金枝姑、郑银姑，三四十年来，每逢农历过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托人带来一份心意给我，我深深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信徒。
张姚宏影、潘孝锐、许卉吟、陈顺章、游次郎、陈剑城、沈尤成、赖义明、陈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为圣教兴隆捐资出力，有的为护法卫僧奔走忙碌，有的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有的来往岛内岛外弘扬法义，他们数十年来永不退转，有人问他们何以致此？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以“阿鞞跋致”、“一师一道”自许。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菩萨行者。由于佛子们的“有情有义”，所以早年我在宜兰落脚之后，即随缘于罗东、头城、龙岩、虎尾等地设立并主持念佛会，并且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间讲经布教，十年后，我又在全省各地创建道场，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国弘扬佛法，度化群生。
每逢年节，我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贺卡，甚至还有来自离岛监狱、山区住民的祝福问候。曾经在火车上，一位青年让座给我，细谈之下，才知道他曾在监狱里听过我讲经说法，现在已改过自新。还有一回在台北道场，一位中年人喊我：“老师好！”原来他是在东海大学上课时的学生。数年前，我前往大陆弘法，从北京、四川、甘肃、河北，一路来到金陵等地，沿途友人亲切招待不说，还不断收到各地的来鸿，让我感受到这个世上，“有情有义”的人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其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伉俪最令我心折。他们八十高龄，身形佝偻，每次知我前来南京探望母亲，都不辞劳苦，远自北京赶来看我，并一再叮咛我要为佛教前途而善自珍重，我也同样地祝福他们法体康泰，教运昌隆。一九九三年二月，他与我在母亲的住处会面晤谈，即兴题诗二首相赠，在家乡传诵一时，信众们莫不欣喜走告，诗曰：
大孝终身慕父母，深悲历劫利群生，
西来祖意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
一时千载莫非缘，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与公坚此愿，庄严国土万年安。
在赵朴老的眼里，在赵朴老的字里，我看到了“有情有义”的光芒闪烁不已。
五十年前曾经在佛学院教授我惟识课程的圆湛法师更是毅力可佩！他经常挺身而出，总是帮我宣扬“人间佛教”理念，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真是令我又喜又愧，想来我自己的徒众之中，又有几人对“人间佛教”的普及如此认真卖力呢？母亲在世时，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亲往母亲的寓所，代我慰问探望，这份体贴人意，不计高下的风范，又岂是常人所及？合尘老法师则因与我家师之间的一份道谊，长年为我设立延生禄位，祈福祝祷。每于清夜扪心自问，何功何德，竟受长辈如此“有情有义”的爱护，所以更加发愤立志，精进弘法，以期能回报他们深厚的恩德。
所谓“俗情不比僧情浓”，短短数语道尽了佛门里的“有情有义”实有甚于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在我初出家不久，对于这句话便早有体会。记得十五岁受戒时，母亲跋山涉水远来探望，我趁着晚自习的时间，来到女众寮房与母亲会面。开大静的时间到了，母亲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只好留下来安慰她。第二天，纠察师向女众戒坛的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我没有回寮就寝，当时自忖，这下惨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迁单开除？没想到月基法师当众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里啊！”纠察师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于受罚。我当时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沙弥，对于他的通达人情，机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一九五四年，得知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我想尽方法将他迎接来台。这年我正参与筹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落成以后，我推举他为住持。后来在他晚年多病时，我几次半夜三更送他就医，付费照顾，直至终老，并且亲自将他的骨灰送往栖霞山寺，为其建塔安奉。当时也有人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我只不过是将当年那份图报恩“情”的心思铭记方寸延续下去，并且付以实际的行动，成为一项有始有终的道“义”罢了。
四十年前，我在雷音寺驻锡弘法时期，曾花费一番心思，将深妙的佛法化为平易的词语，教育当地的青年。日后，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心定、杨慈满、萧碧霞、吴宝琴等人便相继死心塌地地跟随我南来北往，弘法建寺。他们有的不计待遇，一生奉献常住；有的不辞辛苦，整日清理作务；有的以美味的素食广度众生；有的用悦耳的音声讲经说法；有的将父母遗留的嫁妆悉数作为办学经费；有的把全副精力投入佛教事业，因为他们的“有情有义”，使得弘法工作顺利展开，纵使遇到挫折阻难，也总能在众志成城之下迎刃而解。
如今我有千二百名入室弟子分散世界各地，或住持一方，或接引信众，或开办教育，或到处说法，或养老育幼，或编辑写作……他们在各种时空里展现了“有情有义”的人生，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欣慰的事情。
近代的华人常以“西风东渐”来作为世风日下的借口，我颇不以此为然，其实佛性一如，西方人中不乏“有情有义”之士。像高登牧师夫妇因亲近佛门而遭到耶稣教会种种非难，我伸出援手纾解困境，后来他们举家来台，学习中国大乘佛教，誓以弘法利生为职志。葛蓝先生自从在西来寺皈依三宝以来，不断写信给我，陈述满腔的法喜，如今他埋首将拙作译成英文，并且与西方寺一批美籍信徒相约要以生花妙笔，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发扬到全球各地。他们将身心奉献尘刹的那份虔诚，与其他佛子比起来，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所以，情义是无价的，也因为如此，虽然我一向提倡喜舍结缘，经常将别人拿来的供养随手转送出去，但也有基于惜情守义而不舍付出的时候。记得三十年前，我省吃俭用，买了一部九人座的“载卡多”，随即改装为二十六个座位，好让我的学生都能和我一齐出外弘法、参访。由于车厢载重量大，底部轮胎小，所以总是一路颠踬摇晃，十多年来度过不少有惊无险的时刻。车子功成身退时，许多厂商出价收购，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它无怨无悔地辛勤付出，我也要“有情有义”地为它养老。
其他如东方佛教学院落成时，新加坡福海禅院赠送的玉制如意古董，三十寒暑在佛光山的“佛教陈列馆”里熠熠生辉，多少商家想高价收买，我也同样不曾允诺，乃至多少次佛光山寺财务困难，几乎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我都没有动过让售的念头；而美国西来寺落成时，中国佛教协会以一套稀世法宝《龙藏》作为贺礼，更是意义深远，八年来每次经过“藏经阁”，我都要去拜访这个内外含光的老友。去年西来大学从西来寺迁往柔似蜜（Rosemead）校区，主事者想将其一并移至新址，我连忙阻止，因为我要将它作为西来寺永久的镇山之宝，让后世的弟子们都能从无言无说的文物当中，领略前人“有情有义”的精神。
所以，什么是“有情有义”呢？简单来说，是一种往复循环，互相交流的感情，十法界一切有情莫不具备这种性能。我曾经看过悉尼海边一只瘦弱的海鸥，因为我的特别关注，临走前来往飞行，围绕三匝，好像在对我致意感谢；昆士兰林间一对顽皮的松鼠，因为我饲以面包，后来每天清晨都前来拍打精舍的大门，似乎在向我问安道好；云居楼外一只流浪的白足黑狗，人皆以其不祥而弃之，独我对其友善，有一回居然引领我到如来殿，和求见的信徒晤面；开山寮中一群五颜六色的禽鸟，因我将它们放归自然，从此呼朋引伴，在天空翱翔飞舞，婉转齐鸣，为佛光山增添无限的意趣。连身处三途的傍生畜类都能如此“有情有义”，更何况千万年来以互助为进步之基的人类社会呢？
经常听人叹言：“在现代功利主义挂帅的世界里，夫妇轻言别离，朋友动辄反目，哪里找得到‘有情有义’的人呢？”其实如果我们能从消极地推寻外觅到积极地躬身实践，从被动地接纳、企求，到主动地付出、给予，乃至进一步从布施小恩小惠扩大到为对方的未来着想；从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及于世间的一切众生……天地之间，何处不是情义盎然？尔虞我诈、斗乱纷争都是社会的病态，我们有幸身为万物灵长，何不承担起做人的责任，用“有情有义”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温暖世间呢？
（一九九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