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深入到幽深的历史隧道，会惊奇地发现，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所说，光速把时空的距离奇特地缩短了——但这里不是自然的时空，而是历史的时空；仿佛各个时代之间、人物事件之间，其相互关系豁然明朗了，其前因后果、脉络线索、踪迹走向，变得异常清晰了。从这条历史的隧道中观察最近二十年发生的有关民粹主义的争论时，仿佛有一条明显的线索，把我们从这场争论引向了一个标志性的参照物——“经典的”俄国民粹主义。于是，我们转向它，诉之于对它的考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了。
一、俄国民粹主义的发展概况
俄国民粹主义是发生在俄国19世纪40—50年代至上世纪头20年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是俄国在专制农奴制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俄国这种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直观意义上说，它最初反映了“忏悔贵族”对农奴制社会不合理性和沉重罪孽的一种忏悔意识，也反映了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对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及其血腥罪恶的失望情绪；从客观意义上说，它代表着社会中下层“被侮辱被损害者”，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这一思潮则代表了农民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对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非正义的反抗情绪，特别是反映了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所造成的掠夺性后果，以及由此给农民和被压迫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苦难；同时也反映了农民群众抗议农奴制及其掠夺性改革，抵制资本主义奴役的要求，以及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它最初萌生在进步的“忏悔贵族”中，后来则主要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从19世纪中前期形成，在60—70年代发展为社会运动，再经80—90年代的演化、低潮，到20世纪初再度活跃、高涨并赋予其新的含义，是一种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它在各个时期有过不同的称谓，在其刚形成的19世纪50和60年代之交，贵族阵营曾称它的代表人物为“虚无主义者”；70年代，他们自称为“人民派”；直到70年代下半期，随着“土地自由派”的出现，他们才称呼自己为“民粹主义者”。俄国民粹主义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起到20世纪初，在各个历史时期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派别和组织。它主要分为两大派别，一为革命民粹主义；一为改革派民粹主义（或称自由民粹主义）。其中，60年代末到70年代高潮时期的革命民粹主义，又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巴枯宁为首的暴动派；二是以拉甫罗夫为首的宣传派；三是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夺权派。80—90年代的改革派民粹主义，则可分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左翼，和以П.П.切尔温斯基和И.И.尤佐夫等人为代表的右翼。在70年代末，作为革命民粹主义主要组织的“土地与自由”社，又分裂、演变为“黑土平分派”和民意党。几乎与此同时，从革命民粹主义者中也分化出来了一部分改革派民粹主义者。进入20世纪，曾在19世纪80—90年代因民意党人恐怖暗杀而一度陷入危机的民粹主义，随农民状况的恶化再度复兴，先后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并在杜马中形成了劳动派。人民社会党为民粹主义右翼，社会革命党起初主要包括了中派和左翼。
历史上这些不同的派别和组织，各有其时代特点。列宁把19世纪50—60年代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被称作“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民粹派，称为“启蒙者”或“‘60年代遗产’的代表者”；把70年代的革命者称为“老民粹主义者”或“社会革命的民粹主义者”；把80—90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称为“现代民粹主义”；而把20世纪初期的各民粹主义党派，又称为“新民粹主义者”；等等。无论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被冠以何种名称，也无论它们依历史条件而表现出何种具体形态，其共同的本质属性，还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观念体现）”，《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页。或曰农民民主主义，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者。
二、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
俄国民粹主义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提出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丰富而建立起来的。19世纪50—60年代之交，在民粹主义思潮形成之初，“虚无主义”曾是对它的一种称呼。“民粹主义”这一术语，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献中才出现的；当时，它还没有这一术语后来的含义，通常只是表示企图研究人民生活制度，用以减轻民众（首先是农民）苦难的一种愿望和努力。70年代的革命者，还多称自己为“人民派”。只是到70年代后半期，“土地自由派”才自称为“民粹主义者”（“народник”）。“民粹主义”一词同来自西方的“平民主义”一样，都以“人民”为词根，有“人民派”、“亲民”、“爱民”、“崇尚、信仰”人民的含义。
俄国民粹主义在其长达八九十年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当庞杂的、包括各种思想成分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其思想如何庞大和复杂，在其各个派别之间总还存在着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共同的思想特征。将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
1.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将人民理想化这一点上是最具共同性的。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2页。“在人民中潜藏着社会真理”，“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2页。巴枯宁甚至说，俄罗斯的农民，“就其天性而言是个社会主义者”；特卡乔夫则断言，就其本能和传统看，人民是共产主义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民粹派对“人民”之崇尚与信仰，到了极端理想化的程度。
“忏悔贵族”、民粹派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负罪感”，认为他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其知识、智慧和进步，“是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多数人被剥夺了”体魄和思想的灵巧性，失去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才能有他们这些“文明少数”的知识和进步。《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8页。正是出于这种“负罪感”，他们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进步服务，“偿还”多数人以血泪和苦难为他们付出的文化的代价。
所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民粹主义思想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
2.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或称农民村社）的这种思想观念，也同他们对“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米尔（即村社——引者）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渗透到人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农村公社“作为人民喜欢的、古老的天然根源……乃是自然历史遗留的人民的本源”，它“是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原则的内部天然合法的民权保护者”，因此俄国需要农村公社，需要公社的生活，需要它的“社会主义”的清新而又生气勃勃的协商和主动精神。同上，第33—39页。
从这种对农民村社或农村公社的理想化描述中，看得出民粹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经济形式中前瞻、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从过往古老村社的传统中探寻社会主义的前景，把它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很鲜明地发现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也很明白地看出民粹派往往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思想特质。
3.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特征，是民粹主义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将它视为社会主义天然土壤这一观念出发的——虽然这一观念是民粹主义这一理论主张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民粹主义这一特征还有另一重要的思想根源，这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
民粹主义之所以厌恶资产阶级，并怀有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是由民粹主义所由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由民粹主义固有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民粹主义作为来自后进农民国度的、主要反映农民思想观念的思想体系，其代表人物——民粹派，面对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血污和罪恶，看到西欧农民的破产，工人的赤贫，资产者的贪婪，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虚伪性，这使他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鄙弃。而面对英国发生的“羊吃人”惨象，目睹西欧各国工人农民苦难生活的血淋淋图画，在对资本主义的鄙弃之中，又对它充满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恐惧，为俄国正面临这种阴森可怕的前景而感到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只有避免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俄国人民幸免于资本主义的苦难。
民粹主义这一“直接过渡”的思想，也是其“超阶段”的革命急进主义和轻视民主革命、漠视民主主义价值的最深思想根源。
4.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是被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人民为他们获得文化而付出了血汗和苦难；这样，掌握文化的这些少数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民粹派看来，仿佛文化本身也粘连上了剥削和罪孽。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报以轻蔑甚至敌视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在他们看来，大学“同外界隔绝、脱离人民生活”；而大学教授“从事”的又是“抽象理论”，似乎于人民并无益处，因此人民对他们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在民粹派看来，“大部分教授是官吏”，因此，由仇视官吏，自然也殃及于这些教授们。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星期日学校”是比大学更好的“培养大学生的苗圃”夏波夫：《村社》，载《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2—33页……否定大学教育，是民粹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彼·阿·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都曾抱有这样的思想。克鲁泡特金甚至说，“必须关闭一切大学”，“我们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大学”；“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工人学校”一旦发展，便将“超过现有的大学”。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载《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72—273页。巴枯宁则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巴枯宁：《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载《俄国民粹派文选》，第52页。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所谓“一切从属于政治的世界观”；他们的“心灵是道德化的，对世间的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所以，民粹主义奉行的是道德—政治价值至上，而以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服从之。
民粹主义还把革命的标准极端化，以其纯主观的政治—道德标准来否定科学和文化价值的自身标准。科学真理是客观的，一般来说，纯粹的文化价值也有其客观性：不论持怎样的政治—道德标准，总不能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能否认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美。但事实表明，民粹主义以其特有的政治—道德标准，对这两者都是一概加以否定的。
在民粹派看来，一切科学家和文化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才能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由此才算投身政治，否则其“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就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必然的宣判”。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第八封信》，载《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16页。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提出评价文化问题的两个标准，主张以“文化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看得出，就受到了这种政治—道德价值至上论的影响。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291—292页。
三、俄国民粹主义中包含着各种思想色彩和流派
在俄国民粹主义发育的胚芽里，就既包含有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基因，又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在赫尔岑成长的19世纪30年代，俄国进步青年正沉浸于以谢林、黑格尔、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浪漫主义以直感或非理性为哲学基础，较之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思想，具有更强、更狂烈的反抗性。所以，俄国民粹主义的胚胎期的思想体系里就包含了哲学浪漫主义。至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成分，则既通过“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赫尔岑，也经由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贯穿在他们关于“村社自治”、“村社联盟”的思想里。随着这一思潮的发展，巴枯宁赋予这一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更是体系性的；实际上，在“到民间去”运动和“土地自由派”中，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暴动派都占了主导地位。
俄国民粹主义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分别通过年轻批评家皮萨列夫将虚无主义，通过民意党人将注重个人谋杀的恐怖主义，经由自由民粹派将专事于在具体小事方面服务人民的充满文化主义色彩的“小事情理论”，以及将贬抑知识文化人、崇尚“粗工”劳动者的反智主义等等，都一一汇合进了民粹主义的主潮和干流。
应当特别指出，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社会革命党受到的影响最大。列宁在1905年1月评论社会革命党纲领时说，它的纲领草案较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其“进步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