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像源远流长、流域广袤的伏尔加河水一样，汇集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大到小的各种支脉溪流，把各种色彩、各种流派的思想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宏大而复杂的思想的潮流。因此，这股思潮本身就是各色俱陈、五彩斑斓的，它本身就是庞大的、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思想概念概括。正因为这样，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民粹主义具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流派，是19世纪下半叶极其广泛、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不仅包含有左翼和右翼，而且包含有斯拉夫主义的和西方主义的民粹主义，还有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民粹主义；当然，其中也可区分出社会主义的一翼。他把从斯拉夫派到赫尔岑，从陀思托耶夫斯基到巴枯宁，从列夫·托尔斯泰到70年代的革命家，都统统视为民粹主义，只是色彩不同而已。
虽然如此，从政治上说，其主流，其实质，还是主张通过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学说。故此，它又叫“公社（或村社）社会主义”，或“农民（或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由一系列杰出思想家所构建的严整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是关乎近代俄国命运，关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战略抉择问题，因此它并不只是一种“策略手段”、“社会情绪”或者“精神症状”、“动员方式”等等局部问题。
最近20年，有关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学术界打破了苏联时期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的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羁绊，敢于正视并揭示历史真实而引起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
第一，在俄国民粹主义起源、形成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对斯拉夫主义及其与民粹主义关系有关问题的评价。过去，过多强调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派的消极面，把它看作维护沙皇专制农奴制度的反动思想派别。事实上，斯拉夫派属于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它主张改革农奴制度，主张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它对俄国传统和村社问题有着深入而独到的见解。过去，学术界只看到民粹主义与西欧派关系密切，而对民粹主义同斯拉夫主义的联系却加以忽略。事实上，民粹主义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论”，是根源于斯拉夫主义的，因为赫尔岑的村社思想就是从斯拉夫派人物那里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并不是像过去传统说法那样，是从普鲁士经济学家哈克斯豪森那里了解到的。另外，民粹主义关于对“人民”的信仰，对村社的理想化倾向等，也都与斯拉夫派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鉴于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的形成与斯拉夫主义影响有关，过去关于民粹主义形成的时间问题的看法也就改变了。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赫尔岑因经历1848年欧洲革命而发生思想危机，在此之后才出现对俄国发展前途的新探索，最后才形成民粹主义思想。而由于一些学者对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关系的上述新认识，作为民粹主义思想基础的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就不是形成于1848年之后，而是形成于1848年之前，即1842—1846年期间——这正是赫尔岑同斯拉夫派密切交往并受其影响的时期。
第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这个问题，原本在历史上是很清楚的。无论在十月革命前和上世纪20年代的一般历史著作中，还是在列宁的有关论著中，都讲得十分明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9世纪50—60年代与赫尔岑一起，是作为民粹主义营垒的领袖人物出现的；列宁因此直接把他称为“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可是，从1928年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100周年诞辰时起，特别从1929—1932年意识形态“大转变”开始，由于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不断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仿佛他已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差无几，从而把他拔离了民粹主义，仿佛列宁所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革命民粹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里，甚至也在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之间横上了一道理论鸿沟，仿佛他们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而“制造”这完全不同的理由就是，70年代与60年代的历史条件仿佛不同了，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似乎大大发展了，因此70年代的民粹主义就有了不同于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据俄罗斯学者深入研究，俄国70年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同60年代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样，经过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的研究，笼罩在上述种种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浮尘和政治蔽障被扫除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恢复了。
这方面，首先是纠正了过去史学中对19世纪60年代初革命高潮形势和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高估计。过去苏联史学一向把1860年代初称作“第一次革命高潮”。实际上，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未到来。从前苏联史学中也严重夸大了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实际上，这个时期俄国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很低、很落后的发展状况，完全不能以此为据而区隔出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与60年代的所谓“革命民主主义”，而把它们放在截然不同的思想政治阶梯上。仔细研读列宁著作，列宁在许多地方是把“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一并称谓的，并没有在二者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来；充其量，列宁只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对此作过一定的区分，但后来列宁又纠正了过去的提法。这里，我们自然应当以列宁后来的思想和提法为准绳，这是列宁更为准确的一种表述。
同时，也突出并肯定了列宁后期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即称这位民粹主义营垒的领袖人物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过去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学术界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不同于民粹主义者甚至大大高于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历史人物，这是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作的一种误读，也是夸大60年代与70年代经济发展差别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关于夸大60年代与70年代经济发展差别而生发的误解，前面已经涉及；关于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著作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缺乏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890年代甚至更早写作对“民粹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称谓的应有了解造成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这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1990—1992年）的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说的话。当时只有“土地自由派”才自称“民粹主义者”，70年代“到民间去”运动时期的一代革命者则专指“巴枯宁主义者”、“暴动派”和“拉甫罗夫派”等（他们本身有时则自称“人民派”），革命民主阵营又把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60年代的革命者称作“遗产代表者”。所以，在当时或后来一个时期，被称作“民粹主义者”的一批人，是同“遗产”代表者、“巴枯宁主义者”、“暴动派”和“拉甫罗夫派”等截然区分开来的，所以普列汉诺夫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后世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就因此发生了对普列汉诺夫的误读和误解。人们对列宁19世纪90年代的著作所发生的误读和误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登上俄国论坛时，正是民意党人遭到镇压，民粹主义运动面临危机，自由民粹主义广为泛滥的时期。普列汉诺夫在稍前一些，即从80年代起，开启了对民粹主义的斗争。而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接踵继续了这一斗争，但列宁主要是对以沃龙佐夫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义”右翼和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民粹主义”左翼进行批判的。所以，列宁革命活动之初，其著作中所用的“民粹主义”或“现代民粹主义”，大多系指“自由民粹主义”。那时“民粹主义”一语才出现不久，这一称谓刚进入俄国文献当中，列宁将“民粹主义”用来专指80—90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是十分自然的。加之鉴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列宁对“自由民粹主义”的批判口吻也比较严厉，所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民粹主义”完全区分了开来。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实际上随着革命的发展，在1905年革命以后，列宁对整个民粹主义思想体系有了新的认识，自此以后，他径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作“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完全改变了早期著作中所说的60年代“遗产”代表者“与民粹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同“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毫不相干”，《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他们“没有任何民粹派色彩”同上，第400页。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