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民在获得独立后，村社社会主义者在主观上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非洲社会主义的“跨越阶段论”。
在这些非洲领导人看来，社会经济越落后，越容易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普遍认为，非洲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的优越性主要是指，非洲传统村社制度的广泛存在；人们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耕种——这些仍然是非洲社会面貌的主要特征。非洲领导人如尼雷尔等人认为，非洲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非洲的传统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村社社会。因此，非洲要从祖传的村社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经过革命，只要依靠改良，通过和平的变革，防止阶级分化和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改良”和“和平变革”，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恢复”和“捍卫”非洲村社制及其价值观念，使之在现代条件下得到“重视”和“复活”；二是，采用现代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同时又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和深刻的阶级分化。马里前总统莫迪博·凯塔就认为，马里没有资产阶级，具有不必经过“强制的革命”而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马里只需要经过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从殖民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唐大盾等著：《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三、非洲特定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也具有这一固有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讲，非洲国家本身是殖民化的产物，其突出特征是，国家先于民族而生成。这导致非洲国家自独立伊始，便一直经历着民族意识的危机，使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始终同时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双重任务。这是非洲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所在，也同样决定了非洲村社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内涵。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独立和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
这种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反映了非洲人民向往平等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希望有一种反映非洲社会特点，表达自身价值观点的思想意识。这种以独特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特征是：强调本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强调自己独特的“中间道路”或“第三种理论”，强调对外的民族解放斗争。确立文化、政治的“非洲属性”，防止非洲的“西方化或东方化”，尤其是“打破西方对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使非洲摆脱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而完全独立”。戴维·奥塔韦和玛丽娜·奥塔韦著，魏塔忠译：《非洲共产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这种信念在非洲国家独立初期尤为强烈，这使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
在对外政策方面，最能体现这种非洲自我肯定信念，即民族主义的，就是泛非主义。泛非主义，是非洲国家争取非洲团结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战略，其核心内容，就是与东、西方相对抗的第三世界集团所提出的泛非主义和不结盟主张，它被人们看作是独立的非洲意识形态，即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天然组成部分。泛非主义作为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它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打破西方对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使非洲摆脱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而完全独立。因此，泛非主义提倡黑人团结和“非洲人的非洲”，努力争取非洲的完全解放和统一，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合众国”或“非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以“一个声音”讲话，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都是泛非主义的积极倡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尼雷尔于1960年首先提出希望与肯尼亚和乌干达同时宣布独立，并建立东非联邦的主张。赞比亚和肯尼亚等国，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也表示要致力于泛非主义。恩克鲁玛是泛非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这是他毕生苦苦追求的一项事业。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试图把泛非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发起召开了一次次大会，邀请非洲独立国家或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参加，号召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联邦政府。加纳先后与几内亚、马里等国组成国家联盟，1958年11月，加纳和几内亚组成“加纳—几内亚联盟”；1961年4月马里加入，又扩大为“加纳—几内亚—马里联盟”，并制订了《非洲宪章》，以作为建立非洲国家联盟的核心，加纳还在经济上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恩克鲁玛希望加纳迅速建成工业化国家，其目的也是为以后进一步推动泛非主义运动奠定一个坚实的国内基础。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的比较
一、共同的基础——传统村社制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村社通过改良，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同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农民村社”思想极为相似。俄国民粹派把充满宗法家长制的传统农村公社理想化，在他们看来，农村公社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它是可以避免弯路而通向未来人间天堂的桥梁。俄国一旦消灭了农奴制度，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可以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怎么看待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与俄国民粹派之间的思想联系呢？实际上，当我们把两者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时，就会发现，首先，非洲和当年的俄国具有相似的经济基础——农村村社。由于非洲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得以保留，土地为村社所有，个人或家庭只有使用权，可以说，土地公有制是非洲村社制度的基础。同样，在历史上，由于俄国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因此，俄国的封建社会带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遗迹，村社就是其最集中的表现。主要特征是，由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一群家族组成（包括同一氏族和其他氏族）；土地（耕地、牧场、森林等）公有，但耕地定期分配给各家使用；牲畜、农具、住宅和产品归各家私有。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仍然很薄弱；同时，俄国这时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所以，20世纪中期的非洲同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历史条件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同一类型的村社社会主义，即俄国式的民粹主义，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二、小资产阶级——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者
在俄国，民粹主义实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走向危机和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产物。它的最深根源，既反映了农民在专制农奴制度下所经受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发出的愤怒抗议，也反映了他们面临新道路选择时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血腥罪恶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当时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先进分子（叛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正代表了俄国农民的这种思想情绪。民粹主义最早主要是萌生在“叛逆贵族”中间，后来主要在平民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
在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代表者是小资产阶级。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向非洲移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是极端缓慢的。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沿海、城市和铁路沿线。首先，以外国资本家为主体的垄断资本在这里迅速崛起，它们数量虽少，但却基本上控制了经济命脉。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工矿运输、金融业几乎全部掌握在外资手中。其次，民族资本也随之开始诞生，但受到严重压制。广大内地农村，依然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尽管非洲出现了近代工人阶级，但它很不稳定，也极不成熟。现代生产力的缺乏，造成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极其薄弱，他们无力代表民族利益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于是，领导民族独立斗争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力量较大的小资产阶级身上。小资产阶级遍布于殖民机关、学校、对外机构等部门，包括中下层公务员、教师、记者和小商小贩等等。作为独立运动领导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取代传统的统治阶层而成为非洲新独立的领导阶层，但是这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其政治思想却具有传统与现代的两重属性。这与他们特殊的经历不无关系：一方面，这部分人本身是殖民体制的产物，他们受到外国垄断资本和殖民官吏的重重压制和歧视，因此具有强烈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幼生活在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村社氛围中。他们大多承袭了酋长制遗风和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受到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非洲部落村社的影响和熏陶，来到欧美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思想，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对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之间看似巧合的关系作出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或旧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或交换手段硬塞到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三、无法超越的“卡夫丁峡谷”
那么，通过这种传统的村社制度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者和俄国民粹主义者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者普遍否认世界上只有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主义”，而非洲人不能对它进行任何补充。坦桑尼亚就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对此，尼雷尔认为，在坦桑尼亚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使之适应坦桑尼亚的部落制农业社会。他说：“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把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这几个阶段，社会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来的。中国并没有按照这个正规的道路。在中国，他们甚至有过高度发展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要消灭。在非洲来说，我们从部落公社和没有建立起很多资本主义的遗产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南非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这才是你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般来说，要在非洲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使之适应农村经济。这种经济比起俄国或中国革命者所面临的更加原始。”Julious K.Nyerere，Ujamaa：essays on soci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48.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不同。“一个资本主义已生根的国家要朝社会主义方向走，绝不可能和另一个还用手锄耕种的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走采取同一方法……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沿着适合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绝不是只有一条道路，而是有着多条道路。”同上，p.77.
俄国民粹主义者总体上也不相信社会主义需要相应的经济前提，他们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认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发展有预定的道路。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村社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