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初，这两个思想中心对知识界和社会舆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赫尔岑在当时不可估量的功绩之一，是1853年在伦敦创建了俄罗斯自由印刷所。在这里出版的革命读物不经沙俄的书报检查，通过波兰侨民在乌克兰、立陶宛等地建立的联系网络，不断运往俄国各地，广泛宣传了启蒙主义革命思想。1855年出版的《北极星》文集，1857年开始发行的《钟声》杂志，对揭露改革的欺骗性本质，对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对广大青年和民众的启蒙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赫尔岑少年时代的挚友奥加辽夫，1857年侨居到了伦敦；别林斯基青年时代的挚友巴枯宁，1861年也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到了这里。他们两个人的加盟，又进一步加强、壮大了赫尔岑在伦敦的这个思想中心。通过赫尔岑运回国内的出版物，以及由它们所进行的急进主义宣传鼓动，在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喀山等设有大学的城市，都出现了早期的革命急进主义小组。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在彼得堡，围绕着《现代人》杂志，在年轻的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也形成一个革命思想中心。这里出现了杰出的青年文学评论家Н.А.杜勃罗留波夫，此人过早去世后，代之而起的是青年军官和文学家Н.В.舍尔古诺夫、富裕的地主А.А.斯列普佐夫，等等。这个国内中心比之国外中心，奉行了更为急进的方针。早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本是很崇拜赫尔岑的，但后来对他采取了批评的立场，因为在国内这些急进民主派看来，《钟声》的立场太温和了一些，不能以一贯之地坚持暴力革命的思想。为了协调双方的立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9年曾专程前往伦敦，同赫尔岑进行了一次会见。
当时无论国外中心还是国内中心，都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权，连带土地一块解放农民；它们都看到了沙皇让贵族地主主导的这一改革的实质。人们预计，农民一旦对改革不满，即会起来反抗，因此，他们估计未来几年革命高潮定会到来。赫尔岑甚至早在50年代上半期的一份《尤里日》传单中就告诫统治者，当农民忍受不下去时，是会像普加乔夫一样揭竿而起的。他明白告诉这些人，如果地主再顽固坚持自己的那种赎买办法，传单作者就会号召农民：“拿起斧头来！”
实际上，60年代的这些急进民主派，把农民过分理想化了，对他们的觉醒程度和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也过分乐观了。事实上，这些急进民主派所期望的6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并未到来。除了几座大都市的大学生因当局钳制学校而掀起学潮外，全国并未发生像样规模的农民起义。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时代的史学界一直没有讲明白，他们仍像60年代急进民主派一样，过高地估计了那个年代的革命形势，一直高唱着革命高潮到来的调子。实际上，只是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俄罗斯史学家才直面历史真实，纠正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过去的苏联史学界也把60年代的革命急进主义过分理想化了，不单夸大了当时的革命规模，也将60年代革命运动的组织性、统一性和成熟性估计得过高了。Е。Л。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6页。同时，苏联时代的史学由于没能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窠臼，也过分夸大了60年代革命者和70年代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差别，似乎二者的思想体系是不相同的，前者是“革命民主主义”，后者是“革命民粹主义”，而革命民粹主义就落后于“革命民主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应该严肃地加以澄清，不应该继续高唱过去那种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老调。
澄清这个问题，应该以改革后时代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为依据。对这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革命运动的规模，不能像苏联时期的史学那样，进行主观主义的夸大，而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的确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史实表明，60—70年代的俄国工业资本主义还处在大机器工业生产之前的阶段，主要是各式各样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得到了迅猛的扩张和发展。从莫斯科省10种手工业中523个手工作坊开设时间的情况来看，其中396个，即总数的将近76%是在60—70年代开办的，而仅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在此之前开设的。据《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统计数字计算。这些作坊中，“小作坊很多，大作坊极少，平均起来每个作坊的工人人数仅为71/2人”。《列宁全集》，同上，第350页。在手工业工场中，各行业的情况也很不相同，每个工场的人数也仅从10人到40人不等。
因为当时农民人口和半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在俄国社会还占绝对优势，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和社会组织结构，大工业虽在一些部门和个别地区有所发展，并在排挤着手工业，但由于存在着农奴制残余，发展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在总体上，发展速度并不算快。
工场和作坊手工业占优势的情况，决定着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绝大多数规模不大；加上改革后，获得自由的大批大批涌向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多是外出打短工、打零工，即使当了雇佣工人，他们也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没有同宗法制传统彻底分离，所以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还称不上无产者，还不能构成无产阶级。一般来说，早期的雇佣工人，按其属性并不是无产者，而只有彻底脱离了农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完全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才可称为无产者。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是同手工业工场向大工业工厂过渡相联系的。而当时大工业工厂并不多，所以那种说70年代工业得到发展，工人阶级已发展壮大的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而从俄国的具体情况看，从手工业工场向大工业工厂过渡，应该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则是90年代的事情。
过去的苏联史学，对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成熟程度无疑是估计得过早、过高了。在1999年《祖国史》杂志举行的题为“俄罗斯的解放运动：持当代观点还是维护传统？”的圆桌会议上，有的学者谈到了这个问题。80岁高龄的老学者鲍里斯·伊藤贝格对以Н.А.特罗伊茨基为代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他不能同意后者的这种论断，认为到80年代初工人运动“已拥有了这样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就足以使它作为独立无产阶级流派从民主主义总潮流中突显出来”。《祖国史》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9年，第1期，第6页。他说：“对当时罢工运动无偏见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得出相反的看法——工人斗争的组织性是谈不上的。”他认为，“如果考虑到首批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和‘俄国工人北方协会’——人数太少，它们还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那么，对工人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就决不能估计过高。”同上。
由此，也涉及了对马克思主义在70—80年代传播和影响的估计问题。老学者鲍里斯·伊藤贝格认为，过去也过高估计了这种传播和影响。他说：“马克思主义当时在俄罗斯的影响不仅是‘表面的’，而且是相当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这一事实了。我要公正地说，我当时从意识形态的公式出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相当地夸大了70年代工人运动的作用，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70—80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同上。
这位学者认为，特罗伊茨基太轻信了В.Г.巴扎诺夫那种有关7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作革命宣传武器的说法。他说，即使参加“到民间去”的一些单位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使С.克拉夫钦斯基那个《智慧姑娘纳乌莫芙娜的故事》中谈到了《资本论》，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同上。
过去，苏联史学界在历史研究中过高估计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高估计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也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这是当时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普遍现象之一。俄罗斯学术界近些年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应该说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相联系，过去将19世纪60年代启蒙主义和70年代民粹主义加以区隔，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同70年代民粹主义者人为地分割开来，也是缺乏充足理由的。实际上，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在这些问题上反倒更加接近真理。现在汲取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在这些问题评价上的合理因素，倒真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合理的回归。
二、民粹主义运动的形成
（一）民粹主义及其急进派对1861年农民改革的反应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的“改革”，正像列宁所说，“是由农奴主实行的”一场“农奴制的改革”。《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沙皇宣布的对农民的所谓“解放”，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同上。
改革法令虽然宣布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但是地主仍“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虽规定地主必须分给农民永久享用的宅园地（包括宅旁周围地段）和耕种的份地，但农民为此必须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租。而且农民分得份地的标准，一般低于改革前农民使用份地的数量，而多出的土地则由地主收归己有。这样，由于“改革”，农民实际被夺走了相当一部分土地。按照列宁的计算，黑土地带各省的农民，因此而“被割去了1/5以上”的土地，“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被夺走的土地达到1/3，甚至2/5”。同上。这样，所谓的“改革”，倒是为地主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按照法令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农民对份地只有使用权，这样，农民使用份地就应履行义务，即缴纳劳役租和代役租，直到签订赎买契约为止。这名义上是废除了农奴制，实际上农奴制的经济关系还依然保存，只不过受到了一定限制而已。
法令对农民赎买宅旁园地和份地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另一层掠夺。因为赎金是按代役租资本化计算，而不是按实际地价计算，这样，赎金就大大超过了地价。这种赎金计算办法，实际上是除了缴纳地价外，还包括人身赎金，即赎取封建义务的金额。
这样看来，“改革”是对农民进行的一次十足的掠夺，不仅减少了土地，还在肩上添加了偿还不完的赎金和债务。
改革法令一公布，就引起了农民的一片不满和抗议；在进步知识界也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谴责和批判的浪潮。
“别兹德纳村惨案”，就是军警对喀山省抗议农民的血性镇压。惨案发生后，1861年4月16日，喀山大学和宗教大学的学生为该村被杀农民举行了亡灵追祭仪式。民粹派大学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А.П.夏波夫，在喀山教堂墓地聚集的近400人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赞扬了受难的农民，最后高呼：“民主宪法万岁！”为此，夏波夫遭到逮捕并被剥夺教职，最高宗教会议还做出决议，处罚他在修道院接受“训诫”。但是，在社会舆论的一片抗议下，亚历山大二世没敢核准这个决议，夏波夫被允许在警察监视下居住彼得堡。但“以同伦敦宣传家”，即赫尔岑和奥加辽夫联系为由，当局又于1864年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解放农民宣言发表伊始，身在伦敦的赫尔岑，最初是表示欢迎的，并在《钟声》杂志上赞颂了亚历山大二世。但军队对别兹德纳村和康杰耶夫卡手无寸铁农民的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赫尔岑立即在《钟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愤怒抗议的文章，对流血事件加以谴责。从文章题目就可看出他的义愤填膺之状，如《1861年4月12日阿普拉克辛的屠杀》、《俄罗斯的鲜血在流淌》、《顽固的主教、僵腐的政府与受骗的民众》等等。与此同时，奥加辽夫也在《钟声》上发表抨击性政论，在《新农奴制的抢劫》这样的标题下，辛辣尖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沙皇的“解放”和“改革”。文章结尾得出结论说：“目前，旧农奴制为新农奴制所取代，总的来讲，农奴制并没有被取消。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改革的准备时期就看穿了这场由贵族地主主导的改革的本质，他们期待农民会用“斧头”回答这场农奴制改革。因此，他们在文章中不断采取隐曲的方式鼓动农民起义和人民革命。他们为未来的革命做着各种准备，并期望领导革命以建立一个新型的共和政权。
沙皇政府及其警察机构第三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恨入骨髓，早就盯上了他的一举一动，只待时机一到，就立即对他下手。
1861年8月15日，一份《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的传单，被送到了第三厅。这是用农民很容易明白的形式向人们解释，为什么1861年的改革是掠夺性的。传单劝说农民不要相信沙皇，因为沙皇同地主是穿一条裤子的；传单号召农民不要举行分散的暴动，应当采取有组织的行动。传单中这样说道：“如果只是一个村子举起斧头，其他村子还一无准备，这有何用？这只能把事情搞砸，还会贻害自己。”传单中接着说，“等万事俱备，一切准备妥当以后”，“好心人”会给他们的农民寄去“告示”，其中会说，“到时候了，俄罗斯的人们，好事要开场啦！”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