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份传单可以看出，革命民主派是在精心准备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但是，传单没有发出，就被奸细告发了。原来，一个名叫弗谢沃洛德·科斯托马洛夫的枪骑兵团少尉，受委托在莫斯科的一座地下印刷所印制了这份传单，但他立即将传单交给了当局。这样，企图散发这份传单的事，打一开始，就胎死腹中。1862年5月底，科斯托马洛夫在莫斯科侦察委员会口头供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可能起草了这份传单，它是经由米哈伊洛夫抄写好，转交给他本人的。这一供词随后呈报亚历山大二世。米哈伊洛夫最先被逮捕，接着于1862年7月5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并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审讯进行了两年，一无结果。车尔尼雪夫斯基拒不承认他与该传单起草有任何干系。对他草拟传单的指挥没有任何法律证据，完全是建立在伪证基础上的，就是直到今天，人们对此也是疑团重重。但尽管如此，当局仍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服苦役14年。这还是经由沙皇核准，减了一半苦役的，不过条件是，苦役期满后仍得终生居留西伯利亚，不得返回欧俄。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1864年5月19日，当局还在彼得堡美特宁广场举行了人身侮辱性的“公民处死仪式”：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钉在“耻辱柱”上15分钟，随后由沙皇官员在他头顶上折断长剑，以示“褫夺所有公权”。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发配西伯利亚，到亚历山大工厂服苦役。苦役期满后，又被发配西伯利亚最偏僻苦寒的一个地方——维留斯克。俄国革命者曾不止一次企图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解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但都没有成功。1883年，在55岁的年纪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居阿斯特拉罕，但仍被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只是在1889年，在他病逝前几个月，才被允许回到故乡萨拉托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前，在1862年2月曾写过一篇文章，取名《没有收信人的信》。他是以民主派阵营代言人的身份，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他企图通过此文在合法出版物上揭露农民改革的掠夺性本质，但文章寄给《现代人》杂志后，遭到了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这篇文章实际上系统地说明了这场改革的原因、性质、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以及将会引发的后果，等等。谈到改革的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克里米亚的“军事失利”，“向社会各个阶层暴露了社会在战前所处的那种制度的无能”；原以为英法只是“在我们外衣上戳了一个小窟窿”，仅需修补一下就行，但后来才发现，这衣服已“到处都已破旧不堪”，非废除它不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4页。但政府建立并推广了这个农奴制度，依靠贵族又是它的“不变的准则”；现在政府“要着手废除它亲自确立的、被贵族极其珍视的特权”，这实际上是等于“靠旧制度的力量来废除农奴制度”，“所以这整个制度本身没有力量来废除它”。《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8、423页。这便是改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决定这场改革是农奴主主导的一场农奴制的改革，因此只能是“对贵族的偏袒”，是“在废除农奴制度的形式之后保存农奴制度的实质”。同上，第428—429页。所以，改革的结果必然是对农民的一场掠夺。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用沙皇政府《编纂委员会文件附录》中的资料，以官方之手掌掴政府之脸，证实“在以前农奴制度下，农民为每亩份地缴纳的代役租的平均数是2卢布9戈比。……按照新的章程，农民应当为自己的每亩份地缴纳2卢布30戈比半”；同上，第447页。而且计算表明，这一“改革”还使每个农民减少了几乎1俄亩份地！
但是，这篇既向亚历山大二世陈述，又向农民揭露这场改革骗局的文章，在当时因被检查官扣压而没能发表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只是到12年后的1874年，才在苏黎世出版的民粹派刊物《前进》上发表出来。
1861年，俄国有一个叫作“大俄罗斯人”的团体，在改革法令公布后，于这年6月到10月，连续出版了三期都叫《大俄罗斯人》的地下期刊；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到1863年才面世。所有这几期，都是由赫尔岑的《钟声》在国外重印的。《大俄罗斯人》遵循的是温和派观点，主要面向有教养阶级，即俄国的所有反对派——从革命民主派到自由主义的地主贵族反对派。《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В.А.奥勃鲁契夫和赫尔岑的一位化学家朋友В.Ф.鲁根宁，参与了《大俄罗斯人》的工作。《大俄罗斯人》同样对1861年改革持批判立场，要求把份地返还农民，赎金由国家负担。它还主张出版和信仰自由，取消等级特权，承认民族权利，允许波兰独立。它还建议发起一个运动，向沙皇递呈呼吁书，要求召开由自由选举产生的制宪代表会议；同时，《大俄罗斯人》也广为宣传，着手在各地建立秘密组织（委员会）。
在1861年出现的其他宣传品中，以《现代人》杂志撰稿人Н.В.舍尔古诺夫和诗人—翻译家М.И.米哈伊洛夫起草的传单《致青年一代》，语言最为犀利，影响也颇大。这份传单，在这年7月经由赫尔岑伦敦印刷所印制，随后运往俄国各地散发，发挥了较大作用。该传单面向急进知识分子，首先是大学生。它向青年人发出呼吁：把他们称作“人民的领路人”，认为“最能拯救俄罗斯”的“真正力量”，是“青年一代”。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它预言，沙皇如果不在改革问题上作出让步，就有可能“爆发总的起义”，那时“不满的人们将更坚定，他们将提出极端的要求”。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传单宣称：“谁也没有像我们俄罗斯人这样在否定方面走得这么远”，“如果为了实现我们的要求——为了在人民中分配土地必须杀掉10万个地主，那我们也毫不手软”。同上，第9—10页。
传单作者以“人民派”自居，以尖刻犀利的笔触，抨击了这场农民改革和沙皇政府的欺骗性政策，提出改革的首要目标和要求是：建立选举产生的“为人民利益办事”的政权；实行言论自由，消灭一切书报检查机构；实施审判公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存村社土地所有制，发展人民自治。还号召在人民中展开宣传活动，组织团体并推举出干练的领导人。当局无法制定Н.В.舍尔古诺夫为传单起草人；该传单案件中，М.И.米哈伊洛夫最后被判服6年苦役，在严酷折磨之下，诗人于1865年在西伯利亚死于肺痨。
（二）大学生学潮和传单的传播
1861年秋大学校园爆发的学潮，构成了60年代初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的导火索，是政府在1861年7月发布的《临时法规》，它加强了对大学生的监视，并对平民知识分子入学增设了种种限制。1861年9月，学潮首先在彼得堡兴起，10月就扩大到了莫斯科、喀山和其他有大学的城市。在首都，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警察强行将游行驱散，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一些进步教授为保护学生，发表演说，向当局发出抗议和交涉；他们当中有两位教授，Н.И.科斯塔马罗夫和П.В.帕夫洛夫，因此而受到政府迫害。接着，莫斯科发生的学生游行，为警察的枪杀所驱散，当局还对参加者进行了逮捕。对于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发生的大学生学潮，政府以临时关闭大学作为报复。赫尔岑在国外呼应国内的学潮，在《钟声》上向大学生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到民间去”。欧洲各国对1861年秋发生在俄国的学潮，也广为报道和传播。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着手制订大学改革的具体方案。
1861—1863年，俄国的社会运动除学潮外，还以广泛散播传单为特点，因此在俄国解放运动史上，这几年被称为“传单盛行的时期”。1862年春天到夏天，是传单大量传播的一个阶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单，诸如《告农民书》、《致士兵书》、《向人民呼吁》、《致军官》、《告受教育阶级书》、《土地自治局》等等。传单如雪片飞扬，四处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862年5月在彼得堡广为传播的《青年俄罗斯》。
《青年俄罗斯》的作者，是莫斯科的一个大学生和地下大学生小组领导人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他因出版非法小册子被关了牢房，这份传单就是他在监狱中起草的。传单由于表达了俄国解放运动中最急进的思潮，因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这一思潮，后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极“左”的“最高纲领派”组织，采纳涅恰耶夫派和布朗基派的思想形态，在它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对这份传单的内容稍加详述，是非常必要的。
《青年俄罗斯》比前面谈到的《致青年一代》，更加急进。它对赫尔岑及其《钟声》以及《大俄罗斯人》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赫尔岑“开始走向反动”，他的杂志“带有自由主义纲领色彩”；《大俄罗斯人》则“满足于”自由派分子的“愿望”，表达了“错误和落后”的“意见”。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4—26页。因此，《青年俄罗斯》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与《钟声》和《大俄罗斯人》不同的方针和路线。
首先，关于当时的形势、阶级关系和任务，它认为，“俄罗斯正进入自己历史的革命时期。只要观察一下各阶层的生活，就可以看到，现在社会分为两部分人”：一是“人民派”，一是“保皇派”。它把自由主义“反对派”也无条件地划进“保皇派”之列。因为在它看来，这一小撮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虽“咒骂沙皇，要求立宪”，但和沙皇“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样，《青年俄罗斯》就将阶级关系简单化到了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程度，完全否认了中间力量的存在。
《青年俄罗斯》对地主官吏和沙皇统治极端仇恨，对沙皇制度对人民的迫害和压榨，燃烧着仇恨的怒火。这种仇恨的怒火，甚至激使作者对保皇派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多多地流放吧！多多地处决吧！激起并加强舆论的愤慨吧，迫使革命派时时刻刻为自己的生命担心吧，不过要记住，你们将以此加速革命的来临，现在压迫越重，将来复仇便越无情。”同上，第23页。
《青年俄罗斯》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流血的和百折不挠的革命，这种革命应当对当代社会的全部基础毫不例外地进行彻底改造”。
它指责赫尔岑“放弃暴力”时说道：“我们将做得更彻底，不仅要赛过1848年那些可怜的革命家，而且要赛过17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如果我们看到，为了推翻现存制度必须比90年代雅各宾派所流的血多一倍，我们也不害怕。”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25页。在这里，传单几乎变成了对“极端主义”和“流血”的讴歌。这份传单中说：“要想做成点事是非采取极端的措施不可的”；我们不害怕“血流成河”，“我们将齐声高呼：‘拿起斧头来！’”传单呼吁，不要怜惜“保皇派”，“如果这帮坏蛋敢于到广场上去，那就在广场上打，堵在屋子里打，在城市的小胡同里打，在首都的大街上打，在乡村里打！”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30页。
传单特别鼓吹一种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中间派和中立派的策略，“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同上。
这份传单是以“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散发的。它认为，当时所有的传单和机关报，都“不值得多谈”，它们都是充满着“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都找不到充分表达革命纲领的东西”；而唯独它自己所代表的力量才是革命的，因此，他们要用这份传单“刊载据以建立新社会的原则”，“在以后各期上”，也要“更详尽地逐条发挥”这些原则。同上，第26页。
那么，他们所主张的“新社会的原则”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就是：主张在各州结成联邦的原则下，建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同上，第28页。而各州则由农业村社联合而成。它还主张实行普选制，所有国家机关和司法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实行土地社会化，合理分配税收；要求妇女解放，给妇女以同男子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对儿童实行社会教育；主张波兰独立；等等。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青年俄罗斯》提出：“革命派应当把专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同上，第28页。
当时社会上除了宣传这种急进主义主张的传单外，还流传着其他各种各样的传单。
（三）虚无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皮萨列夫
虚无主义的出现和传播，曾是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俄国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处于危机关头，社会基础结构发生断裂，面临急剧变革时刻所出现的。它所固有的特点，正像这一用语所表示的涵义那样，是对社会普遍通行的价值原则持全面怀疑态度，主张对一般理想、社会生活形态、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进行全面否定。这一方面表现了它富于进取的否定精神；另一方面，也往往走向片面和极端，将对事物的认识推向了绝对化、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地步。
19世纪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公认是富有才华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第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
皮萨列夫（1840—1868），出生在奥尔洛夫省叶列茨基县一个叫兹纳缅斯克的贵族庄园。他在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双亲，在亲戚家读书成人。他自幼聪慧好学，1856年在他16岁上就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读书。在这里读书的五年间，他就开始发表文章；这个时期，他也家道中落，不得不过着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所写的巴折洛夫那样的平民知识分子生活。他一生坎坷曲折，短暂局促，其身影像一颗彗星一样，迅疾掠过俄国的天空，但其光焰耀眼夺目，令人追思联想，因而也影响了俄国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历程。
皮萨列夫属于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他是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及其神圣化的意识形态的毫不妥协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那个年代第一批革命传单的起草者，宣称要以暴力消灭沙皇制度。他坚定地维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1—1862年间，曾热切地期望革命风暴的来临。
皮萨列夫认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是用最新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批判思维的现实主义者”。他所说的“现实主义”，就是“合情合理地追求利益”；在他看来，“这种追求必须严格节省智力，即不断否定那些对谁也没有益处的智力活动”。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