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诺甫戈罗德民粹主义小组的一个组织者А.И.里万诺夫，在其一篇题为《为同人民接近什么论旨最相宜》的文摘中，也专门涉及国家问题。他是从这一思想入手的，他说：以沙皇为头领的国家，极力把对人民的剥削合法化。统治者从人民这里获得的财富，都一一分发给了军队、宫廷和各部部长们，也“分拨给了富农和资本家做贷款，以便更多地剥削人民”。在全国开支的5亿款项中，直接用于民需的还不足100万，所以，这个国家的整个体制就是构建在这一原则上的：“一切取之于民，却无一用之于民”。Б.С.伊滕贝格主编：《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1870—1875）》（《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70хгодов XIX века》，Т.1，18701875 гГ.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Ф. Захарина，под реД. Б.С. Итенберг），莫斯科1964年版，第146页。
这样，就正如苏联学者所说：“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就采取了反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斗争形式，反国家的理论在准备‘到民间去’的时候，就具有实际的迫切性。这样，巴枯宁主义在俄国条件下就被民粹主义视为急进的反国家的社会思潮，其矛头针对的无非就是沙皇专制制度、俄国国家官僚制度和人民的所有压迫者。对于以推翻俄国专制制度为己任、梦寐以求把民众从经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23—224页。
从上面可以看出，革命民粹派是从心灵深处，以其整个身心迷恋并接受巴枯宁主义的；巴枯宁思想对民粹主义运动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中，无政府主义并非为巴枯宁所独有。据俄罗斯资深民粹主义研究者安东诺夫教授的研究В.Ф.安东诺夫：《赫尔岑——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В.Ф.Антонов，А.И.Герце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В.Ф.安东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В.Ф.Антонов，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从民粹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无政府主义就不曾在民粹主义营垒中中断过。因此，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民粹主义的伴随物或者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其矛头原是指向沙皇专制国家和一切剥削制度国家的，但它并没有把这类国家同未来的人民国家加以区分，而是一股脑儿地对国家本身笼统地加以拒绝，把矛头对准了一切国家和国家政权，实际上，他不懂得国家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因此，号召破坏一切形式的国家结构，主张在未来建立自治的村社联邦。事实证明，他这种无政府主义对日后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曾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
二、以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
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中，还存在一个注重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比较稳健的、试图为未来革命作准备的“宣传派”。该派的代表人物是民粹主义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
拉甫罗夫（1823—1900）出身于普斯科夫省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自幼才华出众，曾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于炮兵学院，不久就成了该学院的教授。早在40年代，他就开始研究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著作，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兴趣。50年代初，他成了一个启蒙思想的拥护者，歌颂自由思想，反对专制制度。50年代末，他的观点趋向急进，从这时起，他开始为《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撰稿，其中发表在1859年11—12期《祖国记事》上的《个性理论纲要》一文，曾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好评。民主运动的高涨，把他吸引到了社会斗争的旋涡中来。他曾在城市杜马等场合发表反政府的演说，也曾写信抗议逮捕诗人М.И.米哈伊洛夫。政府对大学生的迫害，他表示极大愤慨。有资料显示，早在1861年9月，他就被列入了第三厅的黑名单。
60年代初，他同革命的地下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和“伊舒金小组”建立了联系一说他是“土地与自由”社成员。见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0页。，并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往密切。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他曾提议为这位受难者提供捐助，并请求政府改变这一非法判决。
1866年，拉甫罗夫因卡拉玛佐夫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被捕，并被判处发配沃洛格达流放。在流放中，他完成了著作《历史信扎》的写作。该著1868—1869年在《星期周报》上发表，接着于1870年出版了单行本。
1870年，他在著名民粹主义者洛帕京的协助下，从流放地逃往巴黎。在这里，他成了第一国际成员。1871年，他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之后，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成为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朋友。在这期间，拉甫罗夫创办并主编了《前进报》，该刊在70年代曾对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拉甫罗夫的著作中，《历史信札》在当时俄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它回答了当时青年们最为关心的迫切问题。这部著作在当时被人们当作“案头之书”、“生活之书”，甚至有“革命圣经”和“革命哲学”之称。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所阐述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深地“鼓舞着青年一代”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29页……著名的民粹主义者Н.С.鲁萨诺夫在回忆中曾说：“这本书经常放在我的枕边，夜间阅读时，由于思想激动，滚烫的热泪常常滴落在书页上。热烈的思想充满我的周身，使我无比渴望为这崇高思想而生，也为这崇高思想而死。”同上。
能够这样紧紧抓住青年人的心，鼓舞他们“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的“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在拉甫罗夫看来，人类社会分为“文明的少数”和“受苦受难的多数”。“文明的少数”所以能有“灵巧的思想”和“全面发展的体魄”，所以能拥有文化和知识，是因为“他们能靠别人而有闲暇，能以此得到更好的饮食和受教育的条件”；而那些“受苦受难的多数”，“则以越来越繁重的劳动，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或巨大的苦难为代价，来给‘文明的少数’提供闲暇、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3页。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在拉甫罗夫看来，其“因由”，虽是直接产生于“个人头脑”中的思想所推动，但“少数人”所“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同上，第65页。这些“文明的少数人”所拥有的文化和知识，不仅是“享受”过去时代“苦难多数”的“劳动和苦难”之结果，“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自己同时代许多人的劳动和苦难，并且影响到加重他们子孙后代的劳动和苦难”。由此，拉甫罗夫认为，“我们”这些“文明的少数”，“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此，“我们”应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不在后人面前对人类新的苦难负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回答就是，应该“为现在和未来的饱经苦难的多数人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偿还”我为获得并享受文化教育和文明成果所“欠下”的“债”。同上，第64—65页。——这就是那些“忏悔贵族”，即“文明的少数人”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缘由。这是由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对以农民为代表的劳苦民众的惨无人道的压榨欺凌，以及人民大众所遭受的非人苦难，在贵族社会少数精英心灵上产生的一种“忏悔”和觉醒。这种思想扩展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就成为70年代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为农民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最深层的思想动机。
从上面可以看出，拉甫罗夫所阐释的代表一代俄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他们是怀着一颗真诚的甚至是虔诚的心，为农民献身，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们在70—80年代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是可歌可泣的，许多人为此抛家舍业，自愿赴刑受苦，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这种精神和思想情操，是应充分肯定和评价，并为后世人们所效法的。
然而，拉甫罗夫所阐释的这种思想，从社会理论上看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正像人们所惯常评论的，他遵循的是主观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认为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因由”，而拥有“思想”的“具有批判思维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明少数人”所获得的知识和文化，是靠“苦难多数”的血汗和劳动取得的，这里又包含着某种“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因素。
对于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将发生于农村，而不是爆发于城市”的论断，拉甫罗夫是表示赞同的；他把农村公社看作“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但摈弃了巴枯宁有关农民随时准备革命的论断。
拉甫罗夫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与其改良不如革命。他说，从君主制度过渡到共和政体，“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但是，他又认为，革命的发生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起初，是社会的不满在增长，人民的苦难在加深，只有个别地方在发生骚动。这时，统治阶级力图缓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因此会采取若干妥协措施。但是直到“普遍认为现有统治形式已腐朽不堪、不敷继续，这种看法已在人们当中广泛传播，直到不满的人们意识到，社会的和平改革之路已经走不通”，“直到这时”，国家统治的实质才会改变《拉甫罗夫选集》（П.Л。ЛавроВ. Избр。 соч。），第1卷，第210页；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8页……人们才会起来摧毁过时的统治形式，才会导致革命。拉甫罗夫认为，革命同采用和平方式进行的“急进改革”相比，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大，虽然革命会带来流血和灾难，但是，“直接的统计表明，在保存旧制度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慢性的、长期的苦难，有时候要远远超过革命时期所可能发生的苦难”。同上。
与巴枯宁不同，拉甫罗夫认为，俄国农民还没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也不懂得推翻敌人的可能条件，因此，他们还没有成熟到时刻准备起义的程度。在他看来，应该教育农民，向他们做解释工作，以唤起他们的觉悟。为此，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因此，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被称为“宣传派”。
拉甫罗夫认为，对俄国来说，基本任务是宣传村社土地所有制原则，宣传村社大会是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他把改造俄国社会制度的途径归结为一句话：“实现对俄国社会的改造，不仅必须以人民的福祉为目标，不仅是为了人民，而且必须经过人民。”П.Л。 ЛавроВ. Избр。соч。，Т. 11，М.，1934.С.31；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7页。为此，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人民的队伍”，向人民解释其目标和任务，在人民中唤起社会改造的自觉。“只有当社会事变的潮流本身指示出变革的时机，并使人民对它有所准备，只有到这时，才能号召人民实现这种变革。”П.Л。 ЛавроВ. Избр。соч。，Т. 11，М.，1934.С.3233；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8页。——《前进》杂志对革命变革成熟的时机，就是这样规定的。
拉甫罗夫及其《前进》杂志认为，在准备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掌握的知识和理论起着很大的作用。没有牢靠的理论准备，要引导革命走向成功是不可能的。革命的胜利不仅决定于知识，还决定于知识分子是否善于在民众当中进行实际活动。拉甫罗夫强调，从事宣传的人员必须向生活学习，学会同民众说话，了解他们的切身需要和利益，懂得日常生活问题。《前进》杂志得出的结论是，革命知识分子“只有用牢靠的知识武装自己，体察人民的需要，才能到民间去；……只有成为干粗活的工人的一员，只有置身于受苦受难并为日常生存而挣扎的斗争者的行列，只有做到这些，他们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献给人民的事业”。П.Л。 ЛавроВ. Избр。соч。，Т. 11，М.，1934.С.36；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8页。
拉甫罗夫还主张建立由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众参加的全国性政党，为人民起义作准备。在他看来，革命何时到来还无法预言，革命者的任务是做好上述工作，让俄国人民有革命准备。而知识分子“只有严格地加强自我锻炼”，“只有让人民相信自己”，才能胜任这个任务。他反对用“突然一击”的办法来推翻中央政权。《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292页。
拉甫罗夫有关宣传民众，准备革命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他号召“同罗曼诺夫王朝算清账”，不能同沙皇制度有任何让步。在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初期，拉甫罗夫的思想曾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曾希望把俄国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急进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更加强大的革命势力。
拉甫罗夫在侨居国外期间创办的《前进》杂志，在其纲领中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提倡科学，反对宗教；二是通过革命运动，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
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前进》杂志奉行的方针，明显是在同涅恰耶夫划清界限。它强调两点：一、反对采用欺骗、暴力和散布幻想等不正当的手段；二、对目的和手段问题做了新的论述，认为“肯定目的能为手段辩护的人，应该时常想到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排除那些会破坏目的的手段——来限制自己的权利”。П.Л。 ЛавроВ. Избр。соч。，Т. 11，М.，1934.С.26；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6页。
应该指出，在对未来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式的设想上，拉甫罗夫有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至少，他奉行的是介乎巴枯宁与特卡乔夫之间的中间路线。他认为，新社会制度应是劳动者统治的政权；这个制度应当通过消灭国家、建立自由人权来实现。但是，这是一个遥远的最终目标。在建立这个理想的制度之前，不可避免地要保存“一系列中间过渡的政治形式”，集权的和国家制度的因素只能逐渐地让位于作为细小社会单位的自由联合体。所谓“消灭国家”，建立“细小社会单位的自由联合体”，这都是巴枯宁词典里的用语。但是，拉甫罗夫又没有完全否定国家，他承认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有保存“中间过渡政治形式”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