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甫罗夫的思想主张，特别是他的《历史信札》，对7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影响很大。除上面讲到他对青年人的世界观、革命信念、革命道路发生影响外，他关于研究社会问题重要性的言论，也一扫在当时青年人中弥漫的只注重自然科学的风气。鲁萨诺夫在描述自然科学退潮的情况时，曾这样写道：“曾有一个时期，我们都迷恋皮萨列夫的著作；他告诉我们说，自然科学对培养我们成为‘具有批判思维的现实主义者’大有裨益……突然，一本小册子告诉我们，自然科学绝不能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仅仅搞青蛙解剖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其他重要的关于人的问题要解决：这里有历史问题，社会进步问题，有受饥挨饿、被劳累折磨的人民的问题，还有以其肩头支撑着文明大厦的劳苦大众的问题——是他们，也仅仅是靠着他们，我们才能从事青蛙解剖和其他各种科学研究；最终，我们在人民面前，在劳动人民大军面前，还有一份没有偿还的债务的问题。”原载《往事》1907年第2期，第261页；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3页。这里，足见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及其思想主张，对当时青年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
三、“到民间去”运动
70年代革命民粹派首屈一指的重大行动，是从1874年春夏开展的大规模“到民间去”运动。虽然在运动发生前夕，就事件的组织联络和力量配置，参加者预先在交谈中进行了某些协调，但整个来说，运动的开展是自发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对其他所有团体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能对运动的发起和进程提供某种指导性信息。然而，尽管这样，“到民间去”的规模仍然是空前的，参加运动的宣传者达数千人之多，民粹派的流动宣传，席卷了俄国37个省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动员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这里首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同时又是自发产生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原因何在呢？
运动的起因这个问题，历来为人们所关心，并深深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力。70年代著名的民粹主义革命家С.М.克拉夫钦斯基，在描写1873年秋天青年人的热情和“到民间去”运动初起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无论先前和以后，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仿佛突然地，与其说是宣传起了作用，毋宁说更像是某种神的启示在起作用……像是一声强有力的呼唤，发自某个不知晓的地方，一下子传遍了全国，号召一切有血气的人们，投身到为拯救祖国和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去。所有血气方刚的人们都一齐响应并奔向这呼唤的地方，他们充满着痛苦和对过往生活的愤懑，抛家舍业，放弃荣誉和财产，怀着高昂的热情，炽烈的信念，不怕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一齐献身于运动……”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地下秘密的俄罗斯（两卷文集）》（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Подпольная Россия，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第1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380—381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174页。
接着，С.М.克拉夫钦斯基继续写道：“这场运动未必可以称为一场政治的运动。它更像是一场十字军远征，有着宗教运动的那种具有感染力的、吞没一切的特性。人们不仅力求达到一定的实际目标，同时还要满足个人道德净化的内心需求。”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地下秘密的俄罗斯（两卷文集）》（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Подпольная Россия，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第1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380—381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174页。
С.М.克拉夫钦斯基是运动达到全面高涨之前首先到“民间”去的第一批人员之一，他经历了这一运动的所有艰难波折，因此，研究俄国民粹主义的苏联著名学者安东诺夫，在对他上述这段话做评述时认为，这位革命者“准确地抓住了运动的实质”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174页……我们基本赞同这位学者的观点；这并不是说，民粹派这场“到民间去”运动就是宗教运动，但民粹主义的信仰的确带有某些宗教色彩，“它的信仰是社会主义，人民是它的上帝”。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含有某种宗教成分，民粹派的信仰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他们对人的信仰和崇拜，也达到了宗教般虔诚的地步。他们的信仰并非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某些方面或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非理性的、狂热的宗教成分，尽管民粹派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是反对信仰上帝的。
克拉夫钦斯基说，这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和青年，仿佛响应一种“神启”的“呼唤”，一齐起来，奔向农村，深入“民众”之中。那么，这种“呼唤”来自何方，其深刻的根源何在呢？
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根源中去寻找。1861年的改革保留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随后60—70年代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也未能消除这些残余。而且沙皇政府的政策从对自由主义的让步中不断后退，迫使农民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继续沦为既赤贫又愚昧的被侮辱、被压迫者；加上1873—1874年在伏尔加中游地区发生了严重饥荒，极大地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当局不断加剧对革命青年的迫害，甚至也对最初相信“改革”的许多自由派人士进行打压，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样，革命青年就奔向农民，以期继续寻找拯救俄国的出路。克拉夫钦斯基所说的不知来自何方的、吸引青年走向农村的“呼唤”，实际上是从社会深处，由生活本身的呼唤发出的。
其次，事态从60年代发展到70年代上半期，革命力量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蓄，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到处出现，被各种革命传单和进步书籍培育起来的革命思想情绪，在各地发酵、萌芽，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力量来。
第三，思想舆论也为此准备了相当条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甫罗夫的“宣传派”和巴枯宁的“暴动派”，已经在革命青年中广泛传播了他们的思想，特别是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和该书的“增补（一）”的出版，直接给青年学生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而这期间，拉甫罗夫在国外出版的《前进》杂志也在革命知识分子圈子中产生了颇大影响。他们接二连三地号召青年革命者到农村去，宣传农民，发动农民，鼓动造反起义，这种舆论的力量，对“到民间去”也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应该特别看到，当时巴枯宁的思想在学生青年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对青年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巴枯宁头上耀眼的革命光环，他的思想的逻辑性，语言的鼓动性，热情的感染力，吸引着无数青年；况且，拉甫罗夫关于为人民服务，偿还人民“血汗债”的思想动机，也抓住了这些年轻的心，使他们激动不已。这一切，就鼓动数以千计的青年，发起了“到民间去”这一空前规模的波澜壮阔的运动。
“到民间去”的准备工作主要由巴枯宁提供的思想纲领，支配着这些热血青年的行动。他们相信巴枯宁这样的教导：革命已经临近，到农村去，只要破坏了旧世界，新世界就自然会在旧的废墟上成长起来。当时困惑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接近农民，如何避开当局的耳目，消除农民的怀疑。因为当时农民只要一看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就把他们当作老爷，看作是自己的敌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首先需要学会一种串乡做买卖的手艺，”民粹派的活动家Н.А.莫罗佐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这样，便可以有一个游乡串户的借口，需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就停多久。”Н.А.莫罗佐夫：《我的生平故事》（МорозовН.А. Повесть моей жизни），第1卷，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76页； 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176页。但在1874年作这种准备的人并不多。
当时也没有一个充当领导的组织中心，来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但各小组、各团体间的串通和联络，是存在的。革命者的洪流，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交汇在莫斯科这个中心，相互交换意见，互换提供地址。据Н.А.莫罗佐夫回忆，一个姓阿列克谢耶娃的女革命者的住宅，就曾经充当过这种接头联络的地点，人们从这里出出入入，来来往往，交流着信息，问讯着将要前往的目的地。
第一次“到民间去”运动（1874）经过一番忙忙碌碌的准备，这些民粹主义的革命家离开家庭和学校，抛下舒适的生活，一身农民的打扮，携带着做手工艺的家什，奔向全国各地。有些是回到家乡，有的是投奔熟人，大部分拟订了自己的行程，按预定路线进行宣传活动。其中，许多人被吸引到了伏尔加地区，因为这里曾是拉辛起义的策源地，有揭竿而起的传统。
宣传工作往往是采取流动宣传和固定驻地宣传两种形式。也有利用庄园作为活动中心的情况。在雅罗斯拉夫省达尼洛夫县波达波夫村，以伊万琴—皮萨列夫的庄园为中心所展开的活动，规模就发展得相当大。庄园主人出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有十来个青年农民做工的木工厂，这些农民住在各个村落，他们就成了向民众宣传新思想的依靠力量。同时，皮萨列夫还从上级那里取得了一个书籍推销员的职务，通过流动书商的巧妙伪装，把革命呼吁书和境外出版的书籍传播到了全县。在这里，还利用节日和星期天召集青年农民集会，通过改编民歌，以说唱的形式讽刺当局。这样的活动持续了几乎两年，一直未被当局发现。
到“民间”去的民粹派，基本上都深受巴枯宁暴动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单枪匹马，各自独立，并不能把农民发动起来，这样以来，大多数实际上就只能迫不得已地搞些宣传活动，但也有个别行动是企图发动农民暴动的。
有个基辅小组，就力图发起农民暴动。他们一行五人，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换上农民的破衣烂衫，上路后一边走，一边不断向农民询问，以前什么地方曾发生过大些的起义。在他们看来，在这些地方一定还遗留着“革命的火种”，靠此就可引起新的暴动并扩大到全俄。他们果然打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发生过起义，不过被军队弹压了下去。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点燃起义的熊熊烈火。但是缺乏举事所需的资金，只好派人到与他们有联系的一个“基辅公社”去筹集。在等待资金到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又进行了种种冒险，忽而越境去转运巴枯宁主义的书籍，忽而沿途去组织交通工人的罢工。不巧的是，不久，“基辅公社”遭到破获；所幸小组成员都得以逃脱，躲避到了国外。
对运动中这种分散、缺乏组织的状况，有的民粹主义活动家曾企图加以组织和协调。比如，П.И.沃伊纳拉利斯基和И.Н.梅什金这两位杰出的民粹主义活动家，就曾为此做过努力。前者捐出了全部家产，在伏尔加建立了一个用于联络的中心据点，设想为建立省农民组织创造条件。还用自己的资金组建了一个皮鞋作坊，以为伏尔加地区的联络据点。梅什金则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印刷所，在此印制包括禁书、传单和进步书籍在内的大量出版物，还制作护照和表册之类的地下工作必备之物。他们两个人配合行动，打算进一步在全国建立革命据点。他们曾把莫斯科的印刷品运往萨拉托夫、萨马拉、梁赞和平扎，也运往伏尔加的据点散发。但1874年5月31日，位于伏尔加的皮鞋作坊遭到破获，由此引发了在莫斯科和其他各个城市的一系列逮捕。
整个来说，1874年的运动是失败的。这一年有许多宣传者是利用暑假下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待的时间较短，采用的多是流动宣传，加上他们不了解农民，同农民往往找不到共同语言。宣传者既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绪和心理，也没有进行宣传和秘密工作的经验。农民乐意倾听有关取消税赋和夺取地主土地的谈话，但宣传者却往往讲许多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道理。农民宗教意识浓厚，世代崇拜沙皇；宣传者却大搞无神论宣传，鼓动反对沙皇的暴动。这往往引起农民的警觉和怀疑，有时还去警察局告发他们。这样，当局就轻而易举地捕获了大批革命者。
就这样，“到民间去”运动连连受挫，仅在1874年一年间，当局就在全俄37个省，逮捕了共计1000多人。这样以来，这一年的运动便遭到了失败。
第二次“到民间去”（1875—1876年）这两年在革命民粹主义的历史上，是个过渡性阶段。这个时期，还继续着“到民间去”运动，但宣传的特点显现出了变化，就是说，把争取农民急迫需要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取代了原来一般的社会主义号召。在南方，由于人们的反抗情绪在增长，对工厂的农民工也积极展开了宣传。由于他们较有文化，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因而效果比较明显。
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派别，他们面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渐渐缓解了在道路探索问题上的分歧，这样，便开始尝试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
1875年，“到民间去”仍然是急进派青年关注的焦点。经过前一年的挫折和失败，这一次下乡前便把学习手工艺当成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有些人到工厂去，靠着有觉悟的工人的帮助，被安置下来学习干活；另有一些人——这是大多数，就下到各种手工业作坊，去学各种手艺。有学做皮鞋的，有学做木工的，还有学钳工的，等等。在彼得堡一些开设手工工场和作坊的地方，年轻的大学生往往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过着斯巴达克式的生活，他们弓身窝背，劳作在设备旁，专心致志地学着各种活计，同时，也乘机备置着下乡用的各种什物和用具。
民粹派对其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一往无前，失败并没有让他们灰心气馁；“按照惯性，在1875年春又恢复了‘到民间去’的运动”。Н.К.布赫：《回忆录》（БухН.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莫斯科1928年俄文版，第98页；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338页。许多参加者仍然是1874年的那一批人。
这一年的运动较前一年深入了，涌现出了不少真正深入民众、善于展开有声有色活动的革命家。其中，Д.М.罗加切夫、阿普捷克曼、巴兰尼科夫等人，就是佼佼者。
1874年底，罗加切夫同一伙纤夫来到了伏尔加河上。这条伟大的母亲河，两岸尽是巨大的港阜和码头，上面到处是辛苦劳作和忙碌的人们。这里显示的力量和场景，一下子吸引住了罗加切夫。这位革命者决心通过艰辛的劳动，了解人民的生活。
罗加切夫在这所严酷的劳动的学校中生活了两年多。他与纤夫一块拉纤，同他们交朋友，在纤夫的劳动组织中生活。他体验着这种超常体力的劳作，更加燃起了对不合理制度的仇恨。他在这里结交了瓦西里大叔，这是一个领袖型的纤夫头领，在有300名工人的劳动组合中拥有很高威望。在罗加切夫看来，这是一个人民英雄式的人物。这时候的民粹派革命家，在人民中寻找的正是这类群众领袖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