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普捷克曼在1875年也“把全副精力投入了民间”。他作为一名医士，住在普斯科夫省一个农村。农民贫困的生活让他十分惊讶；他们对上帝的荒诞不经的信仰，是他同他们交往的最大障碍。世界观不一样，思维方式各异，处处产生矛盾和对立。互相隔膜，怎么办？只有对他们多加观察、研究、了解。医士有很多机会可以同农民交往、谈心，了解他们的辛酸苦辣和日常需要。阿普捷克曼利用这种方便，不只一次召集五六个、六七个农民长时间谈心，但都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抗情绪表现出来。
后来，阿普捷克曼又到平扎省一所农村医院工作，因热忱勤勉，为农民服务，赢得了相当高的威信。他为病人读禁书，和农民就各种话题进行交谈，他发现，反对沙皇和反宗教的言论，暴动和起义的号召，往往让对此毫无准备的听众感到难堪。有一次谈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谈到人民将是土地的主人时，一个农民兴奋地喊道：“这太好啦，可我们怎么分配土地啊！到那时，我就能雇佣到两个工人了，就可以发家啦！”О.В. 阿普捷克曼：《7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АптекманО.В. Общество“Земля и Воля”70хгг），彼得格勒1924年俄文版，第172页；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342页。
1876年春，日后成为著名民意党人的巴兰尼科夫，开始“到民间去”。他在南俄地区漫游，不搞宣传，只是努力接近民众，了解他们的生活，体察他们的思想情绪和切身利益。他穿着农民的服装，时而装作雇农，时而自称割草人，还当过装卸工。巴兰尼科夫以这些身份走过了许多县，甘心自找苦吃，体验着无家可归者的命运和苦难。但他后来在回忆中，还为这一段生活经历而怀有一种充实的幸福感。
这一次“到民间去”，不仅较前一次深入了，宣传者也开始注意到了联合行动的重要。1875年2月，在莫斯科组建了一个取名为“全俄社会革命组织”（简称“莫斯科人小组”）的民粹主义小组，它提出的任务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他们宣传的范围遍及莫斯科、图拉、谢尔普霍夫、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但不久就被当局破获，有50人被交付法庭受审。
有诸多事实表明，这一民粹主义运动发展到1876年底，已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正像阿普捷克曼所写的那样，“渐渐地，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在群众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开始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农民急切的、为大家所关注的利益问题，被提到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О.В. 阿普捷克曼：《7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АптекманО.В. Общество“Земля и Воля”70хгг），彼得格勒1924年俄文版，第178页；转引自Б.С.伊滕贝格：《革命民粹主义运动》（Итенберг Б.С.Движен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344页。
然而，第二次“到民间去”运动，也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宣传也往往停留于浮面上。只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来自“民间”的人，如农民安德烈·热里亚鲍夫、工人斯捷潘·哈尔图林和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等，同民粹派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后来都成了民粹主义和工人组织的积极参加者。
就整体来说，“到民间去”运动遭到了失败。在运动波及的省份中，共有4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被追究盘问者达770人。最后有193人在1877年被送上法庭交付审判，其中28人被判处3年到10年的苦役，32人被判3年监禁，39人遭到流放，其余的人获得开释。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31页。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革命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首先，它使革命知识分子冲破狭隘、闭塞的圈子，走到了民众中去，广泛接触下层人民，了解了他们的关切和需要，有利于对未来革命策略路线的选择和制订。其次，这次空前广泛的革命行动，检验了运动参加者先前的行动纲领，取得了不少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有利于今后采取行动。这次“到民间去”尽管暴露了运动在纲领、组织上的诸多缺点和失误，但它却堪称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次波澜壮阔的空前壮举，因此，被列宁称为“真正民粹主义”的繁盛发展时期。
四、特卡乔夫的“夺权派”
在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流派中，除前面谈到的以彼·拉·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和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动派”之外，还有以彼·尼·特卡乔夫为首的“夺权派”。这三个派别在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上，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崇尚、信仰人民这一点上，在将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俄国特殊道路，即公社途径，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上，在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观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革命的具体策略上。有关拉甫罗夫“宣传派”和巴枯宁“暴动派”的革命策略，前面均已涉及，这里再就特卡乔夫“夺权派”的纲领和策略加以阐述。
在这三个革命民粹主义派别中，比较起来，以彼·尼·特卡乔夫（1844—1886）为首的这个“夺权派”最为急进，它在60年代末期显露出了某些端倪，于70年代中后期最终形成。这个派别的革命急进主义，实际上是对70年代上半期“到民间去”运动失败而作出的一种极端革命反应。这一革命急进主义是在“到民间去”运动相继失败，革命遇到重大挫折，面临严重危机情况下为民粹主义运动寻找的一条出路：主张直接采取革命行动，向沙皇专制制度急攻近取。
民粹主义阵营中这个以特卡乔夫为首的革命急进主义流派，自称“雅各宾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和思想家特卡乔夫，往往通过批判“宣传派”的代表拉甫罗夫和“暴动派”的领袖巴枯宁，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纲领。深入研究这个派别，对其革命急进主义的政治纲领加以论析，对深刻理解整个俄国革命传统，深刻理解俄国解放运动中从民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以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继承性和思想联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这一民粹主义急进派，扎根于俄国革命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是在十二月党人和60年代急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哺育下产生的。该派的领袖人物特卡乔夫，来自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俄国社会“父与子”的争论和冲突中，他自称“子辈”，誓同“父辈”决裂。特卡乔夫的世界观是在19世纪40—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鲍夫，特别是德·伊·皮萨列夫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但他更加急进，热心于组织从事密谋活动的革命团体。60年代，他曾与被称作“虚无主义者”的急进革命家德·伊·皮萨列夫，同为《俄国言论》和《事业》杂志的撰稿人。他很早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服膺于马克思的学说。他说，他所遵循的“方法”，就是“著名的德国流亡者卡尔·马克思1859年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次宣布的方法，并阐释了这一方法的优点。他在俄国7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属于最急进的一翼，曾同另一民粹主义急端派革命家涅卡耶夫有过合作，并一块组织秘密革命团体，为它们起草章程、纲领和传单。此后，他又创立秘密革命团体“人民解放协会”，该协会的文献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所写的《革命与国家》、《怎么办》等著作，都为这个“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党，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从特卡乔夫1874年到1879年以传单、号召书、组织章程和文章形式连续发表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的主要内容，可概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方针。
所谓“直接革命行动”，就是主张立即号召人民起义，向沙皇专制国家发动冲击，以期夺取政权。这一急进主义的总方针，是建立在对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心理、生活状态的估计上的。
关于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卡乔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在毁坏俄国的村社制度，而这正威胁着俄国通过村社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他说：“‘经济进步’的大火已经烧到我国人民生活的根基。在此影响下，我国社会生活的古老形式正在遭到破坏，‘村社原则’本身正在遭受毁灭，而这一原则正应奠定我们大家所理想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基石。”Е。Л。 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45页。
他认为，这一经济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俄国社会阶级的力量对比。在他看来，当时俄国的土地所有者阶层是分散的，人数也不多，其经济微不足道。至于第三阶层，无产者和贫穷者构成其一半还多，西欧意义上的资产者仅占其中的少数。而沙俄专制统治者缺乏经济基础，又为广大人民所不满，因此他认为，这时候立即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是最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长此等待并延误下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了，就会失去这一有利条件。那时，村社就会瓦解，一方面，从农民中将会产生一个富农阶级，出现农民和地主土地的买主和租佃人，即农民贵族；另一方面，则会形成一个金融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也会从本身利益出发，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为自己造就更加巩固的社会根基。这样，革命的敌对阶级就会一天天成长壮大，革命的障碍就会日益加重，人民的处境也会更加艰难，暴力革命成功的机会将日趋减少。因此，特卡乔夫认为，不能再等待和延误下去了，“我们不允许任何迟缓行动”，“在俄罗斯，现在就必须革命”。他有一句名言：“或者立即行动，或者等待，等待就可能永远时不再来！”《П.Н.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集》（ТкачевП.Н.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мы），第3卷，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第70页；转引自Е。Л。 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34页。
这个民粹主义派别所以急于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关键在于担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会破坏通过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机遇。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在急于革命的问题上，得到了具体而鲜明的体现。实际上，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恐惧症”也有人叫作“时间恐惧症”，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将会日益加强，而资本主义的加强就会导致农村公社的衰败和解体，这样就会增加革命的难度和阻力。
该派急于采取直接革命行动，也是以对人民的基本估计为出发点的。特卡乔夫断言，在俄国人民中通行着公社所有制原则，就其本能和传统来说，人民是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的思想构成其世界观的主要特征。他写道：“由此就可明白，我国人民尽管没有文化，但比西欧各国人民更靠近社会主义，虽然后者较它受的教育更多一些。”《П.Н.特卡乔夫社会政治文集》（ТкачевП.Н.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емы），第3卷，莫斯科1933年俄文版，第91页；转引自Е。Л。 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338页。至于人民对待革命的态度，他认为，由于人民苦于专横暴虐，受到千百年来剥削制度的奴役和压迫，这种不堪忍受的为人奴隶的生活条件，决定人民是革命者，“人民永远随时准备革命”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31页……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人民没能实现革命呢？特卡乔夫回答说，“任何内在的首倡精神，在人民身上都受到了压抑”，它“缺乏”克服无所作为和惰性的“精神力量”。在特卡乔夫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外部的推动”——“突然一推”，它就能像狂飙一样奋然而起，举事革命。
直接诉诸革命，要靠“革命的战斗组织”，所以，特卡乔夫提出了一整套建立“革命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的组织原则。
（二）主张建立“革命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是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应该具有严格的纪律，保持绝对的秘密。
这是特卡乔夫为他建立的“革命战斗组织”或称之为“革命党”所制订的组织原则。他根据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证了建立这种“战斗组织”的必要性。他从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沙皇政府是一种“强大的”、“集权组织的力量”，它手中握有各种“物质的力量”，它依靠的是千百万把刺刀，它拥有军队、宪兵、警察、狱卒等等，而革命者却两手空空，因此他认为，敌我力量是“极不均衡的”。从1872—1875年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运动以及此前所经历的历次革命运动，包括从十二月党人运动到涅恰耶夫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特卡乔夫认识到，凡革命队伍缺乏组织性或者组织松散，凡对人民缺乏有效的持续不断的宣传，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革命者的个人安全也都得不到保证；凡革命组织越接近“战斗的集中制类型”，革命活动持续和免遭破坏就越能保证，革命者的人身安全也越能得到保证；而集中制组织即使遭到破坏，牺牲的程度也比松散的组织要小。因此，他得出结论：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革命力量并保证个人安全。在他看来，革命者的力量正在于此，革命得救之路也正在于此。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66—367页。
在吸取60年代民粹派秘密团体的经验，包括伊舒金的“地狱小组”和涅恰耶夫的“人民复仇”社经验的基础上，特卡乔夫在他自己创办的《警钟》杂志上阐述了“战斗组织”所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包括：①权力要高度集中，但革命活动的职能需要分散；②组织成员要下级服上级、全体服从中央，要有无条件的纪律；③必须对每个组织成员的革命活动保守绝对秘密，不仅对敌人保密，而且对组织内的所有其他成员保密。特卡乔夫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他们这个雅各宾派的秘密团体——“人民解放协会”，并通过严格的组织章程和细则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