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对“自由民粹主义”的评价问题上，更加科学和准确。首先，就这一名称的称谓做了更加准确的定位。“自由民粹主义”这一名称的字面原义，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而“自由主义”在政治学上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资本主义为最终政治目标。然而，这个被称作“自由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派别并非如此，它是反对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为终极政治目标的，所以近些年有俄罗斯学者提出，用“自由民粹主义”称谓这个派别是不准确的，就其思想主张来看，它是针对过去传统的民粹主义特别是针对主张恐怖主义和个人暴力活动的民意党人，在方针路线上所进行的一种改革和调整，因此，应当称其为“改革派民粹主义”。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7年版俄文版，第17页。实际上，列宁在其189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就曾强调了这一思潮和派别的改革性质。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本书采纳了这一称谓和提法。其次，这一思潮和派别既然是改革派，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而产生的，所以，其产生和出现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过去的史学将这一思潮和派别全盘给予否定，一味加以抹杀，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上，列宁在1890年代中期的著作中对这一派别的民粹主义是一分为二，在指出其消极面的同时，也肯定了它的进步性。《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第四，对社会革命党的评价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民粹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即新民粹主义阶段的产物。它的阶级实质，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农民民主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同盟军。它在20世纪头20年的发展中，从总的倾向说，大体经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与布尔什维克的某种加强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几乎同时发生的。两者的思想交集，从大处说就是社会主义；从具体纲领说，就是土地问题。发展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在发动十月革命过程中甚至借用、“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这一点，连列宁也是毫不隐晦的。但是，双方最终在对待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反目成仇，发生尖锐斗争，最后甚至引发了一场国内战争，被现代有些人说成是“兄弟残杀”。社会革命党被布尔什维克宣布为“非法”，最后遭到了审判、解散的命运。原本革命中的同盟者，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兄弟”，同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所以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是由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当然，站在历史的巅峰来看，社会革命党并不是“白匪”和“反革命党”，即使从它在国内战争期间推行的方针政策来看，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它一度有过缓和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走向联合的打算，但在当时刀兵相见的战争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
四、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从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民粹主义是在俄国存在达近百年之久的一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它又由社会政治思潮发展为社会政治运动，此后数十年间，在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多姿多彩的、震惊世界的连续剧，最后还组建了俄国最大的、有上百万党员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惊心动魄，震惊了当时和日后的世界，因而不仅在俄国国内，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俄国国内，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和策略思想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
在建党理论方面，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除了吸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经验外，另一源泉就是俄国解放运动本身，其中主要就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具体地说，就是吸取了“土地与自由派”和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这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保守绝对机密的、具有严格纪律的“革命战斗组织”。只要对比特卡乔夫的《人民解放协会章程》《人民解放协会章程》，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莫斯科1997年版，第376页。和列宁的建党理论著作《怎么办？》的有关章节，就可以深入了解其中的几乎全部问题。马龙闪：《试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的政治纲领》，见《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
在吸取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60—70年代的民粹主义革命家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泉源。列宁对此不仅毫不隐晦，而且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对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7页。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十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在策略思想方面，民粹主义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只要举出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全文“照搬”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并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令”加以公布，《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页。就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至于消极方面，诸如根源于“直接过渡”的“超阶段”急性病，暴力绝对化倾向，同志战友间的不容异见性，思想意识的狂热性和非理性，以及苏联时期个人崇拜所具有的某种宗教色彩，等等，都见出民粹主义对俄共（布）的队伍所具有的深刻影响。
在国外，俄国民粹主义除在东欧各国留下深刻痕迹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一思潮早在辛亥革命前就通过法国和日本传入了中国。最初，向中国介绍和宣传的重点是俄国的“虚无党”，实际上就是俄国的民意党。由于传入者对俄国民粹主义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便把它分解并解释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在多数情况下，无政府主义成了“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术语的别名和代称。所以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上所称的从国外传入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主要就是俄国民粹主义。
正是这个缘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问题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对俄国这一思潮加以考察，了解其历史走向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相信，这样做，应能给我国这场超越学术界，而在整个思想理论界甚至社会上广泛展开的争论，提供一个必要的历史的参照。
由于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在俄国（包括苏联时期）有100多年的学术史，加上它在20世纪的影响，其研究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一学术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专门的课题。为使本书篇幅不至于太大，不致使民粹主义发展史本身被淹没在学术史的海洋中，同时也为了使本书较有可读性，我们没有像通常学术著作那样把学术史部分集中于前言或篇首，作篇幅较长的阐述，而是分散于各个章节、各个问题之中，针对各个学术争论的焦点，作概要的叙述，指出以前陈旧或错误的观点，同时列出我们借以引用的著作及其观点，以此来概括介绍学术史的简要情况。这样做，或许不能给人们集中提供一个俄国民粹主义学术史的较为系统的观念，但针对每个具体问题提出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来，或不失能给人们在具体问题上加深某些印象。
这个课题是由温州大学教授马龙闪在2003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书结构的设计、写作提纲的修订，均由马龙闪承担。由于俄国民粹主义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涵括历史时段较长，并经过驳杂吸纳、几经演变的社会政治思潮，而其在20世纪的影响又涉及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所以，这个项目实在不是一个人在短期内力所能及的研究课题。鉴于此，为完成这个课题，我们邀请有关学者承担了相关章节的写作。全书章节分工是这样安排的：马龙闪承担前言、结束语和整个上编第一至四章有关俄国民粹主义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写作，并负责全书统改、润色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执笔下编第六章第一节第一、二小节和第二节；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解国良承担下编第五章有关社会革命党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兰承担下编第七章有关非洲民粹主义的部分；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王毅完成了下编第六章第一节中“辛亥革命前到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资助和支持。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和温州大学方面提供了出版资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力使本书在短时间内得以同读者见面，该社杨志友先生在出版方面多方尽力，给予热情协助并付出诸多辛劳。在本书付梓和面世之际，作者特向以上各方面表示敬意，并深致谢忱。
马龙闪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