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90年代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发展的关节点之一。它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由高潮到低潮，由统一到分化，由革命到改良，实现转折的时期。这个时期才真正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俄国民主主义思想潮流中分离出来，同民粹主义分道扬镳的时期。8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主流地位为改革派民粹主义（或称改良派民粹主义）所取代，民粹派的改良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几乎与此同时，在80年代上半期，社会民主主义从革命民粹主义中脱颖而出，逐渐发展壮大，到9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先前的苏联史著作，大多把80年代看成是民粹主义蜕化、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加上90年代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斗争，好像后者由于这一斗争已经气息奄奄，最后就销声匿迹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80年代只是民粹派主流由革命向改革、改良的转换，而其作为一股社会思潮、一个社会运动，在80—90年代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一章，我们就可为此提供一幅相当清晰的画面。
70—80年代之交的民粹主义运动
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发展到70年代末，俄国国内经济关系的发展引起了阶级矛盾、阶级对抗的激化，使民粹派内部在纲领和策略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因而，最后导致了组织上的分裂。最初，是由于土地自由派在对待政治斗争和个人恐怖策略上发生分歧，分裂为“黑土平分”社和民意党人，接着，由于1881年3月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引起疯狂镇压而发生白色恐怖，造成革命的低潮和民粹派的进一步分化，因而又引发合法民粹主义的抬头。——这一次的分化，既有在革命民粹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之间的分化，也有革命民粹主义内部的一支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因为80年代末至90年代上半期，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继原本在80年代初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民粹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有更多的民粹派人物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阵营。这一切，都是同俄国从70—80年代之交开始的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一、70—80年代之交民粹主义运动的新趋向
列宁说，民粹派的“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极少数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在革命民粹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即巴枯宁的“暴动派”和拉甫罗夫的“宣传派”，在对待社会的革命改造问题上，都轻视甚至否定政治斗争，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变革上。而巴枯宁派同拉甫罗夫派相比，对运动的影响又更大、更加牢固一些，他们的这种非政治化倾向又贯穿到了民粹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
民粹主义固有的空想成分使它自然有一种否定政治斗争的倾向。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是怎么表现的，我们从它70年代的一个代表人物，刺杀沙皇仆从的英雄——克拉夫钦斯基所写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底里来。
克拉夫钦斯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破坏现存的经济制度，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我们的信念中，这正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因此，政治形式、政体本身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对刺杀宪兵头子梅津采夫的刺杀》（Убийство шефа жандармов гна Мезенцева），圣彼得堡1878年俄文版，第2页；转引自М.Г.谢多夫：《革命民粹主义的英勇斗争时期》（М.Г.Седов，Геро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第71页。
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政治体制、政治形式对革命者是无所谓的呢？这个小册子是这样回答的：“不是政治奴役产生经济奴役，而恰恰相反，是经济奴役产生政治奴役。我们坚信，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消灭，人民的贫困也将跟着被消除，而与之俱来的、任何政权所赖以支撑的愚昧、迷信和偏见，也将随之消灭。这就是我们绝非不倾向于让你们这些握有最高权力者平安无事的原因。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虽然仇视你们，但现在却藏在你们背后的资产阶级，因为你们束缚着他们的手脚。请你们站在一旁吧！不要妨碍我们同我们真正敌人的斗争，我们会让你们平安无事的。”《对刺杀宪兵头子梅津采夫的刺杀》，第11页；转引自М.Г.谢多夫：《革命民粹主义的英勇斗争时期》，第72页。
其实，在“土地与自由”社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文章中，我们都能找到这类有关主张放弃政治、漠视政治的思想。
但是，在70年代末，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农民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和农民反抗的加剧，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专制制度镇压的加强，革命者逐渐从本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没有政治自由，其他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俄国政治制度的急进变革，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俄国革命运动就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放弃政治斗争的理论观点就变得陈旧了，要求以新的方式解决革命问题的思想主张便开始产生。这样，在这个新的时期，民粹主义运动便面临着新旧理论的交替、新旧方针的转变；而在这种理论方针的交替和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便带来了运动的演进和分化。所以，革命运动的演变和分化，首先是从思想理论开始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思想理论的分歧呢？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农奴制改革以后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动，而沙皇专制制度却依然如故，这样，进步力量同专制制度的矛盾和对抗便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从农奴制改革开始，在过去的将近20年间，俄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动。一方面，农奴制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改革使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另一方面，1861年改革原本没有消除的社会政治矛盾，造成了新的社会对抗。赎金的负担，耕地的减少，工役制的盘剥，使农民的苦难更加沉重。加上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加重了农民负担，使他们进一步陷入贫困破产之中。这期间，有些地方又发生了严重饥荒，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传染病。在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到处充满了不满情绪，下述谚语的广泛流传，就说明农民不满到了何等地步：“歉收是上帝造成的，饥荒是沙皇造成的。”这样，他们就开始采取各式各样的反抗斗争形式。仅1879—1880年间，就有20个省的农民发生骚动。他们要求重分土地，取消苛税和赎金，以及其他等等。
与此同时，工人为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为恢复旧的计件定额，也频频举行罢工。各地大学生为争得从事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利，也联合起来，向政府发起了抗争。
所有这一切，都发展成了同专制制度、同专制当局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农民问题，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提出了改革俄国政治结构的问题，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显，涉及农民生活问题的方方面面，不进行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的前景和希望。
（二）70年代对革命者进行的一连串审判，激化了革命运动同专制政权的对抗。
当局由于在两次“到民间去”运动中逮捕了大批革命者，70年代几乎连续不断地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877年2—3月举行的“50人审判案”，一是1877年10月18日至1878年1月23日举行的“193人审判案”。这些被交付法庭审判的被告，绝大多数都是出色的革命家，是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卓越代表人物，从工人到贵族，应有尽有，他们在法庭和社会公众面前，上演了一幕幕英勇壮烈的悲剧。
就以“50人审判案”为例，这是一幕十足的英雄主义悲剧。这些被审判的革命者，都一致否定私有制，有的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交给了组织；有的抛弃优渥丰饶的生活，同人民共命运，与普通工人过着同样艰苦的日子。革命小组中的一些女性，甚至为革命坚持独身。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同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很相像，有的甚至超出了小说中的描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20—25岁的青年人，其中几乎一半都是姑娘。他们在开庭前都经过了长达数年的关押、折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有些最重要的法庭申辩词，是他们集体准备、精心排练的。有些被告和辩护律师的演说词，被广为流传，社会反响强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受到了严酷的判决。在50个人中，有15人（9男6女）被判5—9年的苦役；在被判最重的苦役犯里，还有两位女性——索菲娅·芭尔季娜和柳巴托维奇。被判刑的这些人，遭遇极端悲惨，结局是：1人在西伯利亚被打死，1人被逼发疯，1人逃出流放地，5人自杀身死。М.Г.谢多夫：《革命民粹主义的英勇斗争时期》（М.Г.Седов，Геро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1966年俄文版，第60页。
然而，这种严厉的判决，并没有吓倒革命者，反而更激起了公众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这益发激化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推动着人们更加坚定地追求政治自由，并开始投身于政治斗争。
（三）革命者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两次“到民间去”运动，对民粹派的教益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之点就是，认识到没有政治自由，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无论是在农民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是对他们进行最起码的启蒙教育。两次“到民间去”运动遭受到的重大挫折和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在沙皇专制统治下，警察之网密布于国中，间谍无处不在，革命者无论以什么身份作掩护到民众中去，最终都遭到破获。当然，这同农民的缺乏觉悟和落后愚昧不无关系，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告了密；但在专制制度下没有公民自由，不给进步知识分子接触人民的机会，则是根本性的原因。所以，通过两次“到民间去”，革命者从实践中，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要革命，首先需争取政治自由。这样，就把政治斗争提到了第一位。
但是，由于民粹派中一些人视民众为“群盲”，只相信个人的力量，存在“个人英雄史观”这一致命弱点，他们即使投身于政治斗争，也不可能依靠群众，进行群众性的发动，所以最终还是走向暗杀，靠个人恐怖活动来推翻沙皇统治。当然，他们走上这条道路也是由一系列具体原因，特别是由于沙皇鹰犬们的残酷镇压而促成的，这里有双方斗争的内在逻辑和一系列具体情势在起作用。
直接促成暗杀行为的动因，是这样一个事件。法庭在判决量刑时，考虑到被告在这之前已经被长期关押，于是向皇帝呈请从轻量刑。但宪兵头子梅津采夫以减刑“有害”为由，力劝沙皇加以驳回。此消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一片激愤。甚至连民粹主义的稳健派代表、一向在斗争手段选择上谨慎持重的拉甫罗夫，也号召青年人进行报复。原载伦敦《前进》（《Вперед》［Лондон］）， 1877年第5期第175页；转引自М.Г.谢多夫：《革命民粹主义的英勇斗争时期》，第67页。当时温和的俄国侨民报刊《共同事业》，在1877年10月号上也发文指出：“如果俄罗斯目前出现这样的团体，我们不会感到惊奇，它们将会按照私刑处死制度，来消灭统治俄国的特列波夫们。”《共同事业》（Общее дело），1877第3期；转引自М.Г.谢多夫：《革命民粹主义的英勇斗争时期》。这期间，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彼得堡的强盗》的小册子，其中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此外，在消除对于暗杀行动的恐惧，在加强实施恐怖行为之决心方面，对女革命家扎苏利奇案辩护的成功，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78年1月24日，英勇无畏的女革命家В.И.扎苏利奇，在接待大厅里当着来访者和侍从官员们的面，径直向彼得堡行政长官特列波夫开枪，以实施对此人判处大学生叶梅利亚诺夫（博戈柳博夫）苦役一事的惩罚。同年3月31日，此案经法庭由陪审审判，宣告扎苏利奇无罪；当局对这一宣判极为不满，警察本想重新逮捕被告，但这位女革命家在人们的保护下，成功逃离，并潜逃到了国外。报刊和舆论对这一事件广为报道，社会反响极大；知识界和工人甚至为此举行大规模示威，以示对获胜的庆贺。这一事件对报复反动派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在人们情绪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这年春天，由“土地与自由”社核心人物组成的一个小组，制订了铲除宪兵头子梅津采夫的计划。接着，在奥莉加·纳坦松和米哈伊洛夫的鼓舞下，1878年8月4日，由克拉夫钦斯基在彼得堡对此人执行了刺杀。这一刺杀的组织过程有各种不同说法，笔者认为谢多夫的说法较合理，见同上书，第70—71页。
起初，是为对付沙皇仆从和政府鹰犬的迫害而采取的自卫性保护行为，接着，作为对当局残酷报复的反应，逐渐变成了对当局的进攻。后来，又感到对沙皇仆从和鹰犬的制裁，还不足以震慑沙皇政府，于是，矛头便转向了沙皇本人。从1879年起对沙皇实施的第一次刺杀，到1881年3月1日最后猎杀亚历山大二世，大约在两年半时间内，包括哈尔土林在冬宫实施的那次爆炸，共组织了8次谋杀行动。暗杀活动的频频发生，标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危机，也标志着革命民粹派的英雄们同专制政权展开了殊死的政治斗争。
二、“黑土平分”社
正是随着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动，在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演进中发生了民粹派的分化，而首当其冲的是“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出现“黑土平分”社和“民意党”的分道扬镳。
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编写和撰述的俄国史和民粹主义著作中，有些著作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在思想方针上比较正确的一方是“黑土平分”社，而“民意党人”则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这种说法不啻是过分简单化了一些。实际上，“黑土平分”社在新形势下完全遵循“土地与自由”社先前的思想纲领，仍然远离政治斗争，并不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民意党人”随着运动的发展走向政治斗争，也并非错误，只是把政治斗争纳入个人恐怖的道路，才走上了歧途。
我们从“黑土平分”社和民意党人的具体纲领和行动策略，就可看出这种区别来。
“黑土平分”社是由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加入其中的不少都是革命民粹主义的著名人物，如П.阿克雪里罗德、В.扎苏利奇、О.阿普捷克曼、М.波波夫等。组织的基干部分有40人，都在彼得堡。外省的小组散布在莫斯科、喀山、基辅、明斯克、哈尔科夫和奥德萨等城市。“黑土平分”社同“土地与自由”社一样，组织是建立在“小组联邦”的原则上的，外省小组同中心的联系较为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