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组织的思想纲领，同“土地与自由”社在原则上基本相同，目的是在民众中宣传这一思想，即为“农业变革”作准备，但不接受个人恐怖策略。该组织基本上是在工人、大学生和军人中进行宣传工作。普列汉诺夫在1880年2月15日出版的《黑土平分》第一期《编者的话》中，宣称“‘土地与自由’一如既往，仍然是我们实践的、战斗的座右铭，因为这两个词语最充分、最广泛地表达出了人民的要求、愿望和理想”。《普列汉诺夫文集》（Г.В.Плеханов， Соч。），第1卷，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俄文版，第108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23页。在刊登于同一期上的《黑土平分》一文中，普列汉诺夫论述了组织的纲领问题。他引述了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关“黑土平分”的传言，说道：农民在废除农奴制之前就怀着这样的期待。他认为，由于来自下层的推动，“类似拉辛和普加乔夫等人的那些暴动”，将在国家近期的紧张局势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普列汉诺夫强调，农村革命和消灭国家，是必然要达到的目标。
普列汉诺夫提出，未来的理想要满足这些要求：“自由村社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给每个村社成员首先提供自由耕种土地的权利；随着人口和平均土地的增加，唯一的义务是分担“社会摊派”；占有动产的唯一权利来源于劳动；大家都有参加讨论社会问题的平等权利；按照人民的实际需要，自由作出把村社联合成更大单位的决定。《普列汉诺夫文集》（Г.В.Плеханов， Соч。），第1卷，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俄文版，第111—112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第224页。
从上面可以看出，“黑土平分”社力图继承“土地与自由”社的思想纲领，采取在农村做革命宣传的活动方式。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取得成功，因为过去的那些战友总以很大的诱惑力，把他们拉进政治斗争当中去。这样，便不知不觉地动摇了他们的根基。早在1879年，就有“黑土平分”社成员以协助工作的名义，靠近了“民意党”。到1880年，双方虽分道扬镳，但关系有所改善。接着，波波夫的“黑土平分”社南方小组，原打算转到“民意党”队伍中去，但因叛徒出卖，组织遭到破坏，才未能完成这一步。
从各种迹象看，“黑土平分”社原来不接受政治斗争的思想方针发生了动摇。普列汉诺夫1880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欢迎争取人权的任何斗争。这一斗争进行得越有生气，越能博得我们的同情。‘大千世界，越大越好’。俄罗斯所有诚实和自尊的人们，都能在这一要求基础上统一起来。”但是，他又说：“除了政治自由无疑会带来的益处，除了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外，还有其他的利益和任务；当社会关系如此紧张尖锐，因此需要作种种准备的时候，恰恰在目前绝不能忘怀这后一方面的任务。”《普列汉诺夫文集》第1卷，第125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第224—225页。显然，普列汉诺夫还期待着人民的骚乱，因此，他说：“如果迷恋于政治斗争，在没有我们参与、号召和影响的情况下发生了人民骚动，那才是非常悲哀的。”同上。他最重视的是经济问题，他认为，对人民来说，最本质、最重要、最迫切的，无论如何永远是经济问题。任何把知识分子引向“脱离经济革命的道路，那将会因削弱他们同人民的联系，丧失自身的意义，失去在人民中间的威望，而受到惩罚。”同上。
普列汉诺夫也谈到了在农村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虽仍旧坚持过去的立场和巴枯宁的理论，但对待政治斗争的问题，已不像从前那样无法容忍了，相反，还表现出了某些同情来。不过他仍认为，政治斗争是第二位的任务。
普列汉诺夫在思想上尽管经历着由巴枯宁远离政治斗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向着接近政治斗争的方向演进，但他毕竟还是坚持着经济变革优先的思想纲领。不过这时生活本身和斗争的实践，已经把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提上了首位。无论一般革命青年，还是“黑土平分”社成员都被这一斗争所吸引，因而，越来越多地离开了这个组织。在这期间，“黑土平分”社被一个排字工人所出卖，在1880年1月29日，当局破获了《黑土平分》刊物的印刷所，一批成员遭到逮捕；为防止事态发展，普列汉诺夫与一小批成员一块流亡到了国外。
保存下来的“黑土平分”社成员，虽又重整旗鼓，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组织，继续在水兵和在校学生中吸收成员，并在明斯克建立印刷所，出版了《种子》和若干期《黑土平分报》，但实际上新恢复的这个“土地与自由”社，已经是承认政治斗争、“承认所谓政治恐怖的必要性”，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第229页。采取另一方针的全新组织。不过为时不久，在1881年底，它又被警察破获，接着遭到了一连串逮捕。1882年以后，原属于“黑土平分”社的这些人，分散成了各自独立的一些零星小组，其中一部分参加了“民意党”，其余的部分也都停止了活动。
三、“民意党”
这个从“土地与自由”社分离出来的新组织，之所以取名“民意党”，按照民意党人В.菲格涅尔的说法，是因为它宣称自己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它要向专制政府宣布无情的战争。1881年1月1日《民意报》写道：“从战端一开，就不是为了生，而是为着赴死……这场残酷的厮杀没有其他结局：或者是政府摧毁运动，或者是革命推翻政府，二者必居其一。”《“土地与自由”文献》（Литература партии“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莫斯科1930年俄文版，第47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第231页。这句话，把民意党人决心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赴死，决心大无畏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民意党”的主要领导核心，是由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1855—1884）、安德烈·热里亚鲍夫（1951—1881）、尼古拉·莫罗佐夫（1854—1946）、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薇拉·菲格涅尔（1852—1942）、米哈依尔·弗罗连科（1848—1938）等人组成的。“民意党”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原则，是一个严格遵守集中制的组织。它的核心领导成员都是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一批职业革命家；地方分部和组织活动由执行委员会全权领导。“民意党”扩大了组织，发展到了近2000人的规模，所以它自称是一个“党”。在1879—1881年期间，它联合了包括大中学生和工人在内的250个小组，在50个城市展开活动，并且在俄国境内外设置了10个印刷所，出版发行包括《民意报》、《“民意”之页》、《“民意”记事》、《工人报》和传单、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出版物。它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中间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宣传工作，通过它的“工人小组”，也组织并开展了一些工人罢工。“民意党”很了解起义时争取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它在加入民意党的军官中建立了“军事小组”。据统计，民意党中大型的军官小组，分布在包括莫斯科、奥德萨、第比里斯等共25个城市，加入的军官达400人С.С.沃尔克：《民意党（1879—1882）》（Волк С.С.“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1879—1882］），莫斯科1965年版，第2页……民意党人以其如此的组织规模，在俄国造成的革命震动，撼动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震慑着沙皇宫廷和上层统治者，使他们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民意党”造成的革命声势，也震撼了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世界，使千百万人的目光转向俄罗斯，开始注视这里的政治事态及其发展。
那么，“民意党”的纲领要求和行动策略是什么呢？这在《民意报》第三期上揭载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中，作了明确的阐述。
这个文件开宗明义指出：“按我们的基本信念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我们相信，人类只有遵循社会主义的原则，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保证普遍享有物质福利，保证个性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从而保证不断进步。我们相信，只有民意才能够确定社会形态，只有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种思想事先通过人民的意识和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发展才是可靠的。人民的福利和人民的意志，这是我们的两个最神圣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则。”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9页。这里以最简括的方式表述了该组织的任务。
纲领对俄国人民与专制国家的尖锐对立做了这样的揭示：“人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国家作为剥消者阶层的保护者，却站在“带着枷锁的人民之上”。同上，第519—520页。在民意党人看来，国家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人民的唯一压制者”，它“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即军事、警察和官僚机构而存在。这个专横暴虐的政权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承认，因而是同人民的意愿根本对立的。
正是基于此，“民意党”提出的“当前任务”是：要“使人民摆脱现代国家的压迫，实行旨在使政权归还人民的政治变革”。同上，520页。因此，它放弃了巴枯宁派在政治斗争上的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夺取政权的目标。
“民意党”基本的纲领性要求，是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普遍选举和人民代表制，要求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和信仰的自由，实现广泛的村社自治和地方自治，以民兵取代常备军；将土地和工厂转变为全民所有，使农民村社和工人公社对其拥有使用权；给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以“脱离或仍然留在全俄联盟”的权利。这些纲领性的原则，在民意党人的出版物上得到了广泛宣传。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纲领规定“民意党”要展开两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鼓动活动，二是破坏和恐怖活动。宣传的目的，是“使党的纲领深入人心”，“在各阶层人民中传播民主政治变革是社会改革手段的思想”；宣传的本质，是“抨击现存制度，阐明变革和社会改革的各种办法”。鼓动工作“应促使人民和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反抗现存制度”，要求“按照党的精神”进行改革，特别要促进立宪会议的召开；抗议的方式可以有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散发讽刺性书函、抗拒缴纳赋税等等。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
所谓的“恐怖活动”，“就是要铲除政府中危害最大的分子，保护党免受奸细的侵害，惩罚政府和行政当局最突出的暴力和专横行为，等等”；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破坏政府的感召力，不断地证明反对政府是可能的，从而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增强他们对事业成功的信心”。同上。
为展开上述活动，“民意党”采取的组织方式，是建立可执行“党的多方面职能”的各种“秘密小团体”；为使这些小团体步调一致，“必须按照完全合并或者联合的原则团结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的周围”。同上。
在“民意党”的《组织总则》中，对上面的组织方式做了进一步具体规定：党的组织，“由担负一般革命任务的整个秘密小团体网络组成”，“它是由低级小组围绕着较高级小组，按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每个较高级小组都是通过遴选，由低级小组的优秀分子加以补充”。由于小团体网络的秘密性，“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方式，通过较高级小组的代表（应是加入低级小组的一员）进行；只有得到双方信任者方能充任这些代表”。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выП.3，М.，1963，С.134—135。
“地区中心小组”，管理各自辖区；“地区的所有团体都集中于‘地区中心小组’。党的整个组织都集中于统一的中央机构——执行委员会”。同上，第134页。对于所有纲领性的和党的政策性的问题，由中央机构提交整个组织讨论；“为解决这些问题并定期报告工作，由中央倡议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下属小组的代表和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组成。
后来在发行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纲领》单行本中，又对该纲领做了补充：规定对政府及其支持者应像对待敌人一样，允许对他们采取任何斗争手段；对待政府的反对派，则应给予援助和保护，承认他们的中立地位，不触动他们个人及其财产。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34页。
就“民意党”的政治纲领看，这基本上是一个对国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造的纲领。它虽然满怀真诚的社会主义理想，决心为之牺牲献身，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企图体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却纯粹是一种乌托邦。即使在成功的条件下，民意党所能满足的也仅仅是小资产者的政治经济愿望。
但是按照俄罗斯学者伊万诺夫的观点，民意党人的这个纲领，也并非是对70年代民粹主义基本形态的纯粹表述同上……可以说，它包含着对先驱者理论探索和实际斗争经验的概括，实际上，它体现着俄国民粹主义的传统思想，即对自由、米尔独立和联邦思想的追求。这些思想，原是由赫尔岑提出来的，尔后经过巴枯宁的发展，几乎为所有民粹派组织所接受，成了它们纲领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民意党”的这个纲领，也完全具有个性特点：政治斗争作为该党的总任务得到了明确阐述，而以政治变革为目标的密谋策略，则被视为斗争的主要手段。
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理由这样说，“民意党”自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是为了实现70年代民粹主义第三派的学说，即特卡乔夫的学说呢？对此，伊万诺夫教授回答说：既是，又不是。肯定其是，是指把政府作为主要敌人对待，主张夺取政权，同时像特卡乔夫一样，“民意党”提出将密谋作为同政府作斗争的主要手段；说其不是，是因为遇到的部分问题，“民意党”几乎从来都是以不同于特卡乔夫的方式解决的。同上，第235页。“民意党”的杰出活动家之一薇拉·菲格涅尔曾这样说过，《警钟》杂志系特卡乔夫派办的杂志。认为，它仿佛给“民意党”的斗争进程施加了影响，然而事实上，该杂志从未引起过人们对它的谈论，党本身也未曾有过同“警钟派”建立联系的尝试。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