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中期起，《星期周报》遵循方针的出发点，就是要求从构建“无法实现的”社会理想，转向从事有积极道德意义的具体文化主义活动。他们提出这一要求的动机在于，认为农民及其村社正在遭受“外来”个人主义的有害侵蚀，因此《星期周报》等刊物呼吁，知识分子必须刻不容缓地干预农村事务，以防止那里有害趋势的发展。实际上，这两派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对农村事务进行“干预”，但双方对这种“干预”的解释却各不相同。正是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中，《星期周报》形成了适应农民小资产者实际需要的民粹主义改革派的农业纲领。
《星期周报》一派的评论家，对肯定知识分子杰出历史作用的观点是持批评立场的，这同他们否定思想作用的总的态度相联系。在他们看来，群众的情绪、“感情”（道德的或社会的）、生活的自然规律、“乡土”情结，是同仿佛作为进步决定因素的思想相对立的。“星期周报派”的思想中，表现出了一些乡土主义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主张对官僚制度进行渐进性改革，宣传从“小事情”做起，号召知识分子按照“不是教导人民，而是向人民学习”的原则，同人民相结合。这种和人民接近、同人民相结合的原则，必须首先注重知识分子同人民交往、与人民接近的精神内涵方面，注意处理“思想——感情”，“生活（乡土）——理论”等相反相成的关系。“星期周报派”的民粹主义者，对Ф.М.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乡土主义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这表明，乡土主义对“星期周报派”的文化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
改革派民粹主义主要通过П.А.盖杰布罗夫在《星期周报》上的大力倡导，开展过一次动员社会力量到外省去的运动。这实际上是贯彻文化主义的一次新的实践活动，也曾得到其他一些刊物的响应。但这次到外省去的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这一行动表明，人们“过分夸大了”对外省的期望。
（三）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发展
在1878—1882年间的第二次革命高潮中，随着评论家卡布利茨尤佐夫到《星期周报》任职，“星期周报派”的民粹主义理论获得了发展、完备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说，卡布利茨是一位善于全面总结该报思想传统的理论家，他的到来有利于思想的提高和升华；从客观方面说，社会上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对“星期周报派思想”的需求。“小事情理论”经由卡布利茨概括后，主要通过这家刊物进行了广泛传播。而正是在这同一时期，民意党人的意识形态也宣告形成，因为“到民间去”的经验使民粹派也重新认识了农民的政治意识。正像“到民间去”的著名活动家梅什金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所说的那样，过去对人民的看法在民粹派纲领中不应该再有其存在的地位了，因为从经验层面看，“在同样的人民当中，既有凡尔赛的军队，也有公社的国民自卫军”。《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第167页。这样，就对人民有了更加清醒的、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和认识。
正因为对人民的这一认识，他们不得不承认农民具有政治上的消极性和惰性。这使相当一批（甚至人数更多）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到民间去”运动，转变到了文化主义立场，开始从“小事情”做起，来具体一点一滴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看来，“到民间去”运动恰成了他们这种转变的契机。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另一位社会活动家奥博连斯基，在分析“五十人审判案”对青年人情绪的影响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在运动中显现出了转变的趋势；这种转变，“一方面表现为不是类乎中学生制服的表象问题，而是来自经验层面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产生……的影响”。《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第168页。民粹主义评论家卡布利茨尤佐夫也重复了奥博连斯基的话，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充满的“精神危机”，“是由充分研究了人民的心灵状况而发生的”。《星期周报》（Неделя），第35期，第1113页；转引自《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莫斯科1990年版，第168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星期周报派”为代表的改革派民粹主义最终形成，并走向了理论上的完善。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该派评论家除在《星期周报》上进一步宣传文化主义纲领外，还在《思想》、《基础》、《俄国财富》等刊物上继续贯彻这一方针。卡布利茨是这一纲领的社会学原则的主要制订者。他把“具有村社感情的”群众的理论，同“具有批判思想的”个人创造历史的理论对立起来，提出了“批判的”与“村社的”、“思想者”与“感情体悟者”、“个人”与“群众”等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要求将“组织社会政治形式”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社会情绪和感情协调起来，既不要落后于这种情绪，也不要超越这种情绪，这是卡布利茨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之点。《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ВестН.МГУ。Сер。8 История），1982年第1期，第33—49页；转引自《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169页。
实际上，民粹主义运动在80年代正是遇到了理想同现实、主观愿望同实际利益的冲突。将社会情绪、群众感情同个体理性、批判思维对立起来，就是这种冲突在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反映。改革派民粹主义对知识分子作用和进步因素等问题的看法，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民粹主义改革派В.П.沃龙佐夫同卡布利茨尤佐夫一样，认为群众“感情”和社会情绪是进步的主要因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通常表现在，他们能够阐释、说明人民群众不自觉的社会情绪，并对这种情绪和意识的社会政治含义加以科学的表述。
另一位改革派民粹主义评论家Я。В.阿勃拉莫夫，则把知识分子看作人民最直接的实际助手和人民在农村的“朋友”。与阿勃拉莫夫不同，В.П.沃龙佐夫侧重于知识阶层的精神智力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В.П.沃龙佐夫更接近卡布利茨的思想。他像后者一样，认为知识分子担负的责任，在于鞭策国家为人民利益效力，发挥人民的主动精神。
正像《星期周报》评论家一样，В.П.沃龙佐夫也大谈俄国知识分子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性”，大谈他们扎根于专制制度的官僚机器之中；在В.П.沃龙佐夫看来，俄国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特性和知识分子色彩，只有通过民众运动的洗礼，只有通过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才能被清除。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运动目前还不存在。因此，俄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一种较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尚不懂得的巨大责任。一方面是，俄国缺乏人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同人民处于分割和脱离状态。在В.П.沃龙佐夫看来，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知识分子要冒风险创立“一种同人民群众利益格格不入的社会形态”。因此，这位评论家赞同“星期周报派”的结论，俄国知识分子在触及应“由民众生活所确定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时，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发表言论。《俄国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во），1892年第3期，第79、80页；转引自《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第173页。
80年代民粹主义面临的理想与现实、主观愿望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整个民粹主义阵营危机的表现，是“80年代人”同“60—70年代人”不相协调甚至相互对立的一种反映。В.П.沃龙佐夫把民粹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看作70—80年代之交先进知识分子面临的社会任务，同他们所拥有的现实力量的“不协调”造成的。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俄国政治的日趋反动，扑灭了80年代以前俄国社会所拥有的那一丁点儿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当时所能“制订的已不是行动的纲领，而是渴望实现的、期待于未来的纲领”。在В.П.沃龙佐夫看来，80年代已明显暴露出了民粹主义父辈理论的生命力的枯竭，也显示出这种理论缺乏与周围条件的协调。比留科维奇在80年代初还很接近民意党人，后来为《星期周报》和《俄国财富》撰稿，成了一位改革派民粹主义者；此人甚至将“80年代人”的“现实主义”思维，同60年代伟大人物的“空想主义”加以对比，认为后者并未让他们的纲领同可能的现实条件相适应，甚至指责他们说，这些人物是“事实的老爷”，对“事实”采取高傲的态度，在当今现实里没有他们存在的余地。正是由于这样的理由，В.П.沃龙佐夫得出结论认为，民粹主义需要健全并改进自己的理论。
1882年以后，俄国进入了公开的政治反动时期。首当其冲，新闻出版界和学校成了打击的对象。所有激进报刊和许多自由主义报纸，都遭到了查封；大学的自治权被完全取消，学校整个被置于严密监督之下。这种政治上的反动，使民意党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日益加剧了它的危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寄希望的革命，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些情况所造成的局面，促进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传播。所以，这个时期是改革派民粹主义思潮广泛流行的时期。整个来说，在80年代中后期的俄国社会思想界，这一思潮占据了优势的地位。
在80年代，《俄国财富》的主编、卡布利茨的朋友Л。Е。奥博连斯基，还依据“托尔斯泰精神”发展了民粹主义思想。奥博连斯基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农村思想的助产婆，他们本身就应当做培植思想的工作，或者按照他们的理想，直接向民众广施福利，不过这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有可能；只是这对人民的自立发展往往不是很有利的。”《俄国财富》，1884年第4期，第174页；转引自《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第175页。
在80年代中期，一些接近列夫·托尔斯泰或受其影响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曾试图把注重思想传播的团体联合起来。在莫斯科，在作家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的住宅里，曾举行过一些民粹主义文学家的聚会。在包括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列夫·托尔斯泰、А.П.契诃夫、В.Г.柯罗连柯和Г.И.乌斯宾斯基等一大批作家的书信来往中，都可找到下述情况的佐证：在莫斯科的一些民粹主义文学家，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支持下，1886年初曾打算出版纪念农民改革25周年文集。但由于没能得到“上峰”的许可，这个计划才以失败告终。
上述文学家聚会中，也曾起草过一个性质上与《星期周报》思想接近的民粹主义纲领。这个由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执笔、取名《信条》的纲领，现在还保存在普希金文学之家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手稿部（ОР ИРЛИ）。Ф.Д.30……《信条》作者惋惜地认为：“人民辜负了我们的希望。”这些民粹派文学家在分析“人民为什么辜负知识分子的期望”时指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民的理想’究竟是什么”。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把这一方针，即“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放开知识分子的手脚”，称作从“父辈”遗训那里的错误倒退。这位作家把自己看作老民粹派，他说：老民粹派“仍然坚持不懈地强调人民的理想，他们愿意效力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者不应该受到嘲笑。在他看来，首先满足人民急迫的利益，然后再培养人民的理想，这样做是极端危险的。这里包含着重蹈西欧经验覆辙的危险。“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益，就会完全消解理想。”因此，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于帮助人民实现理想。这样的思想，同Ф.М.陀思托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表现的乡土主义情绪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围绕在Н.Н.兹拉托夫拉茨基周围的这些民粹派文学家，在1888年试图出版取名《时代》的刊物并不令人意外。И.А.杰尔加乔夫：《关于刊物的历史·“时代”》，见《新闻报刊》1968年第79期 （Дергачев И.А. К истории журнала ЭпохА. УчеН. заП. Уральского унтА.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1968.№79），第157—164页。
卡布利茨尤佐夫作为“星期周报派”的理论家，在80年代中期“气数已尽”，不久就退出了舞台。从1885年7月起，Я。В.阿勃拉莫夫成了《星期周报》的主导理论家。他在该刊发表的头几篇文章中就提出口号，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致力文化工作，并且要把这一工作当作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实施。Я。В.阿勃拉莫夫在论证这一运动的“不可避免性”时，像В.П.沃龙佐夫一样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据，认为资本主义在城市环境中造成了知识分子职业的狭隘性，这就需要他们普遍到农村去劳动和工作。与此同时，Я。В.阿勃拉莫夫还指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相当层面，都有到农村工作的明确意愿，这是因为在80年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占据了牢固的地位。
同时，在Я。В.阿勃拉莫夫的所有文章中，都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一思想：农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的时代还没到来；他们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供紧迫而实际的帮助。“千百万的生命都是由小事情构成的。”——阿勃拉莫夫提出的这一命题，就是他“小事情理论”的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后半期，《星期周报》鼓吹的以文化主义为内容的民粹主义发生了演变。这种民粹主义主要通过Я。В.阿勃拉莫夫和拉夫尔斯基的文章，转变成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化主义。《星期周报》这时候实际上已不再谈论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是致力于“探索”一条农民村社无须经历痛苦，就能适应资本主义秩序的道路。1886年，《星期周报》写道：“到了现在，该是停止徒劳无益地谈论我国无法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应该全力提请人们注意的倒是，要尽可能让居民防范这种制度的悲惨方面。”Наш капитализМ.// Неделя。1886.№47；转引自《俄国的革命派与自由派》，第178页。
应该看到，《星期周报》所鼓吹的思想，曾遭到以克里文科为代表的一些民粹主义者的抵制。此人80年代中期在流放中就曾要求人们起来批判阿勃拉莫夫的思想。他出于不得已，曾一度同《星期周报》合作过。放弃同该报合作后，他曾试图把“遗产”的思想同“小事情理论”调和起来。他爱用“小事情完全不是目标渺小的同义语”这句话来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他把“遗产”的思想同“小事情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并未成功。不过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克里文科在90年代的著作也起过特定作用，因为它们同“第二次到民间去”是合拍的，在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外省知识分子中，他的著作曾广为传阅。正是这个缘故，克里文科的理论也曾得到早年列宁的关注。
二、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从上述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改革派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色彩的思想流派。它也是一个包括从左到右、思想色彩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派别。它吸引了各个方面的人物，包括政论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新闻报刊工作者等等。
在改革派民粹主义中，左翼的代表人物是民粹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右翼的代表人物是П.П.切尔温斯基、卡布利茨尤佐夫和Я。В.阿勃拉莫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