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薇拉·菲格涅尔这些话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事实是，“民意党”不仅全力转向政治斗争，把夺权和少数人的密谋手段作为纲领性原则写进了自己的文件，还原封不动地接过了特卡乔夫派的著名口号——“或是现在行动，或者是等待，等待可能就永远时不再来！”，意思像特卡乔夫解释的一样，是说如果现在错过了时机，那人民的事业在今后将永远受阻而失去实现的机会。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35—336页。“民意党”和特卡乔夫派同属于革命民粹主义思潮，显然，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问题。不过也应看到，双方在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上的某些一致，也是双方在特定主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思想路线自然演进的有关因素决定的，而不一定是前者主动接受后者影响的缘故。“民意党”同特卡乔夫学说的某些一致，按照菲格涅尔的说法，或许是不自觉受其影响所造成的。
除此之外，在我们面前也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民意党”在纲领和行动策略上，与“黑土平分”社究竟有什么不同？
将二者加以对比，便可以一目了然。
首先，民意党同“土地与自由”社在纲领上存在着不同。民意党承认政治斗争是反对专制制度的主要武器，所以，把实际活动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民意党虽然还没放弃真正的解放“是经济领域”的解放这一信念——这是“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基本理论原则，但却把解决经济改革的任务降到了第二位，而以经济变革服从于政治变革。这样，他们自然就把目光从农村转向了城市。
其次，同“黑土平分”社相比，民意党更加重视在工人当中的工作。在民意党人之前，没有一个民粹派组织在工人劳动者中做组织工作。而民意党却专门制订了“民意党工人党员纲领”；这表明，“民意党”对工人工作的重视，也表明他们要充分表达工人的利益和要求。
但是在民意党的纲领中，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号召工人组织秘密小组，有重视工人工作的意向；另一方面，又并非把工人当作革命的基本动力，认为“人民的主力”不在工人，“而在农民当中”。一方面，把工人看作农民的附属力量，同时，又赋予工人监督的使命——让工人对起义过程中组建的临时政府进行监督，这实质上就把起义的命运交付到了工人手里。
“民意党”纲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其根源在于，一方面它深切认识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却又看不到工人阶级是一支能够独立采取革命行动的力量。
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发展到80年代初，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候，运动的各种思潮和派别，经历着一个既分化又综合的新的演进阶段。“民意党”与“黑土平分”社的分道扬镳，自然是运动的一个分化过程，而“民意党”同特卡乔夫“夺权派”在纲领上的趋同和策略上的某种一致，又可视为运动和思潮的一种综合过程。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加广泛的传播，也给运动的演进增添了新的动因。恰恰在这个时期，“民意党”的暴力和恐怖活动，高潮迭起，频频发生，因此，它对沙俄统治上层的巨大震慑引发了空前严厉的镇压和政治反动，这样一来，也把民粹主义运动的分化推向了新的阶段。
“民意党”走上政治舞台伊始，就把猎杀沙皇确定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1879年8月25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对亚历山大二世作出判处死刑的决议。为准备刺杀沙皇，由50个民意党人参加的多个“战斗小组”组成了。一场真正“猎杀”沙皇的战斗开始了。1879年11月19日，他们在莫斯科郊区对沙皇专列实施了爆炸，但沙皇本人不在车上。1880年2月5日，在冬宫作木匠的斯捷潘·哈尔土林，又对沙皇餐厅施行爆炸，但沙皇迟来用餐，也未受到伤害。从卡拉科佐夫对沙皇开第一枪起，总共对沙皇实施了8次刺杀，都一一遭到了失败。当局怒不可遏，对此大肆报复，四处侦察、搜捕，抓获了一系列刺客。冬宫爆炸发生后，“民意党”执委会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参与刺杀准备工作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尼古拉·莫罗佐夫、Т.А.克维亚特科夫斯基、А.И.巴兰尼科夫，都遭到了逮捕。其他未被逮捕的人，又紧张地投入了新的谋杀行动。
1881年2月27日，谋杀的主要筹划组织者安德烈·热里亚鲍夫又遭逮捕。随后，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接手了刺杀的领导工作。1881年3月1日，她所领导的恐怖小组埋伏在叶卡捷琳娜河岸边，暗中注视着驶近的沙皇车队。雷卡科夫扔过去的炸弹掀翻了车子，惊呆了沙皇的扈从们，但却没能伤及沙皇本人。但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马上由格里涅维茨基抛出了第二枚炸弹，这回恰恰炸到了沙皇的致命处，但施爆者也受了重伤。
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引起了统治上层的极大恐慌。人们满以为会发生街头骚动；民意党人也指望“农民会抓起斧头来”。然而，农民对沙皇被刺事件做出了完全别样的解释：“沙皇是让贵族杀害的，因为沙皇给了农民自由。”本来按照民意党人的信念，对沙皇的刺杀将会造成政府瘫痪，成为人民起义的信号。但情况远非如此。刺杀事件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民意党人在地下刊物上发表文告，向亚历山大三世发出呼吁，声明只有实行改革，他们才答应停止恐怖行动。但这个文告并未得到响应。很快，“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遭到了逮捕，只有少数人潜逃到了国外。1881年4月，卷入三月一日事件的人，包括安德烈·热里亚鲍夫、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Н.И.基巴利契奇、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等，都遭到了处决。“民意党”拼命抗争，企图聚集力量，再行制造轰动性事件。但接踵袭来的是新一波的镇压浪潮，把“民意党”打得一蹶不振。以亚历山大三世为首的沙皇政府施行的镇压，是空前残暴的；对抓到的革命者，不是处死，即是苦役和流放，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到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研究资料表明，在1881—1882年之后，全俄受到各种刑罚迫害者达6000人之众。尽管如此，“民意党”在此后的年代里仍继续着斗争。它所进行的最后一个行动，是1887年3月1日试图对亚历山大三世施行刺杀，但以失败而告终。筹谋此次刺杀的行动者之一，是列宁的胞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因此被抓获，交付法庭，被判处了绞刑。在新一轮的镇压浪潮中，当局彻底摧毁了“民意党”的组织及其一切活动。
改革派民粹主义
一、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产生
（一）关于这个派别的称谓
过去的著作中，通常将这个民粹主义的派别称为“自由民粹主义”，或者叫作“合法民粹主义”。近年，俄罗斯学术界在著作中较多采用了“改革派民粹主义”这一用语。俄罗斯学术界近年之所以倾向于采用这一称谓，主要理由是，这个称谓更能反映这个思潮和派别的民粹主义特质，因而更恰切一些。在这些俄罗斯学者看来，称该派为“合法民粹主义”之所以不恰当，是因为“合法”与否，是就他们发表言论的刊物性质而言的——是属于“公开合法刊物”，还是属于“不合法”的“地下”刊物。这个界定实际上并不反映这个派别的本质，它所表示的界限也不十分明确：实际上，革命民粹派也常常在“合法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属于哪一派的民粹主义并不能以在何类刊物上发表言论为旨归。而且，“合法”是与“地下”相对应的，同“合法民粹主义”相对应的为“革命民粹主义”，并不被称为“地下民粹主义”，因此称“合法民粹主义”并不确当。至于“自由民粹主义”之称，按照这一称谓的完整含义，就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俄罗斯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政治学用语，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相应地，也主张自由民主选举那一套政治模式。——这是“自由主义”的特定含义。而被称为“合法民粹主义”或“自由民粹主义”的这个派别，并不具有“自由主义”的这些特点：第一，他们大多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第二，他们大多据守俄罗斯的传统，对商品、市场、货币有一种天生的反感。鉴于此，把这种民粹主义称作“自由民粹主义”也并不恰当。而就他们这一派的思想纲领和思想特质来说——主要是主张渐进性改革，倡导文化主义，提倡“小事情理论”，不主张革命暴力，等等；同时，他们也主张对60—70年代的民粹主义，特别是对“到民间去”运动的方向进行反思和修正，因此将他们称作“改革派民粹主义”，似乎更确当一些。而且，“改革派民粹主义”与“革命派民粹主义”即“革命民粹主义”相对应，因此，这样称谓也更恰当一些。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В.В.Зверев，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и проблема мол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17—23页。
我们赞同上述表述的这些理由，因此在本书中也采用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称谓和提法。
（二）改革派民粹主义的由来——民粹主义思潮的分化苏联时代的学术界，重点是研究革命民粹主义，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研究得比较薄弱，有许多地方甚至是空白。所以，过去的人们除了从列宁著作中了解到一些有关情况外，对“自由民粹主义”所知甚少在我国学术界，这种情况更突出；有些人甚至把从列宁早年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了解到的“自由民粹主义”同一般民粹主义，特别是同革命民粹主义相混淆……只是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学术界才加强了对这个派别的研究。
改革派民粹主义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从统一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在民粹主义两种倾向，即革命民粹主义和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直接采取革命行动，直接准备人民革命；另一部分人则主张研究人民群众的状况，在群众中间传播为未来变革作准备的思想。
因此，60年代末，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当时新的形势下，人们开始对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和思考。一部分人是沿着急切革命即急进主义的轨道行进的，一部分则从国家渐进发展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后者主张将俄国社会改造的任务同科学、教育和人民的精神发展结合起来，让社会改造同掌握世界科学的最新发现，同道德教育、接近人民和培养人民群众的“智力独立性”，同步前进，并行不悖。
60年代末，除了发表米海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和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外，在1869年还同时发表了Д.Л。莫尔多夫采夫的长篇小说《时代的旗帜》和Н.Ф.丹尼尔逊给《哲学》杂志主编Г.Н.维鲁鲍夫的书信。这些著作既显示出了民粹主义革命派和改革派代表（分别以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对社会进步的理解的分歧，也说明60年代末民粹主义温和派青年，如Н.Ф.丹尼尔逊和Д.Л。莫尔多夫采夫，对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不同解读，以及他们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解。特别是后两部著作，即Д.Л。莫尔多夫采夫的长篇小说和Н.Ф.丹尼尔逊的书信，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是有关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情绪转变的标志性文献。
如果说60年代末是民粹主义两种倾向和思潮发生分野的开端，那么，1874—1875年的“到民间去”运动，则使它们最终分道扬镳，而1878—1882年的第二次革命形势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之所以把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称作“第二次革命形势”，是对60年代初年的第一次革命形势而言的；实际上，按最新观点，60年代初并未形成革命高潮。，又使改革派民粹主义进入了决定性的发展阶段。大家知道，“到民间去”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失败，使人们从中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没有政治自由，任何事情也将一事无成，而要争得政治自由，就只有把政治斗争提到第一位——这是民粹主义走向政治斗争，转向民意党的结论。另一些人，则看到农民的落后、迷信和对政治的疏离，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一，有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的必要；二，人民身上也有某些可以学习的地方；三，做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这是改革派民粹主义的看法。所以，“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既促进了民意党运动的产生，也导致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形成。
然而，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形成，也有其社会经济的前提。这就是，农民虽然整个说来，对改革后的秩序是怀着不满情绪的，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倾向于以急进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愿意采取革命行动。农民属意的是改革，而不是剧烈的革命震荡。一部分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也抱着这种情绪。这些阶层的利益和思想情绪，首先构成了改革派民粹主义形成的前提，也是促使其形成的社会环境；而革命派民粹主义的失败，特别是民意党人在第二次革命形势下一次次行刺的失手和惨败，也使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思潮的期望，这样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在此之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Д.Л。莫尔多夫采夫倡导文化主义的长篇小说，原本就成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特有的一面“旗帜”。从70年代中期起，П.А.盖杰布罗夫主编的《星期周报》，由于在其周围团结了诸如Д.Л。莫尔多夫采夫、К.В.拉夫尔斯基、П.П.切尔温斯基等文学家，实质上就成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特有的“中央机关报”。在这个时期，《星期周报》的文化主义方针，也就在批判革命急进派皮萨列夫及其“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
对于“60年代遗产”的态度，是区别民粹主义两种倾向的重要标记。所谓“60年代遗产”，就是指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鲍夫和皮萨列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在“到民间去”时期和随后从中“汲取教训”的阶段，围绕“60年代遗产”发生了异常尖锐的争论。民粹主义的改革派和革命派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割断了同遗产的联系”。实际上，主张文化主义的改革派，企图从“60年代遗产”中剔除政治的倾向，而把它首先解释为一种“道德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