П.Л。拉甫罗夫在通信中曾建议米海洛夫斯基参加人民发动的准备工作，但这一建议实际上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米海洛夫斯基的理由是：俄罗斯不存在“任何急进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为行动到来的时刻做准备”，而在当前现有的事态面前，一切想把国家推向革命的企图，都注定白白遭受损失而归于失败。尽管他承认革命发动的时刻正在临近，但他只打算培养、鼓励人们“去迎接革命”，却还并未燃起做革命者的热情。他同拉甫罗夫分歧的实质，是对加速社会进步的方法有不同的理解。拉甫罗夫认为，必须通过暴力改变社会制度，而米海洛夫斯基则把渐进的发展提到了第一位。他担心社会暴力会破坏人类天才的伟大创造物，会使文化遗产灰飞烟灭，变成进步的障碍。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民众起来冲进他的书房，他要首先把别林斯基的半身塑像抱起来，防止被人摔碎。这很形象地说明了他对革命暴力的态度。
不过，当前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米海洛夫斯基思想中对革命的恐惧，根源于民粹主义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暴力的否定。他认为，国家的未来决定于政府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В.В.兹韦列夫教授认为，米海洛夫斯基这一结论直接继承了民粹主义创始人对人民有充当社会改造力量之能力的怀疑。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53页。
米海洛夫斯基从事报刊理论活动和文学评论40年，在俄国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的社会思想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记。
他对智力作用的肯定，他对于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界定，对农民革命性的怀疑，他不主张暴力革命，但又批判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思想；他对俄国解放运动中两种社会典型——“忏悔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塑造和阐释，对托尔斯泰精神个性特点的揭示，以及对陀思托耶夫斯基的“残酷天才”的概括和评述，等等，都在俄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忏悔贵族”是米海洛夫斯基阐释的一个社会典型。这一用语同他的其他话语，比如60年代进入文学话语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平民知识分子”，早就成了文坛和学术中的一个固定术语。这一界定抓住了40—60年代俄国解放运动中最具本质的东西，即一批从旧阶级中叛逆出来的逆臣贰子，热切希望在被奴役的人民面前消解自己的历史过失。这是俄国农奴制面临危机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是在由阶级斗争产生的西欧民主主义那里所不存在的。而米海洛夫斯基通过对俄国社会和解放运动的深刻观察，而抓住了它们之所独有的这一典型特征。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学术界冲破教条主义藩篱，评价历史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了历史真实，所以在对米海洛夫斯基评价上也出现了变化。有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苏联史学界总体上形成了一致的观点，认为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以及在科学领域的突破意义，他的著作中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思想，并且在俄国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内容，使其免遭自由主义的诋毁。这样，就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这位民粹主义思想家的贬损，那时认为，米海洛夫斯基在19世纪70年代从其初次发表作品时起，就开始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57页，注释56。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53页。
但不无重要性的是，近些年俄罗斯学者也注意到米海洛夫斯基言论的另一方面В.А.特瓦尔多夫斯卡娅、Б.С.伊滕贝格：《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关于“俄罗斯道路”的对话》（Твардовская В.А.，Интенберг Б.С.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 К.Маркс：диалог о“русском пути”），见《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年第6期，第48页。，认为这位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争论性和批评性意见，不过这首先是在承认有共同社会主义理想前提下的一种争论和批评。
这里，自然显现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同米海洛夫斯基的社会学理论之间存在的重要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性质的理解上，也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各个阶段进步性评价的标准上。米海洛夫斯基的道德伦理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是相矛盾的，这种决定论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没有包含个人能够干预事件进程的论据。同时米海洛夫斯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观点体系虽然博大精深，却没有考虑社会发展演变的多样性和历史道路的选择性。
（二）П.П.切尔温斯基——从70年代初期向80年代的过渡：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如果说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论活动贯穿于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影响了民粹主义运动达三分之一世纪的人物，那么，П.П.切尔温斯基则是活动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其理论仅仅活跃于70年代中期几年间，是犹如流星划过天空一般的人物。但他的思想观点，反映了一部分急进情绪的青年从主张暴力推翻现存制度，向倡导用渐进方法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立场的转变。他作为这一过渡性人物使我们感兴趣之处，主要在于他的转变反映了70年代改革派民粹主义发展演变的特点。他的思想对我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他可以了解一部分俄国青年在70年代下半期是如何批判地思考他们过去的理想，以期重新解决俄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通过他，也可以说明知识分子同人民相互关系的特点，从而来审视和评价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前途问题。
П.П.切尔温斯基积极参加了1870年在圣彼得堡农业和森林学院发生的学潮，他以急进主义的反政府情绪和组织才干赢得声誉，而在学生中名噪一时。这很快引起了宪兵对他的注意，不久就被逮捕并遭到流放。他被流放到霍尔莫戈拉达四五年之久，到1875年才返回首都。在远离社会政治生活中心的这些岁月里，他对自己的思想观点作了许多反思。这期间，他主要是通过读书自学来充实自己，也对苦恼着俄国知识界的许多问题作了重新思考和梳理。这期间的思想成果，就是他从1875年3月开始发表在《星期周报》上的那一系列文章。
对П.П.切尔温斯基思想的评价，苏联和俄罗斯史学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强调他前期的带急进主义彩色的思想观点，注重他革命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方面，有的则把他归入改革派民粹主义一翼，认为他对1874年的“到民间去”运动作了重新思考，体现了一部分带文化主义倾向的民粹派所具有的思想特点。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61页。我们则把他看作是70年代民粹主义思想演变的代表人物，认为后一观点对他的评价更典型、更有意义一些，也更符合他的思想实际。
总的来看，在所有基本点上，切尔温斯基都没有离开民粹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比如，有关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观点，把村社和人民理想化，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和仇视，等等，他都抱着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民粹主义观点。此外，他也像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持批判态度。有的俄罗斯学者还认为，“从好的方面看，他还用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补充了民粹主义”。同上，第170页。
不过，П.П.切尔温斯基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相互关系特点的解释，与民粹主义创始人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
П.П.切尔温斯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俄国发展的特点绝对化，过分颂扬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把西欧的发展类型同俄国特征对立起来。按照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他认为，那种声称俄国落后的看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陈腐观点”，因此，他同这种观点进行了斗争。他说，“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发展的程度，而在于发展的类型、发展的特征”；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过去是、将来永远是按另一方式解决的”。П.П.切尔温斯基：《我们的文学为什么缺乏生命力？》，见《星期周报》（Червинский П.П. Отчего безжизненна на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Неделя。 1875.N44.C.1432）1875年第44期，第143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0页。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俄国的问题不是发展程度高低的问题，不是落后与否的问题，而是按照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发展类型，以俄国本身独有的特点在发展的问题；不弄清这一点，问题的解决永远不得要领。
这个意涵明确的结论，自然与通常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如果说在40—60年代，欧洲被看作是发展的理想模式，那么在70年代，未来变化的源泉和鼓舞力量应该是“一切具有俄国生活特征的东西，这是为任何一位德国人都不曾写进书本的”。面向欧洲发展模式时，善于做书本营生的知识分子自然被人们所重视，而转向俄国生活特征的发展类型时，自然就要诉诸俄国农村和农民的传统。这样，在对知识分子和人民以及他们相互关系的看法上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以前，通常是把知识分子看作进步和道德原则的载体，社会先进意识的体现；而切尔温斯基把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强调到如此地步，自然也把他关注的重点由知识分子转移到了人民，从而也就对人民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有了新的看点。与通常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相反，切尔温斯基把来自农村的话语同来自城市的“读书人”的话语对立了起来。他有意识用犀利明快的语言、鲜明的思想进行论争，正所谓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阐述了涉及农村经济生活结构和农民道德面貌的论断。他首先力图颠覆这一观点，即认为俄国农村是静止停滞的堡垒的观点。他说，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公社，“体现着团结精神和道德交往的原则，它是同欧洲城市所体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原则、道德涣散相对立的”。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生活，在公社社员那里表现出来的是充满人性味、同甘苦共患难以及同情忍耐的人间感情。正像切尔温斯基所说，“普通人所具有的道德天性和本能”，要比知识分子“更加健康、更加纯洁”。П.П.切尔温斯基：《我们的文学为什么缺乏生命力？》，见《星期周报》（Червинский П.П. Отчего безжизненна на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Неделя。 1875.N44.C.1432）1875年第44期，第1432页；同作者：《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1876年第2期，第6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0页。
这样，从总体上来说，这位民粹主义的评论家就从俄国发展的特殊性着眼，导致对这种特殊性的绝对化，并把俄国农村的独特性同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品质对立了起来。他这种曲折推理和逻辑论断，极为明显地、也极大地触动了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以无比的震撼力触动了整个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样，便在俄国社会思想界引起了一场争论。包括民粹主义的著名人物А.Н.佩平、П.Н.特卡乔夫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等，都被卷进了这场争论中来。
上述这三个民粹主义评论家，都首先注意到了切尔温斯基对人民生活习俗的过度美化，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贬抑，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活动之于国家进步意义的关注。米海洛夫斯基在批评切尔温斯基的文章中，观点发挥得较为充分，我们主要将他们两个的争论加以概述，来说明切尔温斯基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思想观点。
П.П.切尔温斯基由于强调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所以坚持要关注人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这自然有他正确的一面，但问题在于，他在人民生活中看到的仅仅是肯定的一面，却闭眼不看丑陋愚昧的一面。对俄国农民虐待老婆，落后迷信，充满偏见，瞧不起科学知识，等等，切尔温斯基却统统视而不见。
米海洛夫斯基并不否认农民身上有应该学习的东西，但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当接受农村生活的一切。知识分子应以服务人民利益为己任，他们也要传授知识给人民，“问题在于他们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是真诚的、无隔阂的，这样才能有交流的平等价值”《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第3卷，第708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2页……米海洛夫斯基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相互关系的看法，同切尔温斯基的思想相比，无疑更客观一些。在他看来，一方面要承认农村生活的特点，同时也要看到农民的愚昧、闭塞，看到他们固有的偏见和传统。米海洛夫斯基忠于民粹主义创始人的遗训，认为知识分子有启迪、教育民众的能力，能帮助人民认识自身的利益，加快生活的脉动，推动国家的发展。而在切尔温斯基的思想中，却只能看到他对世代农村生活原则的无条件肯定；他对知识分子及其作用，却是视而不见，贬抑有加。
争论涉及的问题，触及到了切尔温斯基思想的根本点上，这使他不能不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从分析构成世界观的基本要素出发，得出结论说：“总体来看，平民百姓，特别是我们农村的普通民众”，他们所具有的“道德素质”要比“文化阶层更诚实、更真诚一些”；“我们这些文化阶层，短处就是缺少历史道德传统。在西方，这个阶层虽然不乏这种遗产和传统，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品质却有某种让人不快之感”。П.П.切尔温斯基：《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63）1876年第2期，第62，63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3页。
П.П.切尔温斯基认为，俄国的道德类型是由人民决定的，如果同西欧相比，那就必须承认，正像经济发展类型一样，俄国的道德类型也在发展程度上更高一些。尽管商品货币关系的快速发展破坏了通常的生活方式，并使道德迅速变化，但是，“村社和合伙耕种的习俗极为牢固地同我们的农民结合到了一起。……我敢指望，就是农民村社真的灭亡了，这些习俗也会经受住数十年的考验”。П.П.切尔温斯基：《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63）1876年第2期，第63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3页。
П.П.切尔温斯基认为，民族性格的形成包含有心理因素；他也的确指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若干整体特点。比如，在人民的心理中长久保留着一些由世世代代农业型经济条件培植起来的传统观念；又比如，在生产集体内部还保存有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种种特有的道德关系；等等。这些，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人们加以留心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