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这些说法可以看出，卡布利茨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口吻要比П.П切尔温斯基严厉得多。在他笔下，知识分子实质上是靠人民养活的“寄生虫”，他们不了解人民，鄙视人民。他甚至把有文化的人同“官吏”直接等同了起来。这样，他就不仅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了起来，将知识分子看作道德品质低于人民的人，责难他们主张西方的价值观，忘记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而且不相信他们对历史发展进程能有什么影响。
这样来评判知识分子，就同卡布利茨本人关于国家是在进步发展的论断，关于知识分子应从知识和道德方面影响人民的说法发生了抵牾；同时，他也使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解释发生了困惑。为了弥合这种自相矛盾，以便自我解套，他把所有知识分子划分成了三类：一是有知识的或受教育的官僚；二是自由派学说的拥护者；三是民粹主义的代表。他这样分类也显得牵强附会，未必能把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完全包罗进去。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按思想体系归类的，另一方面，被视为知识官僚的那一部分人却显得面目模糊不清。为消除这个缺陷，卡布利茨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分类，把知识官僚这一类又分为俄国官僚派和所谓爱民派。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148、149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3页。
可是，对“爱民派”与“民粹派”这两个相近的概念，又是怎么区别的呢？按照卡布利茨的说法是，“任何民粹主义者都是爱民派，但却并非任何爱民派都是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的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色彩。有时，这种爱就类乎对狗啊、马啊之类动物的爱一样，掺杂着一种“希望对其加以庇护和支配”的轻蔑和鄙视。在这种情况下，“爱的对象本身就被看成是不知道有任何疼痒需求的懵懂无知的牲畜”，爱民者乐于俯就这半人半畜，这种态度自然是出于怜悯，也是为了“使它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都服从支配”。在这位民粹主义评论家看来，这种爱无非是“农奴制的残余和一种对官僚主义影响的习以为常”；在这种爱里有一种受辱的东西，它“同全然对农民人权的不尊重”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卡布利茨一方面认为，这些官僚和爱民派对俄国人民的态度有着共同性，同时，又着重强调，这些“知识官僚”完全忘记了当前活生生一代人的利益。他认为，创立未来幸福的乌托邦，绝不是无害的思想，完全相反，这“可能把现世的生活变成没完没了的一连串的牺牲”，特别当着“社会进步的目标已不是目前人们的幸福，而仅仅成为虚构的未来一代人的幸福之时”。不是要求在明天和其他某个不可祈求的地方实现幸福目标，而是要求在今天、在此处、在目前这个所在就实现它，这就是卡布利茨对待爱民派知识分子观点的立场。他认为，应该关注于满足“当今一代人的需求”，“以此途径来改善我们这一代子孙的生活”。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65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4页。
卡布利茨在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解上，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强调必须解决具体任务，对远在云霓中的乌托邦理想，他是嗤之以鼻的。他决不否认牺牲和献身精神；那些献身于伟大目标的社会活动家，他以为是高尚的；但他反对把不符合人民需要的东西强加于人民。不管在什么旗帜下对人民施以暴力，他都不能容忍。他说，“任何暴力，不管它是以自由或别的什么名义，永远都不过是暴力”。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65、66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4页。他依据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向我们证明，社会上少数人企图统治多数人，哪怕是为了实现最快的进步，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最终，那种主张牺牲和暴力的世界观，必将转变为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不仅可能是保守的，而且也可能是自由主义的、急进主义的，甚或是社会主义的”。他说：“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即打算通过有文化的社会革命者统治人民群众的方式，来移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无非就是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68、143—14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4页。
因此，在卡布利茨看来，所以能把爱民派与“文化官僚”归入知识分子这同一范畴，其原因就是，他们双方都倾心于用暴力措施来影响人民，把自己有关社会进步的观念强加于人民，而他们想出的活动方式又与人民的观念互不相容。卡布利茨把这类知识分子同人民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解释，显然与他对“到民间去”运动的经验作了消极总结有关，因为他看到，农民对70年代民粹主义青年的浪漫主义思想是不理解、也不接受的。他反思过去，对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感到失望，也对自己先前的思想作了批判性的思考，因此得出了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方式的结论。据此，他也就修正了爱民主义的基本原则，企图说明真正的民粹主义与“人民的虚伪朋友”之间分歧的实质所在。这样，他把60—70年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归入爱民派之列，也就绝非偶然了。在卡布利茨看来，六七十年代人的基本思想就是，“国家的重心就在文化—知识阶级，这些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应该首先对社会生活进程加以影响”；因此，这些爱民派“以科学和进步的旗帜”为掩护，力图把他们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人民。为了给这种暴力作辩护，他们便采取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说。从这一论断出发，他甚至否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进而公然否定了60—70年代的遗产。
与爱民派的概念相对立，卡布利茨提出了“真正民粹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渗透着人民的世界观，赋有利他主义的品质，相信农村人有高尚的道德，尊敬农民村社及其未见经传的规则。这样，这位民粹主义的评论家就把对人民的信仰和崇尚，同整个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资产阶级特性和西方主义对立了起来。
卡布利茨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加上否定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和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这样就把他们的启蒙教育活动仅仅限制到了纯文化工作的范围，所以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应被移到文化主义的活动上。
И.И.卡布利茨把民族特性绝对化，实际上使自己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上他抽去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进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只主张以纯粹的文化主义活动代替政治斗争，这样，他就最终走上了维护沙俄国家利益的道路。
（四）Я。В.阿勃拉莫夫的“小事情理论”
继И.И.卡布利茨的文化主义方针之后，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改革派民粹主义思潮中，又流行起文化主义的另一表现形态，即Я。В.阿勃拉莫夫倡导的“小事情理论”。
Я。В.阿勃拉莫夫（1858—1906）也是在70年代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行政中心的一个市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在1877年考入彼得堡医学外科学院。在这里他很快投身学生运动，成了重要的活动分子。第二年，他就因传播非法书籍被开除学籍，并被撵出了首都。直到1880年他才被许可返回彼得堡。在这些经受挫折的岁月里，他的思想丧失了急进色彩，开始为文学评论活动所吸引。他曾在《祖国记事》、《事业》、《言论》和《基础》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此在民粹主义青年中赢得了威望。80年代初，他对土地自治局的工作发生兴趣，在彼得堡土地自治局统计部门任职一段时间，曾编订了施里谢尔堡和彼得堡两个县的三卷本地方志。
阿勃拉莫夫虽有理论家和靠近革命圈子的名声，但他并不主张暴力改造现行制度。据两个民粹派人物分别通过口头回忆和未刊行的书信透露，他在1883年曾拒绝《民意党人通讯》约他参与编务的邀请，理由是“政治恐怖已经过时，这与其说有益，毋宁说有害”。《苦役与流放》杂志（Каторга и ссылка），1931年第1卷（74），第113—11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5页。
看来，阿勃拉莫夫在这时期的思想受到了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这时，革命者英雄斗争的阶段已成为过去，对人民革命无限力量的信仰，对密谋和恐怖活动的信念已经不再。И.И.卡布利茨的著作中，在不小程度上修正了有关知识分子像圣徒般虔诚的思想。但是关于知识分子和人民相互关系的问题，并未从日程上取消，一方面，И.И.卡布利茨对夸大的或臆造的农民优点的崇拜，让人们感到有失客观而难于接受，另一方面，他对“知识分子概念”本身的解释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议，这要求对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加以具体化，以说明他们迫切的实际任务。而这些，恰恰是卡布利茨那些抽象的、过于理论化的观点所异常缺乏的。1885年，由阿勃拉莫夫代替卡布利茨就职《星期周报》主要评论家之后，这种情况在该刊社评的思想内容中立即反映了出来。
应该看到，阿勃拉莫夫和卡布利茨在思想观点上也有一定共同之处；这也是很难免的，因为作为一家报刊，总得保持前后的某种一致性和继承性。他们两个都不同意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进步的理论，但阿勃拉莫夫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接受这一理论的。那种要求兼顾人之发展与社会发展，制定出一种既能保证人的个性发展，又能改造社会制度的方法的主张，让他不无反感。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完全不能以其本身为个人进步的先决条件，个人处在进步的社会中，也绝不能一定就进步”；这二者之间是对立的，这是为斯宾塞证明了的著名法则，在他看来，对此提出反驳是很困难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则企图做到这一点，这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阿勃拉莫夫认为，这二者是兼顾不了的，因此他选择的做法是，“在有关社会进步的问题上……只能站在社会进步的观点上”；对他来说，“社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共同幸福”。Я。В.阿勃拉莫夫：《土地的吸引力》（Абрамов Я。 Тяготение к земле//Неделя），载《星期周报》1891年第16期，第500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6页。
形势发展到80年代中期，阿勃拉莫夫对待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也发生了不同于先前民粹主义的变化。如果说“70年代人”对在俄国土地上确立反人性的资本主义法则，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么，阿勃拉莫夫对那种认为俄国缺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周转条件的说法，则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论断，即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只是“羽翼不够丰满”，俄国企业家还构不成同西方企业家竞争的态势。他看到的事实是，俄国资本家利用政府“人为的大力支持”，在损害小生产者的利益。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的争论，在他看来，是个无的放矢的议题。他说，当评论家口沫飞溅，愤然争论，当他们折枪断戟，拼命厮杀时，资本主义“在这些争论的嘈杂声中，却仍在继续成长和发展”。Я。В.阿勃拉莫夫：《我们的资本主义》，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Наш капитализм//Неделя）1886年第47期，第151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6页。
的确如此，到80年代中期，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因为它已经在大工业、铁路运输和水运交通中站稳脚跟并巩固起来；在农业中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阿勃拉莫夫认为，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得到巩固的无益谈论，已到了该休止的时候了；应当关注的倒是，怎样“才可能使居民更有效地避免这一制度的悲惨后果”。Я。В.阿勃拉莫夫：《我们的资本主义》，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Наш капитализм//Неделя）1886年第47期，第151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7页。
现在面临的已不是乌托邦式的空谈，而是简单明了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在阿勃拉莫夫等人面前，对“避免遭受资本主义悲惨后果”的期望，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俄国独特性问题，也取代了对社会主义的选择。现在，资本主义已成了实际存在的事实，应当思考的是它所造成的客观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以其诱人的前景吸引着人们，但俄罗斯农民是生活在今天的现实里，他们需要的是目前刻不容缓的帮助。这样一来，在阿勃拉莫夫看来，农民就破坏了知识分子素有的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理想。他在《值得在农村工作吗？》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或者是了不起的英雄，或者是一无所长、一无所能的狗熊。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或者是英雄，或者是狗熊。难道不该有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吗？这就是能干平平常常的实在事情的人。现在非常需要这种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Я。В.阿勃拉莫夫：《值得在农村工作吗？》，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Стоит ли работать в деревне。// Неделя）1885年第41期，第141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7页。
这样看来，阿勃拉莫夫理想中的人，就不是英雄，而是受过某些教育的、普普通通的、热爱劳动的人，他们在日常实际工作中以为社会服务为自任，以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为动机。在阿勃拉莫夫看来，人的劳动活动是知识范畴的重要成分。在这个问题上，阿勃拉莫夫既同米海洛夫斯基相左，也不太认同И.И.卡布利茨。他对那种首先按职业和受教育标志划分这个阶层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
这也是同阿勃拉莫夫对19世纪60—70年代改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改革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人民的愚昧和封闭，而是实施改革的那些阶层的人们道德水平低下。他斥责他们“道德恶劣，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意识，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也没有”。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阿勃拉莫夫对知识分子存在道德毛病的看法也是没有异议的，这同在卡布利茨的著作中见到的情况往往一样。不过，阿勃拉莫夫把这种评价严格限定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就是那些不是为人民活着，而是靠人民养活的那些人。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并不躲在个人利益的躯壳里，回避或逃脱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