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特点，阿勃拉莫夫使用了一个专门术语，叫作“劳动知识分子”。他说，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劳动的意义上是真正干事儿的人，他们从早到晚手不停歇，劳作不息。这些人首先是小学教师，还有土地自治局的医生，边远地区的法官，优秀的神职人员，出身农民和小市民的知识分子，等等”。Я。В. 阿勃拉莫夫：《“星期周报”与П.А.和В.А.盖杰布罗夫兄弟》，载《南方》（Абрамов Я。В.“Неделя”и П.А. и В.А.Гайдебуровы。// Юг）1894年第117期，第3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7—278页。阿勃拉莫夫面向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同他们的思想息息相通，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他看来，这是一支能有力促进社会发展的最积极的力量。但他最关注的是这支力量的活动方针和目标；重要的不是劳动知识分子本身，而是他们之中那部分准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为人民服务”的自觉的人。Я。В. 阿勃拉莫夫：《我们星期日学校的昨天和今天》（Абрамов Я。В. Наши воскресные школы。 Их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1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8页。
整个来说，“60年代人”既有道义感和献身精神，也有服务人民并同人民并肩劳动的志愿。但在阿勃拉莫夫看来，当前更需要的是为人民平凡地劳动和工作。正是“60年代人”身上的这种品质吸引着他。他不仅把劳动精神看作他们的功绩，也把他们对必须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和平改造的理解，视为他们的功绩。——这就是阿勃拉莫夫对60年代那一代人的了解。但是他认为，60年代的遗产并没有被付诸实施，而后来的一代却“妄想不做日常缓慢的工作，就一步跳到黄金的世纪”。
在他看来，仅有劳动活动还很不够。为了同人民相结合，必须使普通民众认识并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要这样，就绝不能离开启蒙教育活动，因为“只有受到教育的人民，才能在应有的程度上利用改革的成果，只有在人民群众获得教育的条件下，这些改革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进入人们的生活；因为只有受教育的人民才能理解并重视改革的意义，才能享有提供给他们的权利”Я。В. 阿勃拉莫夫：《我们星期日学校的昨天和今天》（Абрамов Я。В. Наши воскресные школы。 Их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1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8页……——在阿勃拉莫夫眼里，“60年代人”就是这样思考的，因此他也秉持这样的看法。
在对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上，按照俄罗斯学者В.В.兹韦列夫教授的说法，“阿勃拉莫夫并没有超越一般民粹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8页。在19世纪80年代，阿勃拉莫夫只是把这一思想同革命进攻的英雄主义作了区分。在谈到他不接受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时，阿勃拉莫夫力图有意识地将“追求的高尚思想”从天上降落到地面，把它纳入启蒙教育的具体轨道。
但是，启蒙教育是可触摸到的、很具体的工作。在阿勃拉莫夫的著作中，这项工作把知识分子从云端降到了地面，对各方面的工作做了很具体的说明。用这位评论家的话说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关心人民的福祉”，不怕“同人民融为一体”，也不怕农民化；他们所干的事情，归根到底比那些“大权在握、强悍无比的高官大吏，连同他们所有的随从执事，干得还要多”。Я。В. 阿勃拉莫夫：《对土地的眷恋》，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Тяготение к земле。// Неделя）1891年第16期，第500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8页。
阿勃拉莫夫发表在《星期周报》上的文章，贯穿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号召知识分子抛开大城市，到农村住下来，并安家落户。在他看来，城市生活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巨大的工业和行政中心，从事智力劳动的人数量庞大，高度集中，形成的竞争局面是不可忍受的。竞争使人们为了一份微薄的工资，任何工作都要去干，甚至连一种不中意的职业也不肯放手。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阿勃拉莫夫看来，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薄弱，不能容纳、吸收大量受过科学培训的专家。而这些专家也养成了怕做独立决断、对自己能力无信心、缺乏主动精神，而又不愿放弃原有生活习惯的知识分子的毛病。“比起靠自己的打拼，以单独之力挣得每一卢布来，取得一份经常性的固定薪水，那是何等的轻松啊！”《星期周报》1885年第32期，第112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9页。——阿勃拉莫夫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挖苦地这样说。
城市生活是这种状况；而相比之下，在农村，知识分子却有付出劳动、献身工作的广阔天地。在那里，尽可以充分考察俄国农民的生活，你会看到农民多么需要受教育、有文化的人，多么需要这些人把他们的工作转移到“急需他们付出劳动的地方”。《星期周报》1885年第38期，第1320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9页。如果知识分子这样做了，俄国农民将会对这种忘我精神真正成百倍地付出报偿。因此，在阿勃拉莫夫看来，农村才真正是知识分子发挥才干的地方。
阿勃拉莫夫说，知识分子“从中心城市迁居到偏远地方去”，这是“一项为后代清道铺路的任务”，这不是一桩可立马见到劳动成效的事情，也不是这坚实的一步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但正因为如此，“首先踏上这条崭新之路的，才可能是而且一定是最坚强有力的人”。Я。В. 阿勃拉莫夫：《对反对意见的答复》，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Ответ на возражения。 Неделя）1885年第45期，第1558、1559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9页。
阿勃拉莫夫代表《星期周报》发出的这一号召，实质上是一次新的非政治性的“到民间去”的召唤。这一次，是把文化工作提到了第一位。这一工作琐碎、具体，既不能带来名誉地位，也不能带来金钱富贵，更不会带来英雄受难般的光环。但它仍应建立在对人民负责的道德义务的信念上。献身这一事业，需要有教师、土地自治局医生、统计员和农艺师，需要有他们点点滴滴的辛勤劳动。乍看起来，这是很不起眼儿的、很乏味的工作，偌大国家里的“小事儿”。“然而，由这些小事儿却可以构成千百万人的生命。”Я。В. 阿勃拉莫夫：《夸大的指责》，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Преувеличенные обвинения/ /Неделя）1885年第49期，第1716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9页。——阿勃拉莫夫这样看待它的意义。
这位民粹主义评论家在实践“小事情理论”时，不仅大力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的必要性，还提出了组织知识分子的具体形式。他建议利用以前存在过的、包罗工作范围较广的组织——土地自治会。阿勃拉莫夫曾在这种机构工作过，对它较为熟悉，这对他采取这一选择起了一定作用；不过更重要的是，土地自治会是一种非集中化的组织，便于知识分子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便于他们工作得更有成效。同时，在阿勃拉莫夫看来，土地自治会在改革年代对支持农民经济曾起过积极作用，迄今为止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所以他主张利用这一组织，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但土地自治会也是一个争论的俱乐部。里面多有夸夸其谈的人，开会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实际内容却较少。所以，阿勃拉莫夫主张改变土地自治会的风气，呼吁少开会，多干事，去掉浮夸，多做实事。
俄罗斯学者认为，阿勃拉莫夫在对土地自治会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性质所做的说明，很接近“第三种人”的观念。所谓“第三种人”，就是超脱各等级阶层，站在行政官员品级以外的那些人。事实上，阿勃拉莫夫的观念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愿望：这是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一些知识者和有批判头脑的人希望寻找有用武之地，想干些实事的那种普遍愿望。80年代的土地自治会，在其机构中的确补充进了一些有思想、肯务实而又想干些实事的人。
阿勃拉莫夫敏锐地抓住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情绪，对土地自治会在各个领域所干的有意义的事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他在80—90年代的文章，主要集中关注于巩固农民经济、发展手工业和消除少地现象等问题。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一些具体经验的集结，也是对该干什么和怎么干等等问题的提示和说明，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充满着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为人民的疾患病痛而焦虑的思想情操。阿勃拉莫夫兴趣广泛，在他的视野中，展现着土地自治会活动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因此，他发表的东西有时具有文献参考的性质，里面充满着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他研究的问题，可以大体分为两大类别：土地自治会和俄国农村经济问题；知识分子和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综合他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可以称之为一个“小事情理论”的具体纲领。
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在阿勃拉莫夫看来是实现“小事情理论”的中心问题。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一切，诸如教育水平、医疗进步和文化发展等等，全系空谈。阿勃拉莫夫屡屡强调，“只要人民一日走不出赤贫，所有一切创意善举，都将在这赤贫面前撞得四分五裂，粉身碎骨”。Я。В. 阿勃拉莫夫：《对土地的眷恋》，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Тяготение к земле。// Неделя）1891年第16期，第501；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80页。
为消除农民缺地问题，他把希望寄托在以土地自治会作中介，让农民取得贷款，赎回卖出去或租赁出去的国有地产。阿勃拉莫夫有关销售农产品的建议，很有创意价值。他主张在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搭建起一个不纯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中介平台，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而土地自治会就可充当这个中介的角色。
此外，他还提出了在丰收和饥荒地区之间，组织粮食转运，以丰补歉，解决供应问题，并且关注提高农民经营的文化水平问题。对农民的其他帮助，还包括供应优良作物和蔬菜种子，推广良种马匹，制作和使用先进农具，培植养蜂业，等等。
发展手工业的关键，是产品要有竞争力。而只有质高价廉，才有竞争力。为此，就需要具备新知识，掌握并运用新技术。为推广新技术、新产品，便着手举行展览会，开办示范手工工场。这些举措，对农民改善经营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农村医疗卫生和启蒙教育，是阿勃拉莫夫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土地自治会被他看作推行这两项事业的最适当的机构。
医疗卫生方面采取的原则是，建立土地自治会医疗机构，面向农村，最低收费，尽力多设出诊网点，方便居民看病。部分由于土地自治会医生的努力，农村儿童和居民的死亡率都有所下降。农村居民死亡率由1867年的37‰，下降到了1887年的34‰。
启蒙教育是阿勃拉莫夫最着力的宣传项目。采取的原则是，面向农村和偏远地区，着重建立土地自治会学校、星期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自治会学校比国立学校有更多优点，小学除教授读、写、算之外，还设地理、历史和自然知识课程。小学还尽量做到方便就读并解决住宿。星期日学校是为成人建立的；民粹主义有重视这类学校的传统，但一度遭到沙俄政府的查封，遇到发展的障碍。阿勃拉莫夫专门深入研究过这种学校，著有《我们的星期日学校：过去和现状》。在以阿勃拉莫夫为首的“星期周报派”的倡导下，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星期日学校又得到了复兴，也恢复了一些有益的功能。除此之外，还积极推动设立面向各技术门类的实用技术学校，为农业和手工业培养技术力量。
上述这些活动，都是很具体的、不啻烦琐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充满着点点滴滴的辛劳，由“小事情”组成，但阿勃拉莫夫倡导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他认为，由“小事情”才能构成“大事业”。这就是他的“小事情理论”的精髓。
在阿勃拉莫夫的“小事情理论”中，虽充满着面向农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缺乏政治性的要求和内容，实际上政治为文化主义的工作内容所取代了。在这位民粹主义评论家的观念中，文化主义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在沙皇专制统治条件下，一味倡导这种东西，实际上就相当程度地失去了政治方向。不过，这些工作却为知识分子打下了接近民众的牢靠基础，一旦将文化工作注入政治性的内容，革命工作就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了。
三、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的评价
在对改革派民粹主义作了上述介绍之后，我们应该对它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评价一种思想理论或社会思潮，其首要标准，是看它对当时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越高，它的社会效用和社会满意度就越大，自然得到的社会评价就越高，反之，它的社会效用和社会满意度就越小，得到的社会评价就越低。
那么，怎样判断改革派民粹主义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呢？首先要看当时的社会需要是什么，它对这种社会需要是如何满足的。那么，与改革派民粹主义形成、发展相适应的19世纪80—90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民粹派经过“到民间去”运动一连串失败，特别是民意党人实施一系列个人恐怖活动、最终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以后，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个时期，需要根据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群众的思想情绪，反思整个运动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运动的战略策略，为未来的运动提出正确的方针。
实际上，在总结“到民间去”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已经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认识到没有政治自由，任何事情将一事无成，而要争得政治自由，就只有把政治斗争提到第一位——这就是民粹主义走向政治斗争，转向民意党的结论。另一种倾向是，通过亲身感受，看到农民虽对农奴制改革后的现状不满，但并不急于以急进的方式改变现状，农民大多数还处于落后、迷信和对政治疏离的状态中，由此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超越群众觉悟水平的不符合实际的革命目标，在合法条件下对人民进行实际的启蒙教育；但人民不只是教育的对象，也是学习的对象——这是民粹主义脱离急进主义轨道，转向温和改革派的结论。显然，这两种倾向各持一端，各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运动的经验教训，并适应了运动的需要。所以，“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既促进了民意党运动的产生，也导致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发展。如果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到8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第二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