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对待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态度，布尔什维克与特卡乔夫有某种相似之处。作为革命民粹主义“夺权派”的思想家，特卡乔夫原则上反对个人恐怖活动。他说：“我们力争不去消灭体现现代国家政权职能的这一或那一个别人。我们力图消灭的是这个政权本身，力图把人民从这个国家下面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民从它的这一或那一奴仆之手解放出来。革命者一秒钟也不应该忘记这一主要任务。”但是，他有把暴力绝对化的倾向，暴力只要一经绝对化，就不可避免地导向恐怖。他不仅主张在推翻统治者的革命过程中需要暴力，还主张夺取政权后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要动用暴力。对统治阶级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提倡“只能用暴力来遏制暴力”。同上，第369、373页。特卡乔夫说，无论手枪和匕首或许都不能开导我们的敌人，但起码用这些武器可以从敌人那里给我们的人民和兄弟讨还血债。以暴还暴，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这是特卡乔夫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主张以革命阶级的暴力和恐怖，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所以，特卡乔夫并不一概反对恐怖，同时，也没有把个人恐怖的大门完全关死。
看看十月革命后，特别在国内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以“红色恐怖”反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以暴抗暴，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情况，就可看到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无可讳言，在把暴力绝对化的倾向上，二者也是近似的。
由于生活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的基本相同，由于都基本代表着俄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又是从双方共同来源的民主主义源流中分流出来的，所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脱胎而来的民粹主义的某些痕迹，或者他们不自觉地受到了后者的某些影响。如果仔细辨认，可以看出，这些痕迹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对俄国独特国情认识的加深，在对俄国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的选择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革命民粹主义的影响，存在着“直接过渡”的思想。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在19世纪90年代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为了同民粹主义作斗争，主要着眼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在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中说，在俄国，“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卷，第199页。意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占相当优势地位。而随着对俄国国情认识的深入，在13年之后，即1907年11—12月在一篇文章中罗列了欧俄3万个大地主几乎拥有1050万农户拥有土地的总量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第388页。这就是说，到这个时期，列宁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的看法，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俄国仍占“统治地位”。
随着对俄国国情认识的这种变化和深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俄国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的选择上也随着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列宁对民粹主义的评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上。他在早期是严厉批判民粹主义的，而此时明显改变了对待民粹主义的态度，在纠正某些人的错误时说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接着，他特别指出了民粹派的平等思想和“平分”地产的思想的意义，并说：“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推动人民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3页。
随着对俄国国情认识的加深，列宁对俄国的“独特性”也有了新的认识。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他基本上认为，俄国应该不折不扣地走西欧道路，而对民粹主义强调俄国的特殊性，他往往是持无条件批判态度的；但到后来，特别经过十月革命后对俄国落后性的进一步认识，在晚年著作中，列宁径直把俄国称作“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0页。出于对俄国这种特殊性的认识，他在晚年主张改变俄国革命的“顺序”，认为应当从理论所规定的另一端开始：“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同上，第368、371—372页。联系“四月提纲”中提出二月革命后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所表现出的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轻忽；十月革命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取的“直接过渡”措施；斯大林过早终止新经济政策，而“全面”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等等——联系俄国革命这一系列进程，这里明显含有“直接过渡”的思想。
民粹主义的“直接过渡”思想，实际上更充分地表现在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道路上。
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怪异。斯大林在《联共（布）简明教程》中把民粹主义视作“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可是他自己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民粹主义的“直接过渡”思想，而在“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中，“直接”通过集体农庄道路，过渡到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学术界，包括目前的俄罗斯学者，许多人都认为集体农庄与过去的农民村社十分相似，其相似程度，有人说基本相似，有人说达到了七成。原本斯大林就有利用原来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但因政策不当，村社也对他的政策采取了强烈抵制的态度，最后才不得已解散村社，而改建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按俄罗斯学者说法，虽基本上与村社相似，但因失去了自治即自我管理的职能，而改由国家完全控制，完全服从、听命于国家，这样也就在职能上同村社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二，民粹主义带给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的影响和痕迹，也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
应该特别说明，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历史主义地看待资本主义，肯定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遗产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正因为这个道理，他十分重视发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他视知识分子为过去时代文化遗产的载体和传承者，认为没有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继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但是，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斯大林及其以后时期对待整个资本主义问题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来看，布尔什维克一些领袖人物和广大党员队伍是带有某种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性的民粹主义情结的。在斯大林身上，这种情结是有某种代表性的。在斯大林的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得到他像列宁一样对待资本主义及其文明的辩证思想；斯大林经常表现出来的，是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情绪。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他这一思想情绪的影响下，日丹诺夫在30年代提出了“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全面扫荡和肃清，甚至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等等，都统统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全面加以批判。
至于对商品货币关系，更是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伴随物，一向对它采取抵触、抵制、限制和消灭的政策立场。这不仅在斯大林时期，就是在整个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除外）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前面我们对民粹主义的了解来看，这一思潮在传统上就有着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抵触心理；苏联社会的反商品货币甚至反商情绪，看来无不与民粹主义的影响相关。
第三，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存在的偏颇，尤其通过对待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表现了出来。因此，双方对待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存在某些相通之处。
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破落贵族，一是农民、小商人、神职人员等一般平民。他们往往都站在下层人民和“无衣无食者”的立场上，用纯实用的观点看待科学文化，从直观上看“有用”的，则重视之，相反，从直观上看“无用”的或用处不大的，比如离现实生活较远一些的、思辨性较强一些的“纯艺术”或“纯科学”之类，他们就鄙视之，甚至加以唾弃。无论科学和艺术，他们看重的是能直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东西，对带有抽象学理、“空泛”哲学性质的东西都不喜欢。明显可应用的科学，如机械学、物理学、化学，还有医学，他们都是倡导的，与政治有明显联系的、能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他们是热心提倡的，反之，他们就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父与子》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此人着迷于解剖青蛙，从事具体的科学，他否定艺术和哲学，他在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态度上，就很典型地代表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