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文化修养较高的，一般较少上述这种情绪，文化修养较低的，特别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干部，这种对待科学文化的思想情绪就较为严重。他们一般不太懂得“纯艺术”和“纯科学”的文化价值。如布尔什维克队伍中除列宁、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等文化修养较高的少数领袖人物外，以“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人物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和党员，都有这种思想情绪。
在对待知识分子本身的态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都是由人民的劳动所创造的，而掌握文化的少数人则是靠着人民的血汗被养活并获得文化的，这样，掌握这种文化的人就被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而真正没有罪孽感、不靠人血汗养活的是真正劳动的人，是来自人民的人。由于文化本身是靠着人民的血汗和苦难，靠着对人民的剥削而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加上民粹派反对“脱离人民生活”，鄙视“抽象理论”，不能容忍“贵族习气”，而大学里的教授、大知识分子，身上都免不了这种东西，这就给民粹派提供了鄙夷知识分子的足够的理由，仿佛他们身上和他们掌握的文化本身也沾连上了这些不干净的“臭味”。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里，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对他们的排斥和打击政策较为普遍，列宁虽然连续不断地展开过对各种左倾派别的斗争，从“军事反对派”到“无产阶级文化派”，从“工人反对派”到“岗位派”等等，都对它们进行过批判，但是无论在党的上层和下层，还是在工农群众当中，都没有能够完全克服这种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这种情况一直到持续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都没有明显的改变。斯大林对旧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旧专家的打击政策就更严重、更明显一些，这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与革命民粹主义的整个关系来看，我们还要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早年都是这样那样地受到过革命民粹主义直接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或者直接是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尔的。
直接受到民粹主义革命家影响的人中，列宁很具有代表性。他早年是抱着伟大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长大的；他哥哥亚历山大又是民意党的革命英雄，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而被处死的，他从小就受到哥哥思想的熏陶和感染，而他本人最早参加的革命组织就是民粹主义小组，当然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同民粹主义发生了决裂，但他接受了革命民粹主义的优秀传统，继承了它的代表人物的革命精神，吸收了他们的革命经验，则是毫无疑问的。有史实说明，列宁对特卡乔夫的思想文献就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和一些战友曾多方搜集并仔细阅读、精心研究凡能得到的特卡乔夫的一切著作和文献。甚至连特卡乔夫在病困交加的晚年（1881—1882）在法国外省出版的一份法文报纸《警钟》和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这很少为世人所知），列宁和他的战友也想方设法搜罗到手，精心加以研读。列宁的好战友，曾同列宁一块侨居瑞士，并为《火星报》撰稿的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在回忆录中曾谈到这样一件往事，他说：“当获取某些特别出色的出版物，比如特卡乔夫的《警钟》时，我们非常想同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分享这些新文献，以至于常常在傍晚时分，我们特意前往图书馆向他展示这些罕见之物。弗拉季米尔·伊里奇极为精心地阅读和浏览所有这一切老革命文献，他对特卡乔夫特别留心，因为他这样说，这位作家无疑比其他人更接近我们的观点。我们很想收集特卡乔夫在公开报刊上发表的所有东西。为查找到特卡乔夫的所有著作，我们曾委托库克林格·阿·库克林（1880—1907），俄国出版家和革命文献的收集者。查阅70年代的各种期刊，经常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送给弗拉季米尔·伊里奇……（黑体字系引者所标）现在，这些具有巨大珍贵价值的图书和档案财富就收藏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选集》，第2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314—315页；转引自《火炬》（革命历史文选）（Факел，историк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альманах。），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98—100页。在掌握这一资料之后，我们可以有足够把握得出这一结论：如果列宁自称是“60年代遗产的学生”，而视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是自己的“先驱者”，那么，列宁在此又说，特卡乔夫“这位作家无疑比其他人更接近我们的观点”，这“其他人”无疑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以，我们由此可以说，特卡乔夫比之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堪称列宁更加直接的“先驱者”。
像列宁这样的受到革命民粹主义直接熏陶和影响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大量的，成千上万的。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老布尔什维克的传记资料，也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是直接从革命民粹主义者阵营转变过来的。如革命后曾在党的第13次、14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历任交通人民委员、工商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列·波·克拉辛兄弟，革命后曾受列宁委托，领导制订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也曾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后来曾为萨拉托夫党组织领导人的阿·巴·斯克利亚连柯，革命后曾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任职的伊·克·拉拉杨茨，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阿·亚·别利亚科夫，等等，这些难以一一列举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都是来自革命民粹主义阵营。这些布尔什维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与民粹主义思想体系决裂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民粹主义的这样那样的思想影响和烙印带进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来。由于俄国解放运动发展的具体情势，由于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之间，革命民粹主义革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并不是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他们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极端恪守教条，不了解革命复杂性的人，才把上述二者的相互影响和思想交叉，看作是不可思议的。
总起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对革命民粹主义的英雄们是自觉效法的；在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上，对60—70年代革命者，特别是对特卡乔夫“人民解放协会”的建党经验，是自觉继承的；在革命战略和革命步骤的选择上，由于俄国特殊国情，受到过去革命传统或革命舆论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谈不到什么自觉继承的问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应该说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革命前时期的中前期，往往对俄国走西欧道路强调较多，但随着俄国革命进程的发展，随着对俄国特殊国情认识的加深，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俄国具体情况的逐步结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体认到了民粹主义某些理论原则中包含着对俄国特殊国情认识的合理内核，因此吸收了民粹派的某些思想而对自己原先的策略有所修正，比如，在十月革命过程中曾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而放弃自己原先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比如，二月革命后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到晚年，他甚至主张改变俄国革命的“顺序”，认为应当从理论的另一端开始，等等，都表明对俄国的特殊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其中，对在俄国革命中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也透露出了民粹主义的某些影响。
列宁原本严格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曾对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即主张对以村社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进行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带有某些空想性。他说：民粹主义“否认政治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意义；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但后来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说也重复了这样的错误，列宁虽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斯大林却很快终止这一政策，立即实行了向社会主义的转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想的颇大影响。
总的来说，由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具体历史条件，由于解放运动三个阶段既相区分，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联系尤为紧密，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还没分离，同属于民主主义阵营，这使它们在思想上发生一定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乎规律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是一个光荣的党，伟大的党，特别能战斗的党，与它接受俄国解放运动，特别是民粹主义革命运动的优秀革命传统和革命经验是不可分割的；当然，民粹主义的某些烙印也给布尔什维克党带来了某些革命包袱和负担，但丝毫也影响不了它是一个列宁的伟大的党，光荣的党。
我们今天指出布尔什维克党所受到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认识这一点，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镜，绝不是对它有丝毫否定；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自觉克服这种影响，避免可能继续受到影响而造成的损失，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睁眼不看历史事实，一味拘守教条，狭隘保守的人，才害怕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缺点；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