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在论述俄罗斯思想发展的历史时说，30年代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定位是明确的，其作用是确定不移的，这就是说，它是俄国新生代知识分子有关俄国道路探索的始发点，他们集中思考的问题，是“俄罗斯及其道路的特点，它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巴黎1971年俄文版，第28页。这位思想家在说明30年代的特征时，把这个时代归结为具有“一种现象及其两个侧面”。一种现象是，“从无法忍受的现状中寻找出路”。它所具有的两个侧面是：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发生了革命性的“思想觉醒”；而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又导致转向抽象的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别尔嘉耶夫说：“俄国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致力于积极思想和行动的，它是备受煎熬折磨的结果。”同上。
这位深刻的哲学家精辟地概括了30年代俄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由于尼古拉一世实施专制警察统治，对进步革命思想界实行残酷迫害，当时的俄国社会被黑暗专制恐怖气氛所笼罩，形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状况。而由于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而遭受的残酷、血腥镇压，思想文化界被禁锢得像罐头一般，人们又“不可能”进行“积极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备受煎熬、备受折磨的境况下，只能转向抽象的唯心主义，进行理想主义的思想理论探索。而这种思想理论探索也恰好适应了外界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思想条件和要求。
由于十二月党人主要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营养和革命动力源泉，在十二月党人运动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下令，一律禁止俄国青年签证到法国去，因为它把那里视为煽起革命火焰的罪恶之源。与此同时，官方却倡导并鼓励青年人前往德国，认为日耳曼人是服从纪律的典范，引导青年人到那里去，可以培养他们成为遵纪守法的人。从当时知识阶层的主观情况看，贵族知识分子多有说得多、做得少，不善行动的“多余人气质”，在政治高压统治下，到德国的唯心主义中去寻觅精神寄托和出路，也正是一条恰好符合他们的心态、最适宜于他们行为模式的道路。而从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方面来说，它既蕴涵有消极、保守的因素，也包含着积极、革命的成分；它既适合高压反动统治下温和派知识分子的口味，也可为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所激怒的激进知识分子之所需。而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等人的思想中，包含着唤起民族自我意识、激发民族觉醒的思想成分。这恰恰切合了那个时代俄国进步思想界的愿望和要求。
然而，对俄国统治当局来说，把俄国青年引向德国最终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欲窒息之，反栽培之；欲扼杀之，反成就之。沙俄官方原本是为了泯除俄国青年中的革命思想而把他们引入德国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时候，德国社会内部正涌动着法国启蒙主义思潮，且在德国发生的这一思潮比在法国本土来得更加凶猛、更为激烈，形成了一个“狂飙突进运动”，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高潮。这样，德国社会的浪漫主义思想气氛，反而恰好适应并促进了俄国青年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情绪。
德国浪漫主义为何能适应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需求？这要从浪漫主义的特性谈起。浪漫主义原是针对18世纪倡导的和谐、对称、秩序、理性，和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古典主义而提出来的。它推崇感观的世界，强调意志和创造的热情，追求主观性和精神的主动性，提倡独特性而不是普遍性，倾心于多样化而不是简单化、标准化。浪漫主义还带有平民性，而厌恶贵族气息。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而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曾一度达到浪漫主义的高潮。以直感或非理性为哲学基础的浪漫主义，较之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思想，具有更强、更狂烈的反抗性。德国的浪漫主义通过谢林、黑格尔、费希特等一批唯心主义哲学家，获得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参见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1页；以及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9页。
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体现着“绝对理念”，参与并实现着宇宙目的；而每个人、国家和民族，则以其本身特有的、个别的、独特内在的目的，参与到更广大的目的中去；而意识到这个目的，就是参与创造并走向光明与自由的未来。熟悉宗教也素有宗教传统的俄国青年，对这种由古老宗教信念转变而来的世俗说法，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这样，他们便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一思想。
德国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来的堕落，是法国人抛弃古老信仰，遗弃祖宗传统，抛掉祖规祖训而招致的惩罚，西方整个的沦落和衰微，也同那里盛行的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否定自身精神传统息息相关。德国人的这些说辞，意味着他们自己既没有丢掉古老信仰和祖训，也还保留着自身唯心主义的精神传统，因此，德国人理应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蓬勃向上的民族。这种理论，很合乎探索自己国家出路的俄国青年的心态。论保持古老传统和祖规祖训，论年少、野性和纯真，俄罗斯民族较之于德国民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循此道理，在俄国人看来，俄罗斯将比德国更有活力、更有朝气、更青春年少、更有前途。这样的思想，一下激发出了俄国青年的社会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他们中间掀起了自我意识和民族觉醒的浪潮。这样，德国的浪漫主义便转换成了俄国的浪漫主义，而谢林这位德国的思想家，也俨然变成了一位俄国的思想家。所以，当时的俄国青年对谢林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趋之若鹜。以恰达耶夫为代表的许多俄国青年，就曾拜读在谢林门下，与谢林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和师生情缘。
在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专制农奴制的俄国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自我意识本身，就具有革命的内容，其本身就是革命的。所以，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的觉醒，就堪称是反对皇权俄罗斯的起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71年巴黎俄文版，第28页。尽管这种思想包裹着抽象的形式，并且注定无所行动，但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的。正像赫尔岑对那个时代的特点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个“外在奴隶相下而内心自由”的时代。
然而，30年代人们对哲学思想的迷恋本身，就具有双重的结局：“在斯拉夫派那里，是走向了宗教，走向了信仰，而在西欧派这里，则走向了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同上，第57页。
“黑夜的枪声”——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正当俄国青年沉入抽象哲学，在德国唯心主义之中沉浮摸索之际，一声“黑夜中响起的枪声”，震惊了俄国的思想界。这枪声便是恰达耶夫写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3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哲学通信》。
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代表了先进人物在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对俄罗斯发展道路所进行的艰难痛苦的探索。
恰达耶夫（1794—1856）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曾参加过1812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并作为胜利者进入巴黎。在目睹西欧先进社会文化、回到俄罗斯之后，他惊讶地发现，俄国竟是如此破败、落后和愚昧！俄罗斯现实与西欧社会的巨大反差，在他心灵上引起了巨大震撼。这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十二月党人。1819年，恰达耶夫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团体——“幸福协会”。1821年退伍后，在1823—1826年间，他先后到英、法、意、德等国游历，在德国结识了包括谢林在内的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归国途中，他在边境被发现带有“各种违禁书籍和可疑文件”，曾被拘留并遭审问。他被怀疑同十二月党人有联系，但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终因缺乏证据得以获释。回国后，他陷入沉沉的思考当中。1829—1831年，他写了8封《哲学通信》，在朋友中间广为流传播。直到1836年9月，第一篇通信才在《望远镜》（第15期）杂志发表，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恰达耶夫的这组书信，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上出现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他看不到俄国的希望与光明的未来，对俄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充满着灰暗悲观的情绪。恰达耶夫怀着巨大的痛苦，谈论俄国的历史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说，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充满躁动不安、表现着“伟大激情”的时期，并在其间充分施展和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个时期就是这些民族的青春期。“可我们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时期。起初是不开化的野蛮状态，后来是愚蠢的蒙昧时期，接下来是遭受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种暴虐统治后来又为我们自己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这便是我们青春期的可悲的历史。”恰达耶夫：《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他又说：“我们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没有遗产，与在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没有联系，我们心中没有保存在我们之前出现过的任何教训。”“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我们在迟钝的静止中度过早年青春岁月，没有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没有任何我们的思维得以立足其上的个性的东西；而且，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性的进程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任何东西。”同上，第8—9页。他对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悲观到这种地步，认为如果不是鞑靼人征讨西方时经过俄国的土地，如果不是有从白令海峡直到奥得河的广阔领土，世界“也许就不会注意我们”。
恰达耶夫在信中表现出来的孤愤、悲情和自虐情绪，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这个时代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精英对俄罗斯的命运、民族特征和发展道路的自觉和认识。
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以深刻的反思为前提的；而反思往往是同痛苦的自责、检讨，甚至自我否定分不开的。所以，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往往是以自我检讨和自我否定为出发点的。正因为这个道理，恰达耶夫对俄罗斯民族的过去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和检讨。他说：“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所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是却沿着一道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来。”恰达耶夫：《箴言集》，第6页。
俄罗斯19世纪以前的思想和文化，的确模仿多于创造，包括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纲领也基本上是从法国抄袭而来的。认识到民族的“模仿”和缺失“自我”，就是向追求独立自主、民族独特性和自我意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恰达耶夫对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反思和检讨，甚至带有强烈的自虐和自我否定成分。他在信中接着说道：“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也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总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同上，第13页。
应该说，正是透过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这种强烈否定，我们可以感觉并体认到，他对俄罗斯世界使命和全人类责任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恰达耶夫正是在这种民族自觉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俄罗斯的命运、民族特征和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他说，西欧的各个“基督教民族”都获得了莫大进步，而“我们却仍封闭在我们的宗教孤立中，在欧洲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抵达我们，我们与伟大的世界性工作毫无干系。……所有这一切都完全错过了我们，……这个世界都被重新改造过了，可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同上，第15—16页。
他又说：“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同上，第6页。
俄罗斯没有经历过西欧的文艺复兴，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恰达耶夫的这些痛切之言，正击中了俄罗斯的要害，揭示出了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的特征。而他关于俄罗斯不属于东方和西方的惊世之言，正开启了日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即是走向西方还是走向东方这两大思潮和流派的旷日持久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