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恰达耶夫完成这8封《哲学通信》的3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在思想探索中已包含有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倾向，但还没有将这两个思想派别明显地分化出来；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还共存于俄国社会的腹腔中。恰达耶夫在这些通信中，在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哲学思想中，正体现着这一时代社会思想的特征。虽然他推崇西欧文明，有着主张俄罗斯融入西欧文明的明白无误的西欧主义思想，但他关于俄罗斯特殊使命的思想，关于俄罗斯之落后即优势以及未来在欧洲扮演特殊角色的思想，关于天赋民族使命的神秘宗教思想，却带有明显的斯拉夫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对斯拉夫主义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影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缺少这样一个环节，就是从一开始就能在30年代的历史哲学探索中，给西欧主义方向赋以斯拉夫主义的性质；而在斯拉夫派的笔下，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经济管理和社会制度就成了这个环节，即公社的土地使用方式、公社的自我管理形式和宗教的共同体意识。”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171页。因此，可以说从《哲学通信》到写作《疯子的辩护》（1837）的时期，尽管恰达耶夫思想中占优势的是西欧主义思想，但也交织着斯拉夫派的若干思想特征。所以在他身上，可以说这两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杂糅在一起，共存于一体的，正像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在当时俄罗斯社会尚无明确分野和分化，而共存于俄国思想中一样。
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命运和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探索，其遭遇正像俄罗斯进步思想界所进行的探索一样，是艰难而痛苦的。他在《哲学通信》中吐露出了苦涩的惊世之言，这些言论甫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大臣谢·乌瓦洛夫将恰达耶夫的这些言论看作是对“三位一体”的官方人民性的挑衅、仇视和攻击，因而对他进行了严厉追究。尼古拉一世则在谕旨中认定，“这是一个十足疯子的胆大妄为的胡言乱语”。并勒令查封《望远镜》杂志，追究负责人，把编辑纳杰日津放逐，对检查官А.В.博尔德列夫（莫斯科大学校长）给予撤职处分，并交由警察监管。而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定期由官方派医生前去看护。对他的《哲学通信》不许再行提起，连对它的批评挞伐也不被准许，因为害怕由此而扩散它的影响。
沙皇专制主义只允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对于恰达耶夫这封信中交织着爱和恨、忿和怨，充满着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声音，是不愿理解也不能理解的。实际上，恰达耶夫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正像他为回答统治者的攻击，于1837年写成的《疯子的辩护》所说，“爱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不是“以萨莫耶德人的方式”去爱它，即去爱它的落后——爱“那被熏得乌黑的毡帐”，“爱那变了质的、在他们四周散发着臭味的鹿油”；“强迫我们”这样去爱国，是“痛苦的事情”。“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他主张用“健全的思维”去爱，不能表现出狭隘和自私来。恰达耶夫：《箴言集》，第135—136页。
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代表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书信中难以下咽的苦涩之言，强烈刺激了俄国各阶层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引起的是痛苦，是反思，是惊醒。正像赫尔岑所说，这封通信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抒发的愤懑情绪撼人肺腑，使人的心灵长久受到深沉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严酷，然而严酷正是他最大的功绩”同上，第2页……这里正点出了这封信之撼人力量之所在：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对祖国爱到极端而至于恨，恨之言辞中又饱含着泪；这是爱和恨交融，对祖国恨其不争，怒其不张，这恨就是爱。所以，这爱和恨中就包含着巨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指出了恰达耶夫《哲学通信》的影响力，他说：“恰达耶夫以一封《哲学书简》为我们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地超出了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地方统计数据’完成的数立方丈的著作，远远地超出了杂文‘流派’的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同上。
20—30年代进步团体的活动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俄国直到整个30年代的思想探索，是同进步团体和革命小组的活动分不开的。所以，20—30年代是各种进步和革命团体活动的年代。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主要是人数不多、性质各异的青年大学生小组，有文学的，哲学的；也有急进的，温和的。
许多大学生小组都自认为是十二月党人事业的继承者。那个年代，以莫斯科大学校园的小组为最多。参加者都充满着年轻人的革命激情，但目标并不明确，秘密活动的经验也很缺乏，所以，通常存在不久，就为官方的侦探机关所破获。
早在1826年8月底尼古拉一世加冕期间，沙皇政府就侦探得知，当时流传着一首题为《萨什卡》的谋反诗，作者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А.И.波列扎耶夫。尼古拉一世亲自侦查此案，并出面审判，命令将该诗作者发配充军。他将这首“反诗”看作是1825年12月14日留下的“痕迹”。
几年后，在莫斯科大学发现了好几个反政府的秘密大学生小组。在1827年最早被侦破的一个，是克里特茨基兄弟小组，它由6名成员组成，牵涉13人，其中有大学生和小官吏，甚至还有1名士官生。小组中的主要话题是“爱祖国”和十二月党人的命运，以及对农奴制和严酷军律制度的谴责。小组制订了广泛的反政府宣传计划，甚至打算在尼古拉一世加冕日这一天，在红场米宁纪念碑上张贴十二月党人的画像。结果，小组所有成员在加冕纪念日当天统统被抓。尼古拉一世下令，把小组成员关押到要塞和监狱，将受牵连者驱逐出莫斯科，并交警察监督看管。
1831年6月，又破获了孙古罗夫小组。Н.П.孙古罗夫是位退伍军官，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小组涉案26人，其中还有莫斯科大学的一些波兰大学生。小组草拟了天真而不符合实际的行动计划，打算夺取枪炮和武器库，并向民众散发，还要在莫斯科工人和市民中组织暴动，解除警察武装，释放犯人，夺取政权并以莫斯科省长的名义发布命令，“派代表审议宪法”，等等。法庭判处小组活动最积极者发配流放地服苦役，其余成员则一律被勒令充军。
早在1830年，莫斯科大学还出现了一个“公费大学生”别林斯基小组。该小组取名“十一号房间文学社”，因公费大学生在此集会而得名。小组成员多在此阅读文学书籍，并争论文学问题，也传抄普希金、雷列耶夫和波列扎耶夫的禁诗，还创作带有抗议性质的作品。别林斯基曾撰写剧本《第米特里·卡里宁》，拿到小组讨论。该剧本的文学成就虽算不上高，但以高昂的语调表达了对俄国农奴制的抗议。大学当局很快获悉了剧本内容，在1832年以“身体孱弱”和“才具不够”为由，匆匆将作者开除学籍。
1834年，警察当局又发现了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小组。小组集会所唱的歌曲被告密包含反叛的内容，遭到了官方的指控，说他们唱歌“诽谤”当局。赫尔岑因此遭到逮捕，最初流放彼尔姆，后转到维里亚特和弗拉季米尔。奥加辽夫被流放平扎，其他成员也被交付警察当局监督看管。
30年代，在弗拉季米尔、涅任、库尔斯克和乌拉尔一带的工厂，也发现了一些地下反政府小组。尼古拉的反动专制统治，不允许任何非公开活动存在，连属于任何小组形式的思想交往也在禁止之列；一经发现，便一概加以制裁。罐头般的禁锢尽管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外表的平静和驯服，但是在社会内部，却发酵酝酿，涌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新一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30年代俄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最能代表这个时期的思想探索的，是存在于1931—1937年间的斯坦凯维奇小组。这是一个从事文学和哲学活动的团体，其奠基人Н.В.斯坦凯维奇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渊博知识，又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富有天才而又善于展现个人惊人的才能。他在小组中吸收了一批曾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书、后来又成为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新一代人物。这些人物中，有В.Г.别林斯基、М.А.巴枯宁、К.С.阿克萨科夫、Т.Н.格拉诺夫斯基、В.П.鲍特金和Ю。Ф.萨马林等等。小组的参加者尽管思想观点和信仰各不相同，但对文学和哲学的爱好，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把他们联结了起来。他们研究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如研读谢林、康德和费希特等，接着又转向黑格尔甚至费尔巴哈。后来，黑格尔甚至成了他们的偶像。这些德国哲学家的学说，当时在俄国曾被广泛传播，他们为俄国人熟知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在德国本土。斯坦凯维奇小组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宣传启蒙教育思想和人道主义。只是随着1837年斯坦凯维奇的离去——赴国外看病，这个小组才停止了活动。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产生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到30年代后期，俄国进步知识界有关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是紧张而艰难，痛苦而曲折的。在这十多年中，尽管各种秘密的和公开的，半地下的和半合法的小组、团体，都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尽管各种不同倾向的社会政治思想流派已程度不同地露出端倪，但具有明确而完整的思想纲领、有较为固定活动形式的派别和团体，在这期间却尚未出现。这个时期，有的秘密小组从其活动计划看，虽行动颇为勇敢，但思想纲领还较为幼稚，只可看作是革命进步人物对沙皇政府镇压十二月党人的一种反弹；有的虽致力于思想探索，但还是初步的；有的小组，其成员的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还谈不到是特定思想或社会政治流派的组合。只是到了30—40年代之交，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特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流派，才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
最早从俄国思想界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派。这个思想派别显然从恰达耶夫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对形成该派的思想理论起了重要作用。斯拉夫派浮现出社会表层并宣布其存在的标志，是该派的两个奠基人——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于1839年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前者的《论新与旧》和后者的《答霍米亚科夫》。在这两篇文章中，他们尽管对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法各异，但就斯拉夫派的理论问题都表述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如果说霍米亚科夫在《论新与旧》中第一次就斯拉夫主义的基本纲领性原则作了阐述，那么，基列耶夫斯基在《答霍米亚科夫》中，则从历史和理论方面给这些原则提供了许多丰富的论据，并对村社在俄罗斯命运中的决定作用给予了阐释。他虽没有霍米亚科夫所素有的民族特殊性的思想，但从谢林的观念出发，看到了俄罗斯的未来，并将这一未来看作是人类一定发展阶段的体现。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在吸取西欧各民族的创造性之后，将会以首领的作用引导它们向前迈进。这一思想对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探索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它首先是在В.Ф.奥多耶夫斯基В.Ф.奥多耶夫斯基（1803或1804？—1869），俄国作家和音乐批评家，是俄罗斯古典音乐学的倡导者之一。短篇小说和哲学对话集《俄罗斯之夜》是其代表作之一。的《俄罗斯之夜》中被明确表述过的，但在基列耶夫斯基这里，这一思想却从历史哲学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阐述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莫斯科1999年版，第205—206页……斯拉夫主义的理论，虽通过这两篇文章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存在，但还并未形成最终确定的外在形态。无论霍米亚科夫的《论新与旧》，还是基列耶夫斯基的《答霍米亚科夫》，在他们生前都没有公开发表，不过却已作为社会的思想财富而存在，因为这时已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并赢得了社会的热烈反响。从此，斯拉夫主义观点越来越深地渗入知识界的思想意识，构成了同西欧派尖锐争论的议题。这样，两种思想流派便在撞击中日臻完善，最终在解决“俄罗斯该如何定位，应当怎么办”这同一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
事实上，在这两篇文章出现以前，俄国思想界已有一些人物对斯拉夫派的若干思想做了这样那样的表述。不过，当时还不曾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是从1839年出现上述两篇文章时起，到1845年《俄罗斯人》杂志的出版，斯拉夫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才有了固定的形态。斯拉夫派小组也是在这期间形成的。参加小组的都是一些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才俊之士，小组的灵魂人物，则是通过《论新与旧》一文给斯拉夫派提供思想纲领的阿·斯·霍米亚科夫。这是一位才能非凡、富有活力、辩锋犀利、博闻强记，具有渊博学识的人物。当时的人们把他誉为“斯拉夫派的智者伊利亚”，连他的论敌也对他称赞备至。除他之外，在斯拉夫派小组里担当重要角色的，还有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Π。В.基列耶夫斯基兄弟。此外，著名的阿克萨科夫兄弟，评论家А.И.科舍廖夫和Ю。Ф.萨马林等等，都是小组的重要成员。
斯拉夫派像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为探索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也将目光转向了西欧哲学，但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们沉迷的哲学家，首先是谢林和黑格尔；对这两位哲人解释历史过程的一些著作，则尤其专注和迷恋。
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俄罗斯走自己特殊的道路，并将其独特的制度设施，首先是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会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