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温和派部长策里铁里，建议政府牢固坚持7月8日发表并于7月11日在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加强政权，捍卫革命。不过，策里铁里已经认识到，革命的玫瑰色青春期幻想已经结束了，用思想影响的方法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已经变得软弱无力。П.米留科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1卷下册，第27页。
克伦斯基决定以个人名义，邀请不同阶层的知名人物组成内阁，同时召集由苏维埃、国家杜马、城市杜马、工商业者阶级、合作社、职业联合会和各大学参加的莫斯科会议，批准政府的决策。然而，从杜马临时委员会、立宪民主党和苏维埃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相互指责的地步。策里铁里捍卫苏维埃对各位部长的监督权利，并致信米留科夫说：“如果您不能由自己的党组成政权，请您的党不要颠覆、抵制、瘫痪、败坏现有政权。”同上，第35页。
经过各方的妥协，7月23日，克伦斯基以7月8日纲领为原则，组建了第三届临时政府，结束了长达20天的政府危机。克伦斯基逐渐脱离了各政党，走向独裁。克伦斯基不断声明：其所发挥的作用“既不考虑党的学说，也不考虑党的利益”Г.格拉西民科：《1917年俄国民主选择的命运及其各领导人的作用》（Г.А. Герасгменко Судьб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в России 1917 годв и роль её лидеров），参见《历史问题》2005年第7期，第15页。，正鉴于此，克伦斯基没有被社会革命党“三大”选入中央委员会。七月事件，使俄国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寻找时机准备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最高指挥官科尔尼洛夫将军则越来越不满意临时政府的软弱，他“故意夸大俄国军队所经受的本已很严重、很尖锐的考验；向政府提出煽动性的、过高的因而显然办不到的恢复纪律的要求；攻击一切民主的军人团体。这时，在报纸上出现了公开歌颂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宣传，把他说成是能够‘拯救俄国’的‘唯一救星’”。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5页。政变显然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实际上是由社会主义者部长、自由派部长和三个独立的执政官——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和捷烈申科（无党派）——组成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既没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也没有统一的策略，同上，第284页。既受到革命急进派的指责，又受到极右派的攻击，显然是两面讨好不得，难以为继的。
克伦斯基为了渡过危机，企图使政府面向全国，有组织地倾听全俄国公众的意见。第一次这样做的尝试，是吸收各方面的代表几千人，8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的莫斯科国务会议。会议宣读了各派的纲领，但没有形成共识，争论仍然如故。
战争败局仍然在发展。里加陷落之后，科尔尼洛夫不惜利用失地的办法恢复军队的纪律。他命令克雷莫夫将军的几个团向彼得堡进发。8月27—28日，彼得堡混乱一片。居民们把这几个团谣传成了几个军。苏维埃人士也陷于慌乱之中，三月间原有的那种对政权极端怀疑和不信任、害怕反革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李沃夫公爵给克伦斯基发来便条，要求把全部军事和民事政权交给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没有后退，发布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通电。结果，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临时政府不得不组成没有立宪民主党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这次叛乱，坚定了克伦斯基建立民主政权的决心。
民主政权，用克伦斯基的话说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自第二次政府危机时起，这个愿望就没有付诸实现。立宪民主党的理由是，社会主义者“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干社会主义的事业”，它满足的只是某一政党的利益，而不是所有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立宪民主党因没有进行谴责，而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因而变成了帮助“强制恢复革命前制度”的反革命А.克伦斯基：《历史转折时期的俄国·回忆录》，第380页……虽然克伦斯基高度评价了立宪民主党为建设俄国民主政治制度作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贡献，但还是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走上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以期结束因科尔尼洛夫叛乱酿成的新的政府危机。
面对新的契机，社会革命党先后在1917年9月2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社会革命党第六次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以及1917年9月11日召开的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了社会革命党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不过，社会革命党在经历了历次政治危机之后，在革命策略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涌现出了三派意见。切尔诺夫代表中派，他肯定7月3日以来国内发生的布尔什维克起义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给民主政权带来的危险，确认必须有建立强大政权的纲领。然而，让切尔诺夫挥之不去的是，苏维埃虽然在政治领导方面、在动员行动的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地方的苏维埃力量还比较软弱，还需要利用自治机关、合作社力量加以补充。所以，在建设新型政权的时候，还要与除了立宪民主党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进行联合。《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755—756页。以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等人为代表的极左派则认为：“现在必须与资产阶级中断联系，所有的政权应该转交给苏维埃。政权应该依靠有组织的民主阶层。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与反革命成分的任何妥协都会导致革命的灭亡。”同上，第756页。以阿夫克森季耶夫为首的右派却认为，现在俄国正处在前线失败和后方崩溃的形势下，为了保卫祖国和自由，需要的不仅仅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只有在全民团结的条件下才可能有胜利的希望。《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2—10月）》，3卷1册，第759页。
切尔诺夫虽然反对右派联合立宪民主党的主张，但是他并不主张抛开右派。经过各政党的准备，9月14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共同提议召集的民主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了齐赫泽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宣读的民主纲领，决定成立有某些资产阶级成分参加的联合政府。结果以776票赞成、688票反对，获得通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9月22日，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共和国会议，简称预备议会。预备议会是一种类似缙绅会议的咨询机构，其目的就是把国家顺利地带到立宪会议。9月23日组成了新的一届政府。不仅新成立的政府包含了立宪民主党，就是新成立的预备议会也加入了120名资产阶级地主代表，占450名预备议会代表的四分之一。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页。用策里铁里的话说，“在有组织的民主派内部没有妥协，没有集中全体民主派力量可以实现的统一的意志”。А.克伦斯基：《历史转折时期的俄国·回忆录》，第392页。
民主会议的结果，虽然在表面上确立了政府与预备议会之间的关系，但是战争、土地和面包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俄国的民主派在有关结束战争、改变国内经济崩溃状况的问题上，并没有具体的措施，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立宪会议上。而国内矛盾重重，民怨沸腾，从整个局势来讲，从左翼发动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917年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任务是指挥武装起义。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政权转入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手中。
1917年10月25日—26日，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成立了工农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当天，社会革命党发表了《致俄国革命民主派书》。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谴责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26日，社会革命党号召建立“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退出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27日，把参加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和没有退出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员开除出党。10月28日，社会革命党在《人民事业报》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文章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能立刻给人民以和平、土地和面包；提议党立刻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和有产阶级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主张刻不容缓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冒险，把所有的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签署不割地、不赔款、民主自决的和平协议，立刻召开立宪会议。《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41页。
布尔什维克在宣布政策以后，从11月1日开始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要求承认苏维埃政府纲领，实现土地法令和工人监督。11月2日通过各民族自决的法令。从11月15日开始，呼吁所有交战国进行停战谈判，同时警告英法要对可能出现的单独媾和负责。
据切尔诺夫回忆，鉴于党内由联合问题而出现的裂痕，他这位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于10月22日到全国视察。十月革命爆发时，他也没有返回，一直在外地待到11月下旬。切尔诺夫的缺席以及随后退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使社会革命党陷入了混乱。一向占主导地位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落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手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人民的第二次革命。但对于社会革命党来说，是联合策略的失败。
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同为社会主义政党，但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却有很大不同。1917年11月5日，社会革命党在《人民事业报》发表文章，指出了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文章写道：“布尔什维克党要求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基础上建设革命政权。在明白把国家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后，他们提出‘拖延起义无异于死亡’的口号。社会革命党认为，在整个革命时期，社会革命党反对把所有国家权力集中在苏维埃手中，因为在世界大战和普遍衰竭的条件下，这种集中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我们认为，苏维埃如果可以取得胜利，也只有借助国内战争才能取得；而这样做，最终就会摧毁原本就瘫痪的国家经济肌体，导致普遍的饥饿、军队供给的瘫痪、前线人员的大量死亡和工业的全面崩溃。我们认为，即便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也不能保住政权，因为它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没有管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分子力量，它只是一个远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千百万民主派的先锋队。”同上，第47页。
列宁认为，社会革命党人不懂得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的。……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在一切窗口中出现。”《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267页。列宁指的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一战把这种机会直接送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列宁也认识到俄国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但是，既然俄国的资产阶级主动放弃了推进革命的任务，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呢？
列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国家政权、辛迪加、银行，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对于处在战争条件下的俄国，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指利用资产阶级创造的一切物质条件），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现。”《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列宁同样以法国革命作为例子，指出革命时期团结的重要性，但是列宁没有等待资产阶级，而是主动领导无产阶级承担起革命的责任，利用现有的国家和经济条件。他说：“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269页。
列宁认为，夺取政权就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接下来的就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国家。虽然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否就意味着建成了先进的国家制度问题，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社会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列宁把俄国内部的战争看成了两种社会性质的战争：一种是现在进行的专制农奴制内部的战争，一种是未来在我们的眼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内部斗争。一种是全民为民主而斗争，即为人民专制而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而斗争。П.米留科夫：《转折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国革命》，第1卷，第127页。米留科夫认为，列宁虽然缩小了马克思意义上国家的使用范围，简单地把它称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是列宁却利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成了社会革命党无法完成的组织革命民主派的任务。他还引用列宁的一段论述加以证明。列宁说：“我们不是乌托邦分子。我们需要的是在现有人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人性没有服从是不能实现的。……当人民还没有学会没有强制、没有服从地遵守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它就应该服从武装的先锋队。”同上，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