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社会革命党和列宁关于革命的论述，两党都坚持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同的是社会革命党受专制迫害的深刻影响，过高地估计了爱的价值力量，忽视了革命者自身也具有的人类生存的本性；相反，列宁从无产阶级和农民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现实出发，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调动人民的生活积极性，使他们走上参与政治、管理土地、监督工厂的发展道路。与其说这是列宁夸大了贫苦工人和农民的认识能力，不如说这是列宁对工人农民的莫大信任。虽然列宁发动了工人和农民监督资本主义的专家、学者，造成了新的不平衡，甚至剥削，但是，这是对沙皇专制条件下压抑了很久的民间怨气的有利的“释放”。所以，列宁一方面强调把国际战争引入国内，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但另一方面又利用国家政权组建了军队，实行了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这样一来，既保全了国家的颜面，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社会革命党联合策略的失败，与其说是策略上的问题，不如说是没有把抽象的观点转化为现实的行动，丧失了国家8个月和平发展的机会。
五、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较量
自从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到7月3日布尔什维克游行示威被取缔为止，工兵代表苏维埃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操纵下，仅仅停留在对临时政府的监督上，这样就耽误了对和平和土地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工人农民情绪的日益激进化。社会革命党虽然早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但是它仅仅把革命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基础打开一个缺口的“人民劳动革命”阶段。对革命的这种定位，一方面使其不能立刻夺取政权，实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另一方面，又不能得到立宪民主党的真诚合作。这样，社会革命党就把国家的性质、土地、和平问题以及关系人民生存的重大问题，都推给了立宪会议，因此便引发了几次政府危机。
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七月危机之后，对于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直接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也就是直接夺取政权，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银行、辛迪加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给立宪会议赋予阶级性，并强调苏维埃高于立宪会议，原因在于后者适应了俄国人民素有的曾为民粹主义所秉持、而今却为社会革命党所忽视的反资产阶级性的国情。
列宁从掌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入手，取得革命领导权，通过建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掌握武装力量，利用首都空虚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在全俄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要求苏维埃方面承认新政权，保证不仅“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刻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而且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339页。在给农民的答复中，布尔什维克提出：“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废除土地所有制。现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经颁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一切地主的土地都完全交给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取得县农民苏维埃同意的乡土地委员会的一切命令都是法律，应当无条件地立即执行。”《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当前俄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正像切尔诺夫所说，社会主义所有各党派之间的个人分歧和个人争斗，下面都隐藏着“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按照这位社会革命党领袖的说法，原先，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整个社会民主党都持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渐渐地，布尔什维克站到了另一立场；因为离开了把俄国革命确定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他们用特快列车的高速度，在短时期内完成了横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革命两端之间的所有路程。不久之前，在大战时候，列宁还表述了下述观点：这场战争对欧洲来说，是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但对俄国来说，只是民主革命的开端。然而，因为革命不是开始于有充分准备的欧洲，而是开始于比欧洲更加落后的国家——俄国，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即出现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把俄国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在最落后国家加速社会主义革命，让它来推动落了伍的欧洲，在那里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71页。
对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判断，切尔诺夫在1917年11月26—12月5日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社会革命党不仅与布尔什维克，而且同孟什维克的区别。他说：“即便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意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也不承认上述这个原理，我们是以另一方式评价俄国革命性质的。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革命在一个领域，在农业问题领域，遵循着明确的行动路线，这不仅是党所希望的路线，而且是俄国整个发展逻辑所不得不使然的路线。这一行动路线引导我国革命开启的既是政治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这个阶段就使它变成了劳动革命。由于消灭土地私有制，它就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堡垒中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并以此为自己开辟了某种过渡时代。这不是最高纲领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而是介乎时而是纯粹资产阶级秩序，时而属于未来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过渡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的端口；我们采取的行动，首先要利用我们以土地纲领形式在农业问题领域所拥有的杠杆。劳动农民在与城市无产阶级的结盟中，可以依靠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做出第一个决定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将在城市经济领域、工业领域和工业化领域，使其进一步发展变得轻而易举。”《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72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切尔诺夫这里，就这样联系了起来。不幸的只是俄国面临着战争的噩梦，并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切尔诺夫相信，只要给俄国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够以自己的榜样震动欧洲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并引发革命。
切尔诺夫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救世的使命，不仅埋怨孟什维克的某些保守，埋怨布尔什维克的某些急躁，而且埋怨自己的党员不遵守党纪，出现了右派与立宪民主党的无原则联合，左派最高纲领派支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了严格党的纪律，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把左右两派开除出党，要求社会革命党准备好和平草案和土地草案，全力备战立宪会议，作好迎接政权的准备。
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这样，社会革命党无疑就把自己与苏维埃对立了起来。而在布尔什维克方面，不仅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扩大战果，而且邀请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对待政权的问题上，列宁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自己管理国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们——劳动者，“不把国家的一切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今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布尔什维克按照规定的时间在11月12日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兑现了选举立宪会议的承诺。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获得了370个席位，即4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获得了175个席位，即239％的选票，立宪民主党获得了17个席位，即47％的选票，孟什维克获得15个席位，即23％的选票。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获得了40个席位，各民族政党获得了86个席位。Ш.门恰耶夫、В.乌斯基诺夫：《俄国政治史：从专制制度形成到苏维埃政权的崩溃》（Ш.М.Мунчаев В.М. Устин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от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до па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莫斯科1999年版，第311页。
根据社会革命党关于立宪会议所要完成的任务，除了解决类似和平、土地等群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还要通过国家基本法，确定俄罗斯共和国未来国家制度。根据国家制度，立宪会议还要选举由五人组成的最高执行机关。这个由立宪会议监督的称作执行委员会的机关，组成对立宪会议负责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实现的正是立宪会议的权力。《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莫斯科2000年版，第270页。
布尔什维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把立宪会议看作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认为承认立宪会议选举，就是否认十月起义的成果，因此，布尔什维克向立宪会议提出《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立宪会议应“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任务仅限于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8页。这等于是要把立宪会议纳入布尔什维克的轨道。
由社会革命党主导的立宪会议，不可能接受这一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便退出了立宪会议。虽然立宪会议主席切尔诺夫在立宪会议致词中尽量避面刺激布尔什维克，但是，立宪会议在宣读审议完社会革命党准备的《土地法》之后，便被布尔什维克宣布解散了。1918年1月10日到18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人民委员会做了政府工作报告，俄国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革命党试图通过团结全俄社会力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努力失败了。解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引起群众过分的反应，只是出现了几次规模不大的局部的骚动，很快人民就被吸引到停止战争、分配土地的运动中去了。布尔什维克通过行政手段比社会革命党更快地实现了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愿望，人民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却对于人民群众的反应深感失望。К.古谢夫：《切尔诺夫·政治肖像的刻画》（К.В. Гусев В.М.Чернов Штрих к политт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莫斯科1999年版，第139页。
切尔诺夫尽管对人民群众的反应也是如此，但他仍然希望社会革命党热爱人民，因为他在立宪会议解散后写的《为立宪会议而斗争及其解散》、《平民与暴民》等文章中，对于社会革命党为什么采取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作了解释。切尔诺夫首先回顾了布尔什维克在与社会革命党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如何把平民变成了暴民的过程，其次分析了平民和暴民的特点，最终从道德伦理角度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社会主义通过民主道路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切尔诺夫认为，“平民是一些渗透了统一意识、统一意志和高度自律的牢固而统一的人民”，而暴民则是“被类似原始的、盲从的自然力所激发，放纵欲望和本能，粗野发怒的一些群氓、市井流氓及贱民”。同上，第116页。当这些脱离了社会生活轨道、失去阶级特征的人在社会危机和崩溃的时候异乎寻常地发达起来，没有工作、无家可归、贫穷不堪和失业的人们——这些阶级的早产儿，就会构成令人不安的仇视一切的各种各样的群众。……这些人被剥夺了立足的基础，因而必须为获得生存资料而挣扎。他们已经养成了不确定的、生存不稳定的习性，脱离正常的工作，脱离了劳动纪律。除了流氓无产者之外，还形成精神上相似的流氓商人、流氓手工业者和流氓的投机者。当俄国资本主义把这些不确定的特征与政权结合在一起，这些经济没有着落，精神仍然游荡的平民，就一头扎进了暴民的行列。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应给这些暴民提供教育，否则，兽行就会悄然注入他们的心灵，生命就会变成戈比、变成自私的本能。
在切尔诺夫看来，为了克服暴民的精神堕落，仅有苏维埃这个组织是不够的，还需要乡地方自治局、土地委员会、市政机关，县、省、州地方自治机构等文化机构，而立宪会议就是他们头上的花冠。
切尔诺夫透过社会阶层的范畴，其分析不可谓不深刻。然而，由于俄国人民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对物欲的追求达到了崇拜的程度，加之他们是虔诚的东正教徒，这种物欲崇拜有着深刻的宗教动机，因而这种悲剧“是基督教的悲剧，不是希腊人的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因此，只有“在红色风暴、反抗上帝、叛教、失去信仰的可怕而疯狂的冲击下，悲剧才能获得解决”。格·弗洛罗夫斯基著，吴安迪等译：《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
立宪会议解散后的民粹主义的命运
一、“布列斯特和约”和社会革命党的决策
如果说解散立宪会议是布尔什维克维护政权的步骤，那么，退出战争则是革命面临的最直接的考验。
退出战争是布尔什维克给人民作出的承诺。当布尔什维克把和平法令照会交战国之后，俄国的盟国英、法、美没有作出回应，敌对国家德国则同意举行停战谈判。О.沃罗布耶夫等著：《俄国历史的悲剧：布尔什维克与革命》（О.В.Волобуев И.прочие Дра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большвеки и революция），第240页。
与德国人的谈判一波三折。1917年11月15日，德国人宣布准备签署停战协定。1918年1月5日，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德国代表说，普遍和平只有在战后才能实现，现在，德国应该对占领的俄国领土保持警察统治，前线应该变成俄德分界线。根据这个要求，拉脱维亚的西南部、库尔兰和立陶宛以及波兰王国归德国控制，俄国损失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是俄国人的命根子，这件事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激烈争论。然而，在列宁的土地换和平的策略指引下，苏俄在3月3日此为新历，即格里高利历，以前则为儒略历，二者相差13天，即儒略历比格里高利历晚13天。以后出现的日期均为新历，即我们现在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签署了和平条约。列宁的理由是，革命会很快消灭德国的凯撒政权，世界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