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乌法会议自从诞生时起，就是一幕悲剧。新公布的纲领，不仅排除了社会革命党民主制的法律条文，而且没对未来的国家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在土地问题上，不仅没有执行1918年初立宪会议通过的土地纲领，而且不允许改变现有的土地关系。他们只是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达成一致，以维持暂时的生存。从各个政党的利益来看，不同政治组织之间仍然需要磨合，这就为右翼君主派和军人专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契机。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执政府颁布法令，剥夺所有州政府的权力。根据阿夫克森季耶夫的建议，执政府迁往鄂木斯克，西伯利亚的各部长成为自己的办事人员。办事机关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君主思想的将军，如海军将领高尔察克将军、克拉西里尼科夫将军等等。根据晋季诺夫回忆，为了建立统一政权，执政府尽量淡化政党倾向，无论哪一个组织都无权召回自己的代表。
1918年11月16日，执政府在罗马尼亚的亚斯克召开了新的会议，各党派政治势力争吵不休，削弱了相互的力量。切尔诺夫致信中央，指责乌法会议；这成了高尔察克发动政变的借口。11月18日，高尔察克海军元帅发动政变，逮捕了社会革命党的阿夫克森季耶夫、晋季诺夫、阿尔古诺夫和内务部副部长罗科夫斯基。几天后，又把他们驱逐到海外。高尔察克成了最高执政。这样，以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民主派，便被迫走上了两线作战的绝路。
三、追求第三种力量
由于一次大战以德国失败而结束，俄国终结了与德国签署的所有屈辱条约。这样，以振兴祖国、建立东方战线为口号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斗争，也宣告结束。反动派勾结盟国、恢复君主政权的斗争，也因损害国家利益而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作为民主派代表的社会革命党，越来越感到争取立宪会议的道路变得更加漫长。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九次党务会议，解决下一步的策略问题。会议认为，社会革命党不再靠简单依附资产阶级或依附布尔什维克，或者依靠蒙蔽欺骗的办法实现和解，而是要以第三种力量展示自己的威力。会议说：“无论是因脱离群众和囿于官僚主义桎梏而变得软弱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越来越发展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都不可能吞没民主派。相反，现今在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的两股力量，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只能更加凸显城乡劳动民主派这第三股力量，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他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捍卫自身社会政治价值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456页。
社会革命党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采取收缩政策，保存被战争消耗殆尽的革命民主派力量。在该党看来，首先应该同成为布尔什维克“实验对象”和饱尝政治复辟苦难的劳动人民融合在一起，保持和加强日后在他们中间的影响，以期在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下，联合人民群众中日益成熟的反抗行为。其次，随着大量先进工人农民在党内的不断充实，必须经常更新党的固定工作者并逐渐民主化，培养他们在党务工作方面的组织能力。再次，远离所有日益激烈的暴力行为，保护人民群众，避免分散力量，以此迎接大规模运动的到来。
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放弃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通过外交影响，就可以凭借布尔什维克专政重建人民主权。布尔什维克“虚假的阶级专政”，只能导致党的专政。所以，实现人民主权的唯一出路，就是巩固革命成果，有计划地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社会革命党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的“自杀政策”。同上，第461页。
第九次党务会议决定谴责外国对俄国的入侵行为。决议指出，自从盟国取得胜利和“布列斯特和约”废除以来，盟国没有任何理由把军队继续驻扎在俄国。与此同时，呼吁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迫使帝国主义政府停止对俄国的野蛮进攻和封锁，停止对俄国反动派提供一切物资和军事援助。
对待工人，社会革命党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通过关闭工厂把工人“非阶级化”，把部分工人变成国家的“靠别人养活的人和领退休金者”，变成共产主义的附庸和中低级官僚的政策。他们主张捍卫工人的独立性，捍卫工人的罢工和结社权利，保持工人阶级的健康精神。社会革命党利用工人回流农村，一方面号召工人把农民当成自己人，另一方面也呼吁农民把工人看成自己的兄弟和盟军，取消贫农委员会，消除城乡、工农之间的对立。
社会革命党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经过战争，贵族的灭亡、工业的破坏和无产阶级的分散，劳动农民成为俄国人民的唯一支柱。为了吸收大量工人和市民到农村去，必须加强农民的经济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为此，社会革命党决定让农民逐渐摆脱孤立状态，捍卫他们的公民权利；为了在未来实现农村自治，把农村具有活力的组织变成党的农村兄弟会，从中央各省向周边扩展；动员农民放弃压缩生产的自杀行为，未来的人民政府将动员社会成员为人民的共同利益贡献力量。在社会革命党看来，布尔什维克“人为制造了”工农矛盾，阻碍了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没有前途的。
社会革命党衷心希望俄国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同样，也希望尽快恢复第二国际，不仅从内部复兴社会主义，而且团结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阻止反动派把国联变成资产阶级的神圣同盟。《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466—467页。
1919年7月，社会革命党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呼吁书。呼吁书首先声讨“布尔什维克的罪行”，声称布尔什维克由于执行世界革命的理论，非但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和平，反而给社会带来了流血战争。社会革命党希望布尔什维克迅即行动，保留被称为“诚实人”的权利；还希望通过转交政权给人民的办法，在所有战线实施停战，结束国内战争；甚至还提出通过苏维埃实现人民主权的要求。同上，第473页。社会革命党尽管一直强调立宪会议选举，但在资产阶级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同意通过选举苏维埃扩大政权基础，实现政权的交接，这样，既可保全人民主权思想，又可以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观点上向布尔什维克做出让步。此时，布尔什维克虽然执行了团结中农的政策，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仍然没有改变，同社会革命党给农民以与无产阶级同等地位的人民主权思想相去甚远。这样，社会革命党的倡议自然没有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响应。
有关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在社会革命党内部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1919年从社会革命党内部分化出的“人民小组”，因其出版《人民报》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B.沃尔斯基、H.拉基特尼科夫、H.斯米尔诺夫、Б.切尔年科。“人民小组”认为，“俄国革命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社会革命（如果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这种社会革命在消灭强大的地主阶级，削弱其小妹妹资产阶级的力量之后，不会扩大资本、土地和动产的力量，而只会动摇它们；这场革命不会给资本主义铺平道路，而是给发展各种社会的和劳动组合的经济形式铺平道路；在这种经济形式中，劳动者的利益将占据合法地位”。《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475—476页。然而在策略上，“人民小组”反对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主张与之联合，共同开展抵制反动派的斗争。
“人民小组”认为，中央委员会和第九次党务会议选择诱人的第三条道路，是威胁到俄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非常错误的决定。“虽然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已经停止，但只是暂时的；尽管暴动、起义受到谴责，但要推翻左与右两种专政制度（布尔什维克专政和高尔察克专政），恢复纯粹民主的全民运动，却尚待时日”。同上，第477页。
“人民小组“认为，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的胁迫下重新走上联合道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革命党联合的历史表明，它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沙皇将军的帮助，为此，在建立人民军的时候，被迫提出“游离政治”的政策。这样一来，社会革命党就丧失了宣传立宪会议思想的渠道。相反，经过革命的洗礼，无论布尔什维克如何确立剥削制度、压制自由、实施恐怖，但毕竟保留了革命的成果，在世纪暴政被消灭、地主阶级及其法律基础被摧毁、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力量被破坏的情况下，革命的成果无论如何都不能丧失，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结成统一战线，从政治上团结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同上，第490—491页。
1919年10月17日，在邓尼金的军队包围奥廖尔，向图拉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人民小组”致书中央，建议中央委员会放弃中立立场，坚决站在革命营垒一边，让所有党员和劳动群众无条件地帮助红军。
中央委员会就“人民小组”的来信，向全党答复指出，“人民小组”以同反革命作斗争为由，放弃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实际上。根本没有思考任何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第九次党务会议深信：“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不可能战胜反革命，是因为它的每一次胜利都给自己制造新的敌人，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共产主义’客观上成了反动派的先驱和豢养者。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政权目前确实处在生死存亡中，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把自己消极地捆绑在布尔什维克陷得很深的战车上，这对于党不消说等同于无益的政治自杀。这种对于党的政治自杀行为，也是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未来命运的扼杀，因为这给不能忍耐布尔什维主义错误和罪行的人民提供了论据，使他们有理由在思想中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与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同意做布尔什维克消极被动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革命党暂时停止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以后，不仅不停止同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相反，还决定加强并激化这种斗争，而这样做，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进行这一斗争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而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之下。”《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471页。
切尔诺夫有关第三种力量的观点，虽然明确了社会革命党作为独立政党的旗帜，但是，这面旗帜仍然停留在理论上。面对你死我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面对饥寒交迫的人民，这种做法只能加剧分裂。事实上，社会革命党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旗帜，它的部分纲领已被布尔什维克实施了，并赢得了群众的支持。相反，“人民小组”提出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观点，基本上概括了俄国当时社会分化的状况，“人民小组”投向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了“人民小组”的分裂行为，于1919年10月25日下令将其解散。11月4日，“人民小组”宣布组成社会革命党少数派，脱离社会革命党。1922年，社会革命党少数派也被布尔什维克解散。
社会革命党除了防范布尔什维克专政之外，还是把更主要的力量用于反对反革命专政。跟与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形式上的争论相比，维护国家独立更是社会革命党首要考虑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主张建立反德统一战线，其根本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革命党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力量，利用盟国乃至沙皇将军的力量，无非是企图保护国家的利益不受侵犯。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社会革命党主张盟国应立即安排捷克人回国，停止对俄国内政的干预。他们说：“盟国不想让他们回家，并不是没有运输他们的火车，而是想利用他们充当镇压俄国革命的宪兵。捷克人呀，年轻的捷克共和国需要你们这支力量，在你们的祖国，建设新生活应有你们的参与。盟国以保卫西伯利亚铁路为名，让你们维持西伯利亚的秩序，但你们实际上却一边保卫高尔察克及其匪帮，一边枪杀和绞死劳动人民，烧毁村庄，掠夺起义者的财产，使无辜的人们遭受苦难。”同上，第499页。
四、对党纲的增补修改
1920年初，在红军的打击下，也因内部的混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势力衰落了下去。但社会革命党在俄国东部，特别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农民起义，对瓦解高尔察克政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反动派的衰落，俄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社会革命党决定改变策略方针。在国际上，社会革命党一方面积极寻求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以利为俄国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基地，同时要求英国撤销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等反革命势力的支持，通过民主的方法恢复被布尔什维克“败坏”的社会主义名声。社会革命党认为，社会主义首先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联系在一起；其次，它不是通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实现的，而是通过劳动人民的集体劳动创造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们接近于英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17年10—1925）》，3卷2册，第634页。
1920年9月，社会革命党就斗争方针召开了第九次代表会议，为未来第十次党务会议作思想准备。会议认为，现在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社会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西方工人阶级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性，工人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历史使命，现已进入社会革命的时代。根据这一点，切尔诺夫建议对党的纲领加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