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拉夫派的观念中，公社就是“人们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联盟”，它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种制度设施。正如霍米亚科夫所说，“公社是整个俄罗斯历史上保存完好的一种机构。取消了它，我们的历史将一无所有；从它的发展中可以生长出完整的公民社会”。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第208页。斯拉夫派喜欢公社的地方在于，公社定期重分土地，以此体现着一种道德气氛，而米尔大会的和谐协商精神正表明了这一点。东正教所起的作用是，它最好不过地促进并发扬了这些品质，它被斯拉夫派视为造就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决定因素。东正教同奉行理性主义的天主教不同，它从来不谋求世俗的权力，其整个活动仅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围。正是这个原因，俄罗斯的发展走着一条追求“内心真谛”的道路，致力于道德的完善和“精神的发展”。而在西方，人们却是沿着追求“外在真理”的道路行进，也就是说，走着一条形式上合乎规律的发展道路，但却完全不关心人们本身的道德状况。
斯拉夫派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西方；他们接受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他们祖先出于志愿，邀请一个外来政权建立的。因此，俄罗斯的政权不同于西方，它并不同人民相对立，相反，它是可望期待的保卫者，它是当人民认识到必须建立国家时，“应邀而来的客人”。在俄罗斯，没有形成西欧那种意义上的阶级，因此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曾有社会冲突和内部动荡。在斯拉夫派看来，俄罗斯发生革命震荡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俄罗斯人民对政治并不关心，他们从不觊觎政治权力和国家政权；他们在公社中和睦相处，关心的只是他们固有的道德品质的更加完善。政权也只是履行它素有的职责，并不干涉“土地”方面的事务，在必要时才召开缙绅会议，就全国范围的问题征询“土地”方面的意见。可见，政权和“土地”方面，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对方事务的。因此，双方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善的宗法关系。
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人民素来主张社会和睦，不接受革命变革；也素来主张保持皇统，拥护“好”沙皇，反对伪皇僭越。他们提出，“政权的力量属于沙皇，舆论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意味着，俄罗斯人不应插手政治，而要给君主充分的权力；而专制者在执掌统治权力时，不应干涉人民的内部事务，但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正是由此出发，斯拉夫派要求召开协商性的缙绅会议；这种会议要表达人民的意见，充当沙皇“顾问”的角色。也正由此，他们提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要求。
在斯拉夫派这里，一方面主张维护俄罗斯人民可接受的专制政体，另一方面也批评这个政权及其制度的具体代表，在当时就是尼古拉一世。所以，一些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也对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将他的朝代称作“戕害精神的专横统治”的时代，把他本人叫作“毁害和束缚一整代人”的“摧残者”。有人还把这些抨击，对准了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所以，斯拉夫派在思想上要求限制专制政体，是属于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情绪的反对派。沙皇政府也以警觉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中也同样包含有“政治运动的有害症状”，因此，往往对他们那种留着大胡子、穿着俄罗斯长衫的模样加以警惕，认为这里面隐含着某种“秘密的意图”。正是这个缘故，当局对这种模样的打扮也是禁止的。也有一些斯拉夫派人物，因为他们的激烈言词而遭到了当局的逮捕。
以前，有些人对斯拉夫派有一种指责，认为他们“主张回归过去”，是开历史倒车的。实际上，他们的愿望并不是向过去“倒退”，而是主张重新采行过去走过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它是“过去”，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所以，斯拉夫派并不认为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过去，而是主张论俄罗斯这条独特的道路向前行进，因为这条道路可以保证国家免于革命的震荡；而在他们看来，彼得选择的道路却为革命震荡提供了条件。有趣的是，他们认为，农奴制度是彼得实施的革新之一；他们主张取消农奴制，因为“奴隶的锁链可以铸成造反的刀剑”。斯拉夫派感到庆幸，认为彼得造成的俄罗斯的欧化，只触及贵族和当权者这些社会的上层，而没有触及人民的下层，特别是没有触及农民。因此，斯拉夫派给予普通人民以莫大的关注和希望，特别留意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只有在人民身上才保留着人民的、真正俄罗斯的基础，只有人民才没有被割断同罗斯往昔的联系”。
西欧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也大体是在30—40年代之交，几乎与斯拉夫派同时产生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京”地区。西方派的莫斯科小组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于1841—1842年间形成的；彼得堡的西欧派人物不多，不曾以团体的形式存在过。整个西欧派所包括的人物很宽泛，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凡是在思想论争中同斯拉夫派对立的，从持极温和派观点的如П.А.安年科夫、В.П.鲍特金、Н.Х。凯切尔，到抱急进思想的И.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和Н.П.奥加辽夫，都属于西欧派。就连别林斯基和赫尔岑本人，也在同斯拉夫派争论中把他们自己称为“西欧派”或“西方派”。
西欧派就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言，同斯拉夫派一样，大多数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与斯拉夫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俄国的发展道路持另一种主张。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是“迟到者”，但也应走所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主张实行俄罗斯的西欧化。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派否定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实行西欧模式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实施审判公开。西欧派同斯拉夫派一样，主张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对尼古拉王朝的专制官僚制度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与斯拉夫派将信仰置于优先地位不同，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意义。他们肯定作为理性体现者的个人自我价值，把他们所持的个性自由的思想，同斯拉夫派的共同性（或“集体性”）思想相对立。
西欧派对俄国发展道路所抱的上述主张，决定了他们对俄国历史的看法。与斯拉夫派不同，西欧派肯定并赞扬彼得一世的改革，认为是彼得拯救了俄国，他的活动作为革新国家的一个历史性阶段，同日后行将实施的改革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西欧派利用大学讲坛、各种杂志和莫斯科的贵族沙龙，广泛宣扬他们的思想主张。《莫斯科观察》、《莫斯科通报》、《祖国记事》和《俄罗斯通报》等杂志，是他们发表文章的重要论坛。Т.Н.格兰诺夫斯基1843—1851年间在莫斯科大学开设的西欧史系列讲座，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把讲述历史变成一种思想宣传，论证俄罗斯和西欧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共同的规律性。40年代，莫斯科的沙龙是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在那里激烈争论，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争吵。争论往往是有备而来，继之则写成文章，进一步阐释并深化各自的主张。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虽然观点不同，争论激烈，但相互间有时还是要好的朋友，比如赫尔岑和К.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萨马林之间，就保持着这种朋友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两派有着共同的根，就是萦怀于俄罗斯的命运和发展道路，而这是共源于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的爱。而且，他们差不多都是当时最有文化教养的贵族知识分子，是著名作家，或者学者和评论家，大多也都在莫斯科大学读过书，其思想观点的理论基础均是德国古典哲学。所以，正像赫尔岑后来所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从上述可以看出，正是在俄罗斯专制农奴制的严重危机中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二月党人运动作为追求变革、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以及他们所遭到的残酷镇压，又激发、催生了俄罗斯先进人物在艰难、高压条件下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20—30年代的秘密小组，30—40年代之交出现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是这种探索的产物。在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和尖锐交锋中，通过两个社会思想流派的思想碰撞，就纯粹思想史的承继关系而言，由于左派西方主义者对两个思想流派的综合，一个新的、更急进的社会思想流派——民粹主义诞生了。
三、斯拉夫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渊源关系
民粹主义是在俄国专制农奴制面临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开始薄弱发展，俄罗斯进步知识界和精英在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在各种思潮迭起、派别论争中，特别是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尖锐交锋中，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对上述两个社会流派的思想综合而产生的。
苏联时期的史学著作对斯拉夫主义的评价一直是较为偏颇的，同对有关西方派的评价相比，比较强调它落后、反动的性质，认为它是“维护专制制度”的。这种观点也长期影响到我国史学界，对斯拉夫主义不能有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苏联历史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只是到近年，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事实上，斯拉夫主义在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认识，自有其深刻独到之处，它从特定角度弥补了西方主义在对俄罗斯特殊性认识上的缺失和片面性。一味强调斯拉夫主义的“落后和反动性”，看不到它在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看不到它在民粹主义发生史上的独特作用，是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分出一节，讲一讲斯拉夫主义与民粹主义渊源的关系，讲一讲斯拉夫主义对民粹主义起源的重要性。
从直观上看，俄国民粹主义似乎同西欧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因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同时，民粹主义的奠基者赫尔岑，也首先是属于西欧派的人物。但是，如果更仔细做些研究，深入到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深处，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俄国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间共同的思想文化基因，似乎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一些。
纵观19世纪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可以看出它曾有过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恰达耶夫在20—30年代之交对俄罗斯的失望，一次是赫尔岑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观察而对西方表现出的失望。恰达耶夫的失望，引领思想界面向西方，寻找俄罗斯的出路；而赫尔岑的失望，又影响思想界回过头来，“转而相信俄罗斯的农村公社”，从俄罗斯的独特道路问题上去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两次失望，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出现了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这种情况：“西方主义通过赫尔岑而与斯拉夫主义”实现了“接触”，而赫尔岑则“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9、62页。
从编年的顺序看，民粹主义的出现要晚于斯拉夫主义；从思想史的实际看，斯拉夫主义同西欧主义相比，其中包含着更多民粹主义的思想文化基因。别尔嘉耶夫就此说道：“斯拉夫主义者是那种对19世纪俄国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的奠基者，但后来带有了宗教的形式。”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Бердяев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莫斯科1990年版，第26页。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斯拉夫主义者是我们这里最早的民粹派，但是他们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民粹派。”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40页。
关于左的、社会主义的西方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二者同斯拉夫主义的关系，别尔嘉耶夫进一步说道：“一般地说，左的、社会主义的西方主义将比温和的、自由主义的西方主义（它将愈益平淡无奇）更加俄罗斯化，在对俄罗斯道路的理解上更加激进。关于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关于它之避免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罗斯问题，将由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揭示，这种社会主义是从西方主义的左翼中产生的。赫尔岑成了民粹主义的、特殊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同上，第59页。这就是说，俄国民粹主义是直接从西方主义左翼中萌生出来的，但是它却有着浓重的斯拉夫主义思想根源和文化基因。
让我们把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加以对比，从它们共同的或较为接近的思想文化基因中，就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所蕴涵的浓重的斯拉夫主义思想成分。
首先，“斯拉夫派是村社的热烈捍卫者”。村社是俄罗斯社会的古老传统，斯拉夫派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其理论体系中赋予它以奠基石的重要作用。正像所有民粹派所认为的那样，“村社是农民经济生活的有机而独特的俄罗斯制度”。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作为斯拉夫主义理论的奠基者，都曾仔细研究过村社。基列耶夫斯基在《答霍米亚科夫》一文中，曾就村社对俄罗斯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做了论证。在西方，个人权利和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对此却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加入团体这一事实决定了土地在俄罗斯的使用权利。有一种关于俄罗斯民族生活的说法，“人属于米尔（即村社），米尔也属于人”。基列耶夫斯基在这里大大强化了人民意识中这一社会历史的本原（基本准则），将“米尔”，即土地村社作为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基础，周详细密地编织进了斯拉夫主义理论的经纬之中。
继基列耶夫斯基之后，霍米亚科夫在《论农村的条件》一文中，又进一步发挥了有关村社作用的思想，认为村社是俄罗斯独特性的决定性因素。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205—206页。与西方如何解决对待个人及其权利问题的方式不同，霍米亚科夫在解决“个人与群体”的问题时，是以有利于群体，注重于大伙儿人的原则来处理的——这是村社制度的基本原则，即俄罗斯的根本观念是把相互扶持和救济看作神圣义务。而西方在对待“个人与群体”的问题上，是将个人及其权利放在首要地位的。俄罗斯与西方之不同，在于它深深根植于村社内部的关系之中，而这正决定了俄罗斯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