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一期”实有在校时间是两年半，而经历的时间跨度却有三年。那三年的日子还可以讲述许多或美好，或沉重，或痛苦，或有趣，也有与龌龊沾了边儿但都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些故事都紧紧联系着同学和老师以及到校谈创作的作家们的名字。这些名字杂乱无序排列起来的话，老师和作家有，丁玲、张光年、冯牧、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姚雪垠、李德伦，刘再复，徐怀中、李清泉、徐刚、周艾若、陈三三、刘小珊、张玉秋、毛宪文、杨觉、景瑞、王祥、徐学淸、陈凤楼……同学有，辽宁的邓刚，黑龙江的孙少山，吉林的杜保平，北京的甘铁生、尹俊卿，陕西的梅绍静，天津的伊蕾，解放军的朱苏进、乔良、简嘉、唐栋和我，江苏的赵本夫、储福金，广东的吕雷，深圳的张俊彪，云南的黄尧，河南的杨东明，四川的魏继新，广西的聂震宁，湖南的蔡测海、聂鑫森、叶之蓁、贺小彤，湖北的姜天民、李叔德，浙江的郑九蝉、薛尔康，陕西的赵宇共，山西的张石山、周山湖，山东的张玲、谢颐城，宁夏的査舜，青海的程枧，上海的傅星，安徽的陈源斌……十六七年已经过去，这些同学大多已过或接近五十，已知天命了，还都在文学的.田地里熬着心血流着汗水，鲜明地显示着与其他哪怕是非常名牌大学毕业生的不同，即铁一样证明着，鲁院才真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的真正在于，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像她那样给学员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地心灵碰撞，自由地天马行空，自由地突破自己，自由地超越他人……而这自由又都被文学之绳紧紧栓系着。
我的文学老师
事业上没弄出个名堂来，反去说谁谁是你的老师，岂不等于说是老师教导的结果，侮辱了老师嘛！名师出高徒，自己没成为高徒，就不该把老师扯上。这样想过之后仍向外人说谁是老师，实在是出自感念之心：若不是老师的指引，连现在这个没名堂的样子也混不出来呢！那么就说说与自己的文学之路有关的人吧。
先说这个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而且没和我说过话。他本人的理想可能是当教师的，但确实一天也没当过。现在他是否还在人世，已说不好了，因我曾几次听老家传来关于他自杀的说法。其实我只在上中学时从侧面见过他一回，而他并没见过我，那时他也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个人。他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但未及毕业就成了右派分子，蹲几年监狱后当了农民。他其实是个诗人，干着农活，业余写诗，常常用笔名或别人的名字发表诗作。他的真名、笔名和所用的别人名字我都知道，是从大同学们嘴里知道的。他本来和我家同住在个镇上的，因劳改当农民就到乡下去了，所以天天按时上学的我就没机会见到他。后来我到县城住宿读高中，有次回家过完星期天又返校，路过县城一座邮筒时，同行的高年级大同学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了进去，我才知道这叫给报社投稿，可以不花邮费，如果稿子刊登了还可以得到稿费。既可出名，又可得利，还不用花一分钱，这可真是件不错的事，但一个高中生不可能不知道那需要非常出色的写作才能。所以我非常佩服敢往报社投稿的人，自己却不可能马上去投，对我，那只能是将来的事情，还十分遥远。可是，当我得知那同学不是自己投稿，而是替前面我说的那诗人投稿时，那诗人便正式作为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了。数日后真在报纸的文学副刊上读到了他没贴邮票寄出的诗，那颗文学种子便开始在我心田悄悄膨胀。以后凡在报纸和文学刊物上看到他的诗，我必定剪贴了反复读上几遍。有年寒假，我在伯父的鲜货铺子里留恋着不肯走，是想混点糖果吃吃，忽然看见铺子外面出现一架扎满糖葫芦的草靶子。满靶紫红色闪着光彩的糖葫芦像一簇鲜花在雪天里怒放着，吃不到伯父糖果的我便面对糖葫芦流开了口水。当我发现卖糖葫芦的人竟是个非常难看的罗圈腿，而且穿条免裆棉裤，地地道道一个贫丑农民形象时，口水便止了。可伯父说那就是我佩服着的诗人！那次我又从伯父嘴里知道了那诗人很多的不幸，这里就不一一絮叨了。我只从侧面见过那诗人这么一回，虽然没同他说上一句话，以后再读他或别人的诗时却懂得了，诗是美丽的，但诗人很可能是不幸的，就如糖葫芦是花一般的，卖糖葫芦者却很寒酸。经历了许多艰辛直到现在我还喜爱着文学，不能说不与这位诗人初始给我打下的烙印有关：不幸本来就是一所文学院。
2第二位老师不仅没教过我，连师范学院也没念过的，是入伍后参加部队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认识的，我一直叫他“田干事”。前年外地有个人来沈阳，要我陪他去看看老田，我十分感慨，说老田去世快有二十年啦！去世快二十年了还有人惦念着他，而且不知他已去世，这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给人许多好感，却不事张扬。我参军不久认识他时，他是沈阳军区文学创作组的创作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作家。那时还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能被称得上作家的也就是鲁迅、浩然等不多几个人。他是专门从事写作的，又不能被称为作家，且又没官衔，我们一些部队文学爱好者便尊称他干事。在基层部队，被称为员的放映员、炊事员、卫生员等，都是战士，而虽不带兵管人的干事却是干部。所以我当他面称呼他田干事，与别人说起他则进一步尊称军区田干事。在我们军龄很短的青年同志眼里，机关的干事就很了不起了，而老田又是大军区能发表文学作品的干事，岂不是更了不起？我默默开始在心里把他当老师对待，是在参加他主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听他同我谈文学创作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后。他没有直接教导我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讲了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那时只有四十几岁，但长相却比鲁迅先生晚年还显老，也如鲁迅那样用一只大烟斗子抽烟，脸型和头型也如鲁迅先生相似。他说他常常骂别人怎么怎么不是东西，其实细剖析剖析，有时自己往往比别人还不是东西。？如果一个作家既敢描写别人不是东西的东西，也敢揭示自己内心不是东西的东西，那他才有望成为一个优秀作家。他说最难写的是剖析自己灵魂的忏悔录。他当众剖析了一件自己的事。
1962年我国闹自然灾害，以后连年遭灾，老百姓饿死了不少，部队也常常以糠菜充饥，偶尔吃一回纯粮食的干粮，便不啻过年了。有一回老田和同单位一个战友下部队采访，吃饭时一只盘子里端上两个玉米饼子，一大一小，而且大小比较明显。本来盘子是先端到老田面前的，老田犹豫一下却推给战友先拿了。不想那战友却拿了大的，剩下小的自然就归了老田。本来大的吃下去离饱肚子也还很远，得了个小好几口的饼子，就吏吃不饱了。那年头的一小块干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金银的。老田就十分生气地在心里暗骂那位战友：真不是个东西，让都不让一下就拿了大的。哪管吃了后说一声对不起也好，就那么厚脸皮占了如此乏大的便宜！这事在老田心里一直暗骂了好几年，待到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搞斗私批修，总是强调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才忽然揪住了自己在这事上的狐狸尾巴。他发现自己其实比那战友虚伪。他说：“盘子先端给我了，我可以有四种选择的，一是自己主动拿了小的而把大的留给战友，二是直接把大的拿给战友自己留下小的，三是自己不顾一切就拿了大的，四才是把盘子推开让战友先拿。而第四个选择是最狡猾最虚伪的，那等于把战友先推到枪口上检验优劣，自己却躲起来了。战友固然没经得住检验，但自己也隐藏了期望战友能拿小留大的不良用心。这虚伪地隐藏着的私心，难道不比战友赤裸裸的私心更可恨吗！？老田能当着我们这些学生辈的小青年面剖析自己的灵魂，给我留下极深的烙印。后来我念辽宁大学中文系，有次作文考试写自己的老师，我就把老田的这件事写了。记得被辽大老师判了最高分，并入选了学校编印的优秀作文选。这也使我从辽大老师那里得到印证，老田应该算是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并且是位好老师。
3“好的小说语言其实是内分泌的结果，是大脑和心灵在兴奋状态下自然分泌出来的，而不是硬挤出来的。”这话是著名作家徐怀中老师说的。“任何内分泌都不可能随时随地产生，必须有一定条件。比如唾液分泌是在见到想吃的食物时，汗液的分泌是在身体受热时。小说语言的分泌也是需要条件反射的。为了能分泌出好语言来，每次动笔前我都要读一阵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什么时候读兴奋了开始分泌了，才动笔。”（大意）可以说徐老师这话已溶化在我的血液中了，只要我的血还流动，大概它就会发生作用。我想，一个人的某些话或某句话能对你发生长久的指导作用，那他就真的是你老师了。
我之所以认认真真称徐怀中为老师，不仅因为他的“内分泌”说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因他是我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时名正言顺的写作导师。没到鲁院前他曾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写过序，使我对自己作品优缺点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但怎么提高，自己却一时摸不着头脑。我所以能落到他名下当学生，和我自己积极要求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部队小说家，我最喜欢的是他。他的叙述总是不紧不慢春风化雨般地流露着文雅的诗意和幽默感。当时我读的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八期，也就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和我同班的有邓刚、朱苏进、赵本夫、简嘉、乔良等，我是学委会副主任兼学习委员，所以有机会先知道了辅导老师们的名单，便事先向学校提出希望能分在徐怀中名下。我的愿望理所当然实现了。没有分到徐老师名下的朱苏进和简嘉很羡慕我，当我和唐栋正式拜访导师时，他俩也和我们一同去了。我们除去带了一颗敬慕之心，什么见面礼也没带，倒是带去的几张空嘴大吃了一通徐老师亲手包的饺子，几双空手又都带回一本徐老师赠给的书，耳朵也装回不多但几乎都记得住的一席金玉良言。我们几个几乎一致认为，徐老师无论从形象到性格到为人为文，都是最不好为人师却应当被我们引为骄傲的良师。他既参加过战争，又是训练有素的文人，既能严以律己又能宽爱对人，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凝聚队伍，从他身上可以多侧面地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