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她和后面坐滑竿的几位都赶到我前面去了。我又独自走了一程，身上的汗已被吹干，抬夫看我已被落远，再次把我拉上滑竿。
再后来，可能是身体都属于140斤以下轻量级的一伙吧，三走两走的，刘醒龙、张品成、葛水平、高伟、付小悦等我们几人就暂时走成一组了，走在重量级那一伙的前头。中午吃饭时，听几个轻量级闲聊，知道葛水平没坐多少滑竿，反而给了抬夫每人五十元钱外加一盒好烟。我们几个都心下惭愧，觉得比葛水平压迫人狠，却没拿钱赎赎罪，便也去买了烟、饮料及小费送给各自的抬夫。刘醒龙的抬夫接钱时葛水平一再叮嘱说，你们千万别拿这钱赌博啊，留着给孩子买笔、买本，交学费！受她触动，我把干粮与抬我的两人一同吃完，还觉心上有亏欠，便提议我们都反过来也抬一抬他们。我踉踉跄跄地只抬几步，人家就连说算了算了，有人还为我抢拍了张照片。这照片若是传出去，外界也许会说高尚什么的，其实除了葛水平，我们高尚个六哇，不过求得心理平衡作个样子而已。所以与抬竿师傅分手时，我又和坦胸赤臂的他们在滑竿前合了个影。我还记下了抬我那两位师傅的名字，个叫吴双发，是三个儿子的父亲，另一个叫任宏发，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记名字时我还想，不让孩子像葛水平嘱咐那样读书成才，他们怎么可能双发，又怎么可能宏发呀？吴双发和任宏发以为，我记名字是准备给他们寄照片，便连连说我们丑得很，丑得很，不要寄了。其实我也不是想给他们寄照片，就是觉得，这是此生我唯一坐于他们头顶上的两个人，我应该记住他们。至于这个记住有什么意义，我当时没想，过后也没想清楚。
下山时，由于大家的要求，那些滑竿都被打发走了，只留下一副，以关照年大或体重者。我属轻量级的，自信下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中途冒风雨和几位年轻人爬上了陡得几乎七八十度角的金顶岩。我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后撵上去的。我想，虽然徐贵祥、高凯、杨骏他们年轻，但他们属重量级的，他们等于比我多扛了三四十斤东西呢！我下定决心时，他们大概已爬到山顶了，所以孤身一人爬到极险处，身边风雨交加，脚下深渊万丈，乱云飞渡，着实有些害怕了。但是，退不得了，退比进更危险，只好用毛巾包了头，硬着头皮往上爬去。真该感谢那些翻滚飞渡的乱云，是它们使我看不清深渊有多深，悬崖有多悬。我的平时需靠药物维持的血压，在这风雨的悬崖上，一定在迅速增高，但那感觉要比坐滑竿好得多。下险顶时，因是和年轻人一个挨着一个的，没有了一点紧张和恐惧，所以愉快而平安着陆。
我岁数毕竟名列前茅了，又跟年轻人爬了险顶，所以缓坡下山的路程，留下那一副滑竿便被张健团长嘱咐不时来跟着我。这时天也晴了，风也停了，各色花儿又在阳光下燃烧和吐香了。云也跟着要替你擦汗似的，大树小草长藤短枝都在雨后散放着诗意给你做伴，一个人慢慢走来何等好啊。可那副滑竿，一会从前边等下来，说一定得抬我，被我花言巧语打发到后面之后，不一会儿又被后面打发上来，说我不坐他们就要挨批评。看来我真的被年轻人看成是“老师”了。这老师二字，重音不在师字上。同行这些年轻人，哪个不正在春风得意的势头上啊，正是需我引以为师的时候。重音在那个老字，我已被滑竿认定为老者了。但由于梵净山和葛水平一伙的感染，我就犟着坚决不坐了。可其他人都比我小，都比我更有理由不坐，我只好被同情和怜悯着，象征性又坐了一小会儿。
坐到人头上，心情真的就坏了。当年红军黔东独立师在梵净山被困，深夜到土豪家抢粮，一人扛几十斤谷子爬山，回到师部所在地护国寺清点人数，一夜牺牲了十八人！十八个肩扛谷袋子倒在山坡的红军啊，你们是不是倒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上？和谷袋子一同倒下的烈士模模糊糊在眼前晃动。不一会儿，梵净山的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当红卫兵时的长征路。我们十几个红卫兵自发组成的长征队，背着行襄和油印机，从老家黑龙江日夜兼程往北京奔，去赶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时候的红卫兵，对红军真是奉若神明了，住下来学红军的样子印发传单和毛主席语录，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损坏了东西赔钱。每顿饭都交钱，走到后来，钱用完了，学红军的样子打欠条，返校后都一一寄还了。那时若听说谁当年是没病被人抬着长征的，肯定要挂黑牌子斗他走资派的。那时真幼稚，但也幼稚得真可爱。想着那时可爱的幼稚，便不由得又翻身下了滑竿，并暗自指责自己：你成熟的心态就一点也幼稚不起来了吗？一路坐车不用自己买票，吃饭不用自己花钱爬个山再让人抬着，甘当压迫别人的“老师”，太成熟啦吧？年轻时爬黄山说过的话重又想起来了：“美是有力量的，审美也是需要力量的！”如今没了青春力量的自己，可以通过锻炼来补和加强，真的补充加强不了时，就该像陈忠实老大哥那样，别叫人家抬着来审美了。那样的审美，换个视角，似乎可以被人当丑审的。于是我便不容分说，独自一人拔脚走开了，前不见轻量级者，后不见重量级们，不亦快哉！风和日丽中独自一人，就从容多了，又想这梵净山是武陵山主峰，还是佛教之山呢。佛教之山竟然和革命之山集于一身！红军黔东独立师师部就设在我们路过的护国寺。我因走在后面，没来得及进去看。进去看过并捐了钱的葛水平，将寺上赠的小电子念佛器转施给我了。记得每到一地有求留言者，她写的多是“上善若水”啊，“真水无香”啊，“惜缘，念缘”之类带佛心禅意的话。她把个电子念佛器转施给我，不会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我是口袋装着那个电子念佛器，爬上梵净山最高的金顶古佛道场的。金顶岩上有两座殿，一座为释迦殿，一座为弥勒殿，既让弥勒与释迦并列，又要拜过释迦佛后才可跨越天桥去拜弥勒佛，意在突出弥勒的最高佛位，实乃佛祖的净土之地。
我不懂佛，也无从谈起信与不信。当我顺手又触及电子念佛器时，发现，上有“普赠各界，广结善缘，不需此机时，请转送别人，不可售卖”字样。看来，行善，助人，是佛最喜欢做的事。所以，当我走到终点，看见分别了一天，正站在山下迎接我们的陈忠实时，不仅一声善意的调侃：“呜呼，全团只你是没压迫人的人啦！哪个愿意出把力，和我抬团长在梵净山脚走一圈儿！”竟然是葛水平站出来。我们把陈忠实推上滑竿，当众抬他走了一大圈。然后我又髙声调侃说，“呜呼，全团没一个好人了，都压迫过人啦！”于是大家同声呜呼啊呜呼了一阵子。
这个呜呼，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呜呼，它是我根据陈忠实一激动时便发出的一声陕西味儿十足的“哎呀”二字翻译而来。他每次受了深重的感动，开口时便先发出“哎呀”二字，其中感情蕴含的丰富，只有古汉语的呜呼二字能够代替，便被我一路调侃使用开来，进而成为全团遇到某种共鸣时公用的口号。此时，张健团长领头，带动一路陪同我们的叶明瑞书记，也在梵净山下参与了作家们集体的呜呼啊呜呼！
唱歌时遇见的孩子
伸向天边的公路像孤寂地躺在大沙漠上的河，孤独的小客车则像河上驶着一只船，船尾拖着沙尘腾成一截短浪。我们十几个人正在船也似的小客车里，被寂寞和疲倦纠缠着，默默无语。忽然有人冲司机师傅喊了声要唱歌，车便停下了。
在新疆，长途汽车上的旅客都把半路停车解手叫唱歌。没考究这说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戈壁和沙漠上水和歌声都太难得了，就把寂寞旅途上少有的撒尿声想象成流水似的歌声了呢？反正我们也学会这样说了。这是去年深秋中国作协组织我们几个作家到新疆的南疆采风路上。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新疆人说不到南疆不知新疆之大。我们乘的小客车披星戴月奔驰了六天，才仅仅沿南疆的塔里木盆地边缘走了半圈。车一天一天在大戈壁上跑，常常只能在住下时见到人烟。望着那些总也望不到边的石头和矮矮的骆驼草，不得不感叹，中国实在太大了。我说有人喊停车唱歌时，是西行采风的第六天上午，车停在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端的公路上。
车是停下了，可男女同在赤裸裸的路上，这歌怎么唱呢？路南边有两座沙丘，上面长着不多几丛芦苇，既好看又是唱歌的好去处。我便和湖北的刘醒龙率先朝那儿跑去，他背着摄像机，我背着照相机，我们总是携带武器一样随身背着它们，以便遇了好镜头顺手拍下来，几乎人人都是这样。一跑上沙丘我便忘记唱歌了。沙丘往南，逐渐低下去的盆地远方，有支长长的长长的牛队细流一样在沙漠中缓缓移动，默默无声井然有序，真比意外看到一条河还令人激动。尤其我的生肖属牛，—向对牛怀有好感，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遇到这么多干事业一样排着队伍前进的牛们，我自然会比别人更激动的，何况那诗一般的色调和意境，肯定再不会遇到了。我一连拍了好几个空镜头，又和刘醒龙相互帮助各自留了身影。这时我们发现芦苹后面有个男孩子，十一二岁的样子，戴顶白布帽儿，他露在白布半袖衫外面的胳膊、脖子和脸，都是和沙漠很一致的沙土色，极有特色的新疆少数民族孩子形象。他手里还捧着一只蓝灰色的鸟儿，有鹦鹉那么大，好像那鸟是受了伤的，不然捧在手上怎么不飞呢。离男孩子不远的地方有几只羊，这牧羊的孩子正拘谨地看着我们。一定得和这孩子合个影！我和醒龙同时生出这想法，我们怕他不同意，又没更多时间商量，于是迅速想到钱。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旅游区的孩子靠陪客人照相挣钱。醒龙先于我递给男孩子五块钱同时指了指相机，男孩却连连摇头做出不肯的样子。我连忙也伸手掏钱想再多给他一些，他把头摇得更坚决了。我们只好问他，陪照张相给多少钱能答应，他红了脸用新顋味道的话极轻地说了声，不要，他说出的只是不要二字，钱字根本没能沾着他的口舌。大概他最初摇头时以为我们想买他的鸟吧，也许那伤鸟是他救下来的呢。这孩子很矮，为了让他显高点，我特意把他拉到一个小沙坑边，我站坑里再弯曲了腿，才使他的白布帽勉强接近了我的肩头。我们身边有几株伏在沙上的胳驼草，那铁似的硬草矮得任我怎样屈腿也难和那孩子上半身一同摄进镜头。我让醒龙换了换角度，胳驼草才和孩子及一字横穿的牛队一同摄入镜头。照片印出来后，我便永远成了屈膝向那孩子和骆驼草屈就的样子。认真看过照片以后我仍然认可了这个样子。我照的当时，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也跑来了，她这位欧洲白人似的上海小姐提着鞋赤着脚，无疑更是想和这沙漠孩子合影的。当她和那孩子靠在一起时，孩子脏兮兮的样儿使她迟疑了一下，后来她在一次会上说那孩子心灵比自己干净的话证明，她当时确实因孩子的脏兮兮迟疑了一下。路那边已喊两遍开车，迟疑不得了，我们像抢东西似的又和孩子照了几张。往回跑时醒龙又把钱往男孩手里塞，他还是不接，醒龙只好把钱扔在沙地上。我这才匆忙开始唱歌，唱完也跑走时，男孩子也没弯腰去拾，那钱就渺小地躲在胳驼草下与我们告别了。我无心猜测男孩子是否会再把钱捡起来，那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里真的有歌儿不由自主唱了起来，为眼前这片没受污染的净土而唱。唱时还想到昨天在“巴扎”（集贸市场）遇见那个赶毛驴车的孩子。昨天我们在和田市买了三块很重的地毯，讲好由卖家出人给送到集合地点的，可送地毯那小伙子走几步就扛不动了。时间非常紧，我们连价钱也没问就雇了身边一个小男孩的毛驴车。地毯连同小伙子一同被拉到集合地点时，我们忙昏了头，主动给那小伙子十元钱叫他走了。赶毛驴车那小男孩却不好意思地掉转车头也要走却迟疑了一下没马上走，我们才忽然发觉钱该给这男孩儿的，并且该由送地毯那小伙子付给。我们怀着歉意问男孩该付给他多少钱，他伸出了两个指头。重庆的黄济人马上掏出二十元钱给他，他连忙推脱说是两元，不是二十元，他说时也是没让钱字沾着自己的口舌。当时我就想了，维族孩子是有信仰的，他信守不是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便绝不接受的原则。这原则只有净土培育的心灵才能认真坚守，而受了污染的心是守不住的。陪照相而不收钱那孩子，他没把自己的行为当劳动卖掉，一定是坚守了这土地教给他的这个伟大原则。
像音乐家手中的指挥棒儿，那二十元中的两元钱和落在沙丘上的拾元钱指挥我在心里唱了一路的歌儿，那是由衷而唱的，使得后来最寂寞的旅途也没有疲倦敢来纠缠我。那两张不常清洗却不让人感觉肮脏的小脸陪伴着我呢，看到偶尔的一簇胳驼草时，我想到他们，看到一棵孤独的胡杨树时，我也想到他们。戈壁沙漠上的生命真都是顽强而伟大的，那么小一簇草怎么就能在沙漠上活呢，那么高大的胡杨树怎么就能在戈壁上长呢？据说胡杨树可以长一千年不死，死了可以—千年不朽。连洗脸水都弄不到的干巴孩子，他怎么会活得那么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