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2006年10月25日。原载杨燕迪个人博客“音乐人文笔录”，未曾公开发表。
飞机旅途中，抽空翻阅了《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杨冀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一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不免感想良多。
巴氏是西方世界大牌指挥家兼钢琴家，但绝非仅仅识得乐谱的“单向度”艺匠。萨氏是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兼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闻名），但也是弹的一手好钢琴的资深乐迷。两人谈话以音乐为中心，旁及诸多社会与其他问题，果然碰出不少火花。让人感慨的是，国内文化界和音乐界，能否找到具有同等文化视野的音乐人和具备如此音乐修养的文化人？果真如此，他们之间的交谈能够达到怎样的音乐深度和思想水平？
巴氏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氏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两人通过音乐结成挚友，能够心平气和地谈论敏感的种族对立和政治纠纷问题，并试图通过音乐和艺术的力量来寻找超越政治的和平希望，这似乎成就了一种不无反讽的文化隐喻，也昭示了某种常人未见的艺术理想。
两人作为非西方人对西方文化都有精深的理解。这样一种“错位”的文化身份，似乎是二十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典型产物。让人触动的是，我们原以为萨氏是强硬的阿拉伯原教旨主义者，但在谈话中所表明的恰恰相反：萨氏不断呼吁要将自己的身份放在一边，应寻求“他者”，向“他者”迈进。这对于当下国人的精神建构，可能会有别样的启示。
巴氏在指挥艺术上最推崇富特文格勒和切利比达克，正合我意。富氏的节奏灵活性令所有今天的指挥家望尘莫及（针对独奏家容易得多，但对于一个上百人的乐队，节奏张弛的自如弹性近乎神话）。而切利对声音的现象学性质有非常独特的理解。巴氏说，音乐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是有声对无声的反抗，这些思想的背后都闪现着切利的影子。
作为人文学者，显然萨氏对于当今文化生活中音乐的“无功能化”和“无关联性”感到迷惑和沉痛。但他没有答案。反观巴氏，对这一点似乎有些后知后觉。巴氏在针对萨氏的疑难时，用古典音乐的“超越时间”和经常演奏当代音乐来搪塞，但显然萨氏的疑难并没有解开。两人在谈话中从这一话题出发，论及阿多诺的中心思想（音乐作为社会的对抗），瓦格纳的调性瓦解对音乐理解的挑战以及贝多芬晚期作品对听众的拒绝——严肃音乐自此以后，不可能再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观点，可资借鉴。
谈话进行到最后，我感到，两人的分歧其实越来越大，特别是针对当前这个急剧商业化和浮泛化的社会，音乐以及广义上的艺术和文化如何具有迫切的精神当下性。巴氏似乎理所当然地认定，艺术应该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解矛盾，构成统一。但萨氏坚持，艺术应该有刺痛感，有针对性，它是一种反抗，从中才能体现文化所应有的社会功能。我个人相对更加赞同萨氏。显然，萨氏的立场来源于他本人一贯的批判性学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