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系《中国乐评人手记》前言，邵奇青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近年来，不时听到议论甚至抱怨，认为中国的音乐生活中，缺乏音乐评论的声音。为何如此？
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原因归纳如下。
首先，音乐生活尚欠发达。音乐评论作为一种特定的著述类型，其兴旺与音乐生活的发达共生共荣。或者更准确地说，音乐评论的发展内置于音乐生活的发展之中。正如肥沃的土壤才能养育参天的大树，只有多样和多元的音乐生活，才能孕育活跃而活泼的音乐评论。而中国当前的音乐生活，即便是在京、沪、港、穗这样的“大城市”，似乎也还不能用“丰富多彩”来形容。因此，汉语世界中音乐评论的羸弱，看来有其必然。
其次，一般公众对音乐的文化含量与精神品格尚没有足够认同。音乐评论的存在理由是，公众希望通过评论文字，进一步了解和知晓音乐现象、音乐作品和音乐演出的品质与意义。为此，尽管音乐评论的写作似乎是评家的个人行为，但音乐评论的指向却具有明显的公众性。就中国的当下状况而言，由于一般公众对音乐（特别是所谓的“严肃音乐”或“古典音乐”）的卷入不足，对音乐中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关注不够，从而导致音乐评论滑向“边缘”。
又次，公共媒介和出版领域在音乐评论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究其源头，音乐评论作为一种“现代性”产物，并非自古就天然存在，而是随着十八世纪以来近现代“公共舆论空间”（特别以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体为代表）的产生，顺应社会音乐生活的需要，逐渐生成的一种特殊“职业行当”，并已在发达国家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作体制。例如，重要的综合性大报（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等）和主要的文化杂志（如美国的《纽约客》、《新标准》等等）都会特邀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评家担任特约专栏作者，并辟出定期的专门版面。这种体制在保证音乐评论的质量、效率和特色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中国眼下的报刊体系中，能否实施这种制度，目前似乎还无法预见。
再次，具有全面素养和广泛影响的音乐评论家群体尚待形成。从广义角度看，音乐评论家的社会身份，其实是特定社会中音乐意识的公共代言者。在理想的和健康的音乐生活中，公众期待音乐评论家对音乐实践和音乐事件提出权威、公正的论断与意见，并通过这些论断和意见，进一步获得精神引导和文化滋养。反过来，音乐评论家有义务对公众负责，通过自己的识见和判断匡正是非、辨别高下，并借此影响公众趣味与审美导向。在这其中，音乐评论家的个人资质就成为关键性的指标。而在当前的中国，同时具备音乐素养、审美敏感、深厚学识、辛辣文笔、广阔视野、文化理想和社会关怀的音乐评论家，确乎还为数太少。
最后，音乐评论的内在理路和理念尚待廓清。在这一方面，摆在人们面前的更多是疑问，而不是答案。例如，一般所言的“音乐评论”，和似乎具有学术意味的“音乐批评”，以及近来已经成为大众用语的“乐评”，这几个术语概念之间，到底是同一关系，还是相异近邻？西方国家中所谓“学院式批评”（academic criticism）和“报刊式批评”（journalistic criticism）之间的分野，是否有必要在中国的语境中重申？事件回顾式的“报道”（review）与深度解读式的“批评”（criticism），两方之间应该合作，抑或分离？新作首演，旧作重温，表演诠释，这几个日常音乐生活中最多见的类目，在音乐评论的天平上究竟孰轻孰重？至于音乐评论的对象、任务、目的、方法、文风、要求、指向……可以说，针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行思索、对话、商讨和论辩。
在上述的背景框架中，《中国乐评人手记》一书面世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此书实际上是对中国当前音乐评论现状的扫描和概览。尽管选入的评家和篇目并不见得完备和完整，但其中所论、所谈、所议、所思却大致代表着当今中国音乐评论的风向、风尚、风气和风格。有意思的是，纵观书中的评家，似乎还无一人堪称是“职业的”正式音乐评论家——他们或是媒体“老记”，或是学院教师，或是专业乐手，或是业余“票友”。但也就是这些“业余的”音乐评论家，在当今的中国乐坛中，充当着第一线的音乐评论“专业”前锋，以他们各自迥然不同的角度和文笔，关心中国音乐的进程，审视音乐事件的得失，提升音乐听众的乐感，改善音乐生活的质量。
中国的音乐评论，尚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