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黄钟》2001年第1期。
这里的所谓“展望”，既有“回顾”的含义，也有“憧憬”的意思。“回顾”不免带有批评，“憧憬”则未必能够实现。新世纪到来，每人或多或少总希望对过去进行一番盘点清理。目的自然不在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践未来。
世界意义上的“音乐学”作为一门有别于实践的理论学科，至少已经走过百余年路程。无须费心去查找“音乐学”的词源来历，十九世纪后半叶欧美诸国大学中“音乐学”专门教席的设立、音乐理论出版物的增加、阿德勒那篇著名论文（“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1885年）的发表等等，大致可以作为这一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总的来说，百余年来的音乐学学术进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几乎）所有认识。没有“音乐学”的“音乐”，已经不可想象。音乐学渗透到音乐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大学的论坛到唱片的封套说明，从乐谱的校订到“多元文化”气候的形成。某些时候，音乐学甚至成为某种音乐现象的关键性路标——例如整个二十世纪乃至当今仍方兴未艾的“基于历史知识的表演”（historical informed performance）运动。
不可否认，相比之下，中国的音乐学对音乐生活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微弱。从根本上说，可能这与音乐本身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集合体中一直相对处于弱势有关。当国人的精神构造中并不十分看重音乐这个似乎“可有可无”的文化成分时，音乐学的辐射力的衰微并不是意外。
因此，中国的音乐学产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注定落在其他姊妹人文、艺术学科之后。每当我步入图书馆和书店时，每当自己贪婪地翻阅其他学科的累累成果时，心中不免对自己所属学科的“冷清”感到些许无奈和遗憾。
目前，国内音乐学的“生态环境”大致处于如下情形：音乐界内部，由于根深蒂固的“技匠”习气，读书空气稀薄，钻研“学问”少见，“音乐学”当然滑向“边缘”。就一般知识界而论，或是很少学者真正懂得和思考过音乐的“文化含量”，或是音乐学的著述少有更高层面的“文化吸引力”，因而国内音乐学与其他人文、艺术学科的交流几近于无。因此，音乐学在中国，不论在音乐界还是在知识界，多少都显得“落落寡合”。
笔者所憧憬的音乐学理想，应是努力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发生影响作用的“学科生态”。第一个层面，针对音乐家圈内。音乐学应为实践音乐家（作曲家和表演家）提供可靠、可用和可行的知识参照，同时也为音乐学家自己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第二个层面，针对普通乐迷。当前在市场上大量泛滥的低质量“普及读物”说明，音乐学在这方面理应扮演更加积极和认真的角色。第三个层面，针对文化、知识界。音乐学必须扩展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视野（反过来，也希望知识界加深对音乐的文化认知），以期能与其他人文学科形成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我个人觉得，在新世纪更为多元化也更为市场化的文化环境中，音乐学的前进可能将更多来自上述第二和第三层面的推动。
在音乐中，“拙于言表”是技术手段不足以表达所思，如穆索尔斯基；“夸夸其谈”则是用高超的技巧掩盖思想的贫弱，如理查·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