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音乐爱好者》1998年第5期。
时逢《音乐爱好者》杂志百期“生日”。遵编辑先生嘱咐，所写内容最好与此挂钩。思忖良久，心想可能还是绕开“庆贺志喜”的话题为妙。众多名家前辈一定不吝奉献妙文佳作，用不着我等后生小辈夹在当中滥竽充数。过生日，理应鞭炮高挂，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然而，沏杯清茶，闲坐一旁，静思片刻，也不妨是一种别样的纪念。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个当口儿，想起这句古话，似乎不太合时宜。偏偏这本杂志恰逢“百岁”（尽管有点牵强，百期可不等于百岁），又刚巧撞到一千年才轮到一次的“千年世纪”之末，怎不让人心怀感慨！
“世纪末”。“世纪”本是个响亮的字眼儿，不知怎的，尾巴上加个“末”便染上恍惚的阴影。这“世纪末”的病态应遗传自十九世纪，是法国人以特有的敏感，用fin de siecle（字面意思：世纪末）一语中的，总括了弥漫在西方的那种无可名状、不知所措的彷徨心态（音乐上的注脚：马勒）。反观国人，当时也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面对西方强势的冲击，正在动荡中渴求“变法图存”的黎明。相对于那时西方人的颓废和悲观，国人的“世纪末”病症又多了几分焦灼和躁动。
“世纪末”像种病毒，不过在十九世纪以前似还没有它的踪迹。向前推溯，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汉唐盛世、战国百家，世纪的年轮周而复始，帝王改朝接着子孙换代，但这些世纪末从未像十九世纪末那般令人不安和迷乱。西方的病因诊断是“上帝死了”，信仰的迷失使人生的宇宙分崩离析，于是，生活的意义何在？对国人而言，生死存亡的紧迫现实压倒了抽象的形而上关怀，亡国灭族的危机从此时起，像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国人头顶。
眼看一个新的世纪末已在逼近，新的世纪末征兆又在酝酿积聚。但，这次的病情发作似乎有点蹊跷，更令人不可捉摸。依旧不安，仍然迷茫，但早已没了上个世纪末的大悲大喜，却增加了几许老于世故的冷笑。兴许，这个世纪遭遇了太多憧憬最后变成丑剧的尴尬（例如爱因斯坦的伟大相对论演化为遍布全球的原子核恐怖，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催化了毫无廉耻的红灯区和三级片），因此到了世纪末，所剩下的，只有无可奈何的怀疑。倒还比较心平气和，但不免带些道不出的凉意。
似乎天意安排，音乐中的某些巨大变革往往与“世纪末”紧密相连。百年一轮的时间句读，似乎也改变着人的听觉习惯与精神状态。十六世纪末，欧洲的音乐声浪中隐隐透出些许激进的改革呼声。经过数代作曲巧匠细心雕琢成的精美合唱复调，悄然剥露出险些导致崩坍的裂痕。此前，音乐着力于曲径通幽般的人声线条交织，配合着教堂建筑的宏伟升腾，讴歌神性的壮丽，象征天界至福。此时，人性的觉醒要求音乐的表现复归人心，以音响模拟生动的言语声调，用音调发掘人的深切感情。均衡、平静、谐和的神界音乐让位给夸张、鲜明和充满对比的人的自然心声。
一时间，音乐兴奋地呼吸着从未有过的自由空气。前景虽不明朗，但充满着多么诱人的希望。弥撒——旧时代的音乐圣物，开始逐渐退至后景；歌剧即将成为新时代的宠儿。调性系统的完美机制正在成型，音乐创作技术的发展由此注入一剂效力持久的强心针，好似几百年后石油的发现和利用成就了世界工业的高速发展。这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哪里是“世纪末”的征兆，分明是在奏响崭新世纪的先声。
可那不祥的伏笔已经埋下：调性机器终有能量耗尽的一天，正如石油的过度开发引起全球的能源危机。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末，音乐终于显露出衰竭的迹象，至高无上的调性统治开始瓦解，旋律、和声、节奏和结构的聚合开始消失，音乐笼罩在一片“分崩离析”的混乱中。音乐家被逐出乐园，赤身裸体，睁大迷惘的双眼，努力辨明自己的方位，吃力地迈开脚步。拉赫玛尼诺夫甘愿成为死硬保守派，坚守调性和歌唱旋律的传统阵地；西贝柳斯冷眼拒绝激进的实验，但却采用独特的句法和音响对音乐进行彻底改造；斯克里亚宾踏入危机四伏的险峻之路，企图以人工制造音乐自然；德彪西背弃强悍的主流传统，在远东和远古的神秘意象中寻找出路；勋伯格坚信德奥音乐的逻辑与必然，为此他在内心本能与历史承诺之间痛苦挣扎；巴托克正朦胧地意识到，音乐世界的能源枯竭只能以健康的民间养料予以拯救；而远在新大陆，艾夫斯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和大胆，正在摧毁艺术音乐与实在生活之间的严格界限……音乐的分离和动荡是十九世纪末中整个世界状况的写照。相比，眼下这个世纪末，局面稍许宁静。目睹了最残酷的战争和最野蛮的屠杀，经历了财富令人目眩的高速聚集，领受了科技对人类的巨大冲击，体验了道德和价值最彻底的颠覆，到如今，一切都不在话下，俗话说“见怪不怪”。音乐世界，同样经过“千锤百炼”。所有能够想象到的音乐元素，一切与音乐有关的概念与工具，几乎无一漏网，全都经历了二十世纪音乐革命的洗礼。热闹的拼杀之后，留下来的是兵卒所剩无几的残局。世纪末，枪炮声逐渐稀疏下来，激情也随之退却。
这场还没有结束的音乐“世纪大战”，发令枪应是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的危机：调性的瓦解。调性之于音乐，类似语法之于语言。尽管不是天然生成，但却是准自然的秩序之网，保证系统的完整与运转的流畅。但严峻的问题是，一旦用调性的语言再也无话可说，又该用什么语言诉说？
“现代音乐”的回答是，使用人工语言。既然调性语法已经丧失创造新鲜话语的可能，只好干脆抛弃。正如世界语Esperanto出于人为设计，电脑“语言”是数码替代，只要创造“自圆其说”的音乐语法，音乐就能再度成为语言，再度表情达意。
因此，二十世纪中，创建人工语言成为音乐发展的焦点事件。
勋伯格创建的十二音技法是最出名的人工音乐语言体系。曾几何时，这位深谙德奥伟大传统的音乐导师自信地宣称，凭借自己“发明”的这套“语法规则”，德奥音乐将继续领导世界音乐一个世纪。遥望当下这个世纪末的音乐状况，预言家勋伯格可能满面怒容，无言以对。十二音音乐曾在学院派中风靡一时，但除了勋伯格自己和两个大弟子，以及一些独特个案，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和说好这种音乐“世界语”。
别的音乐家没有（或者怀疑）勋伯格创造音乐通用世界语的雄心，但几乎所有人都在动脑筋设计或摸索自己的语言系统。从巴托克的“增四减五轴心体系”、欣德米特的泛调性作曲系统，到后来梅西安的“有限移位模式”，再到我国作曲家何训田的“RD任意律作曲法”，所有种种努力，一是为了发表独特的话语，二是为了避免前言不搭后语（语言的内在统一）。必须承认，通过这些语言系统，的确发现了前所未闻的新大陆（诸如巴托克音乐的蛮荒野趣和梅西安作品的神圣天意），但副作用也不可小觑。过于繁杂、各自为政的语言系统，削弱了语言的根本功能——信息交流。难怪大家都在抱怨现代音乐“难听”“费解”。而缺乏交流或交流阻塞的直接后果，是新音乐愈来愈成为谁也不去关注的象牙之塔。另一方面，众多语言系统之间缺乏共享，导致语言系统本身资源枯竭，过早夭折。难怪二十世纪的音乐风尚“一日三变”，令人眼花缭乱。回想十八世纪末，所有音乐家共享一种自然形成的国际语言（以意大利喜剧风格为基础的德奥音乐综合语言），而每个人又能以相对独立的语调口吻开发和挖掘这种国际语言的丰富内涵（突出代表如维也纳三大师），那种光景真恍若神话中的天堂景象。
让人无奈的事情已经悄然发生。十九世纪伊始，以对调性系统的大开杀戒为标志；而世纪末，几乎可以肯定将在调性音乐的死灰复燃中收场。几家欢喜几家愁？不仅流行音乐、音乐剧、电影配乐等这些大众音乐品种一直不肯脱离调性音乐的土壤，就是“严肃音乐”中的精英分子如斯特拉文斯基、布里顿等人，也从来不愿意彻底扔掉调性的保护伞。尽管像布列兹这样的超前先锋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刚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宣称，不理解无调性的必然性，就是毫无用处的榆木疙瘩，但调性音乐似有百足之虫的体面，至死不僵。调性因素在七八十年代的重新登场，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严肃音乐创作中与五六十年代有别的最重要的特征。这是音乐创造力彻底衰竭的表征，还是调性作为自然力量不可战胜的证明，在世纪末，没有人能够回答。
早先，音乐具有明确的功能和社会职责。祭祀祖先、崇拜天地，音乐是仪礼的灵魂，并因此融入神圣。高耸的大教堂在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曾经是音乐最有力的支柱。虽然几经波折，但音乐在宗教的保护和支持下，得以辉煌和荣耀。世俗贵族的热心加入改变了音乐的面貌，精粹的人生体验和得体的形式表达，为后人留下了歌剧、交响曲、奏鸣曲和室内乐的丰富遗产，直至今日我们仍在领受这些贵族文化的精美福音。十九世纪，音乐第一次成为独立自主的艺术品种，它之所以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内心情感的吐露和宇宙最终秘密的表达。叔本华陶醉在音乐的狂喜中，竟然认定音乐就代表了世界的本质——神秘的意志。而英国批评家佩特更是赞叹和羡慕音乐的超然独立和形式自由，惊呼“一切艺术都在朝向音乐的状态”。
艺术的理想似乎是摆脱一切物质的束缚，不再成为宗教、道德和政治的奴仆，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音乐也许是第一个到达这一理想境地的艺术门类。所谓“纯音乐”，俨然是一种高傲的口号，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人们欢呼这一纯粹审美时代的莅临，满心以为，音乐以及艺术终于回到了家园。
但欣喜很快转变成令人哭笑不得的窘迫。音乐成了纯粹自律的独立艺术，但它的生存条件反而趋于恶化。既然音乐没有明确的功能，那么有谁愿意供养音乐？教堂和宫廷在历史上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曾出任过音乐最慷慨的赞助人。现在，政府承担了这个角色，但往往并不情愿，因为这是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临到头，还剩最后一招——推向市场，由传媒和广告所控制的大众对音乐进行抉择。这其中的危险和不测，所有严肃音乐的爱好者都有切肤之痛。
在今日现代社会中，严肃音乐作曲家的境况与其前辈们相比，不仅更加险恶，而且更不自然。新的音乐作品（尤其是“先锋”风格的）难得进入保留曲目的行列，因而作曲家无法凭借写作“严肃”音乐糊口。像舒伯特那样能以基本同样的语言风格同时写作交响曲大作和通俗舞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音乐作品，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范围极其有限的小圈子内（主要包括作曲家、音乐批评家、一部分表演家以及很少一些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家）自我消化、自我吸收的。对于绝大多数乐迷和普通大众，二十世纪以前的音乐似乎提供了更多的满足。
曾听说，牡蛎制造珍珠，先需要一颗沙粒之类的小物料，以便围绕这个坚硬的核心形成美丽的珍珠。我们欣赏珍珠，但不用去理会珍珠里的沙粒。但是，如果说珍珠好比艺术品，那颗沙粒就相当于社会赋予艺术家的任务和目的。没有明确的用途和功能，艺术的产生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内核。音乐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聆听新的音乐？这是世纪末留给音乐最严厉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