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2007年5月20日。原载杨燕迪个人博客“音乐人文笔录”，未曾公开发表。
2007“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在中国音乐学网上，相关报道和评论从侧面引发了关于中国的音乐评论状况的讨论。
“圈内”抑或“圈外”，似是争论焦点。这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在有关音乐翻译的争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议题。看来，两者间确乎存在某种缝隙。就这条缝隙而论，是刻意加大，还是努力弥合？不言而喻，还是希望选择后者。
国外的情况，两者间的缝隙似乎并没有如此明显。例如，大名鼎鼎的萧伯纳当然是“懂行的、独立的、有主见的、有胆略的、有话语权的”“圈外”人，但《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家勋伯格究竟算“圈内”还是“圈外”？一位曾在著名的《纽约客》杂志担任首席音乐评论家的Andrew Porter作为研究威尔第的权威学者，也在学院派音乐学中非常活跃（《新格罗夫》1980版“威尔第”条目的撰稿人），但另一位关于现代音乐研究的权威人物，也曾在《纽约客》任评论家的Paul Griffith则根本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新格罗夫》1980版诸多现代作曲家条目均出自此人之手）。看来，关键在于，“圈内”懂得“圈外”，“圈外”理解“圈内”。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圈内”的文字功力和现时资讯偏差，而“圈外”的音乐功底和历史维度较弱。
但笔者以为，目前中国报刊（特别是报纸）音乐评论所面临的问题，倒不是没有合格的音乐评论人（尽管确乎很少），而是没有正常的体制支撑。按照国外惯例，大型正规报纸一般会有音乐评论专栏，往往定期聘请（聘期可长可短，但最短一般不会短于一年）固定的、职业的评论家（“圈外”“圈内”都可以，但关键要“职业”）来定期写作音乐评论（评论家拿了聘任工资后，职责是每周写两到三篇评论，没有另外的稿费），反映该城市的音乐生活情况，并引导一般市民的音乐趣味和音乐消费。这个体制，目前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的创立和建设，中国的报刊音乐评论的糟糕窘境大概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但话又说回来，一个城市，首先必须具备足够丰富和丰满的音乐生活，才能出现上述这般对报纸音乐评论的需要。中国的各大城市，包括京沪，在平时是否已经具备相当数量和质量的音乐生活？似乎还有距离。
前些天正好校读汤亚汀老师和朱丹丹合译的Joseph Kerman的Contemplating Music： Challenges to Musicology一书的中译本《音乐沉思——音乐学面临的挑战》。记得初次接触这本名著，是近二十年前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修读书时。当时此书刚刚在西方“红”起来，研讨课上几乎言必称此书和Kerman。现在重读，再次感到自己受此书影响之深（像重会老友，毕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读此书）。对我本人而论，对西方音乐学的总体了解，此书是指南和灯塔。某些思路和数据，大概从根上是自这里而来。现摘抄如下一段，权作上面有关音乐评论讨论的补充。
Kerman这样写道：
音乐学术圈中很少使用“批评”（criticism）一词。事实上，批评在根本上受到怀疑。部分问题在于，该词在音乐上的用法其通常的意义令人恼火——仅仅意味着在日报和周刊上回顾音乐会演出，仅此而已，别无其他。报刊乐评在业界的口碑很差。报刊新闻界流传着许多有关乐评家的传言，说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改换门庭，从体育版跳到乐评版，恣意行乐于无知和诽谤。不过，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最近的记忆中，如Virgil Thomson这样知名的作曲家，如Jack A. Westrup这样著名的音乐学家，都曾在报界写过乐评。还有像Andrew Porter这样知识渊博和修养全面（或者说有人文气）的学者，几十年来都投身在报界。然而无论做得好坏（通常很糟），以新闻角度构思的批评，总会使作者处于极其有限的空间中，技术性的表述也受到限制。仅仅提及一个简单的指标：诗歌评论总会引录诗行，艺术评论则通常使用展出艺术品的过得去的粗略复制图片，而音乐评论却从不使用谱例佐证。这使得评论家几乎无法完成一项简单而又必要的事，即他很难涉及细节。本人译文，原书第16—17页。
Kerman在美国音乐学界，观点之犀利和尖锐，那是出了名的。针对“批评”，他的不满在两方面。其一，针对报刊乐评普遍的狭隘和“业余”（尽管对Virgil Thomson，Jack A. Westrup，Andrew Porter几位表示了敬意）；其二，针对专业音乐学界漠视音乐意义和音乐价值的“实证主义”倾向，呼吁和提倡具有真正学理意义的“学院式音乐批评”（academic music criticism）。
中国的问题，自然和英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不论是报刊乐评，还是学院式音乐批评，可能都还需要耐心和长期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