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汇报》2008年1月25日11版”笔会。
有“缘”，就是产生“关联”。我先是《文汇报》的读者，有“读缘”；后忝为作者，便升格至“笔缘”。屈指算来，结下这份“笔缘”至今正好十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数也刚好凑满三十篇。想到《文汇报》正在庆贺七十年华诞，这其中简直像有某种“数缘”。正巧，“笔会”编辑打电话来反馈稿件刊登事宜并进一步约稿。我想，确实应该趁此机会写点什么，以表达我个人对《文汇报》的生日祝贺与衷心感谢，同时也算是一种纪念——针对这份对我个人来说有趣而又重要的“文汇缘”。
《文汇报》是公认的汉语世界中具有隽永品位和知识品格的大报、名报。为《文汇报》写作，所以就不仅是荣幸，而且是挑战。对于音乐家，《文汇报》更是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交流平台：同姊妹艺术携手，与人文思想通惠。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与《文汇报》的“音乐笔缘”。这里应该对“笔会”专刊说声谢谢，正是“笔会”编辑同仁的约请和催促，成就了我在《文汇报》的“首发”（《责任与人性的冲突——写在中国首演〈阿依达〉之际》，1998年9月20日）。从读者升格为作者，身份转变，我与《文汇报》之间，很自然就产生了更具生命感的“情缘”。我开始更加仔细和认真地阅读这份报纸，从中吸收众多文坛名家和其他写作高手的给养，同时在自己的写作和研究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接纳了《文汇报》的尺度与风格的影响。
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写作与《文汇报》之间，不仅就此“结缘”，而且“缘分”不断。不久，我又有几篇随笔性的音乐评论在“笔会”发表。“笔会”编辑总是热情洋溢地予以肯定，并积极约请我向《文汇报》继续投稿。受到鼓励并尝到“甜头”，我甚至于1999年在“笔会”上开了一个名为“听乐思乐”的专栏，不仅对现时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进行评论，而且也尝试涉足更为深远的音乐文化思考。虽然这个专栏因我缠身教务、公务和日常琐事而没能坚持下去，但我与《文汇报》的“笔缘”却从未中断，每年都会有文章在《文汇报》发表。近年来，除在“笔会”上发表文章之外，我还应约为其他版面撰文。特别是我的两个完整的学术讲演稿（《莫扎特音乐的当代人文价值》和《贝多芬晚期的艺术境界》），均在《文汇报》“每周讲演”专版上全文刊登，这不仅彰显了我所希望的个人学术的公共关怀，也显示了《文汇报》对经典艺术的一贯推动。
新年伊始，“笔会”又刊载了我评论周小燕歌剧中心制作的音乐会版歌剧《弄臣》的文章。正值该文刊登之际，从未谋面的“笔会”主编刘绪源先生又通过电邮和电话与我商量，希望在“笔会”上选登我的个人博客（“音乐人文笔录”）中的一些篇什。我在感谢之余不免有些感慨：看来，我与《文汇报》之间的“笔缘”，不仅会一如既往地持续，而且势必将进一步深化。这份“文汇缘”是我的幸运，也是对我的鞭策。当前，社会上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常常滑向两个极端：要么偏向娱乐化（特别在大众传媒中），要么偏于技术性（尤其在专业学院中）。《文汇报》通过自身的知识分子立场，对上述两种倾向，可以做出某种纠正乃至抵抗。我甚至心存某种愿景：在《文汇报》中，音乐通过中国汉字的拆解组合，被化为耐人咀嚼的美文抒写。此时，尽管音乐的物质性音响并不存在，但音乐中那些鲜活的人文性灵却被唤醒，它们悄悄地通过一双双眼睛，以无声的文字和幻听为媒介，最终抵达那些用内心倾听的读（听）者的灵魂，并与他（她）们结下无形的、令人神往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