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当代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要求。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坚忍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俭的真实反映。
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吟、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等。
7.7.2茶与诗词
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晋代杜育的《荈赋》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专门歌吟茶事的诗词类作品，典型而具体地描绘了晋代我国茶业发展的史实。诗中云，茶树受着丰壤甘霖的滋润，满山遍谷，生长茂盛，农民成群结队辛勤采制。晋代左思还有一首着名的《娇女诗》，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两个幼女的娇憨姿态和烹煮香茗的娇姿。晋代张载《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此时适逢陆羽《茶经》问世，饮茶之风更炽，茶与诗词，两相推波助澜，咏茶诗大批涌现，出现大批好诗名句。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着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
诗仙李白豪放不羁，一生不得志，只能在诗中借浪漫而丰富的想像表达自己的理想，而现实中的他又异常苦闷，终日沉湎于醉乡。正如他在诗中所云：“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当他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采饮“仙人掌茶”，虽年愈八十，仍然颜面如桃花时，也不禁对茶唱出了赞歌：“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连接。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这是名茶入诗最早的诗篇。
杜甫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此诗虽写得潇洒闲适，但仍表达了他因蹉跎不遇而在心中隐伏的不平。
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白居易，对茶怀有浓厚的兴味，一生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
他的《食后》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诗中写出了他食后睡起，手持茶碗，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情趣。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宇，劚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代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描写了他饮七碗茶的不同感觉，步步深入，诗中还从个人的穷苦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因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元·耶律楚材)；“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明·陈继儒)。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茶道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到了宋代，文人学士烹泉煮茗，竞相吟咏，出现了更多的茶诗茶歌，有的还采用了词这种当时新兴的文学形式。苏轼有一首《西江月》词云：“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词中对双井茶叶和谷帘泉水作了尽情的赞美。
元代诗人的咏茶诗也有不少，如谢宗可写煎茶的《雪煎茶》诗“夜扫寒英煮绿尘”、吴激写饮茶的《偶成》诗“蟹汤负盏斗旗枪”、郭麟孙写名泉的《游虎丘》诗“试茗汲憨井”等。
明代有高启写采茶的《采茶词》，写造茶的《过山家》，写茶功的《茶轩》；文徵明的煎茶诗《煎茶》；屠隆写名茶的《龙井茶》；王世贞写饮茶的《试虎丘茶》等。
清代有杜浚写饮茶和名泉的《北山啜茗》；陈章写采茶的《采茶歌》；屈大均写茶园的《西樵作》；高鹗写茶功的《茶》；王步蟾写名茶的《功夫茶》等。乾隆曾数度下江南游山玩水，也曾到杭州西湖，写下了《观采茶作歌》等四首咏龙井茶诗。
我国既是“茶的祖国”，又是“诗的国家”，因此，茶很早就渗透进诗词之中。在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中，涉及茶的诗词、歌赋和散文比比皆是，可谓数量巨大、质量上乘，这些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7.7.3茶馆
茶馆即是专门饮茶的去处，是社会上饮茶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叫法也是五花八门：茶馆、茶楼、茶社、茶坊、茶室、茶肆、茶棚、茶寮、茗坊等，很多茶馆还带有其他功能，如打牌、听戏、零食等。只饮茶的是清茶馆，备有棋类的可叫做“手谈”馆，还有猜谜语的“笔谈”馆。在北京，兼卖茶与酒饭的又叫“二荤铺”。很多茶馆有很好听的名字：陆羽茶馆、云来茶楼、香茗居、仙来茶楼等。现代的称呼有茶楼、茶室、茶馆，其中以茶馆为多。尽管称呼不同，但意思一样，都是供茶客饮茶、吃早点的地方。
茶馆早在两晋时就已出现。张载《登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之句，据此可以判断成都大约在汉代至迟在西晋时，就已经有茶馆了。
唐朝时茶馆开始流行，到宋朝时已十分繁荣。《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汴京城（今河南开封）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宋代以卖茶水为业的茶坊已较普遍，在茶坊内，常以鲜花装饰，以招徕顾客。曾为南宋京都的杭州，茶室素负盛名。成书于南宋的《梦粱录》也记载了当时杭州“处处有茶坊、酒肆……”。“茶坊”在宋以前早已成为人们饮茶品茶的娱乐社交场所。宋代社会饮茶的情况，正如有些古籍所说：
“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除一般的茶馆之外，还出现了上述晨开晓歇和专供夜游的特殊茶馆。到明代，杭州的茶馆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和茶叶质量的改进，对茶叶品种、泡茶用水、煮茶火候及泡茶器皿等越来越讲究。
清朝是茶馆最兴盛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很严，茶馆是市民们的主要而重要的市井活动场合。关于这一点，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就是集中的体现。在清代，饮茶之风更甚，茶馆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时的茶馆注意环境的选择、建筑物的讲究，并供应点心，以招徕更多的茶客。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开设了多处书曲茶馆，茶客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欣赏曲艺表演，别有一番风趣。广州人嗜茶，饮茶风气极盛，清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二厘馆”茶馆就已普遍存在，还供应价廉物美的食品。
现在，一般大中城市都设有茶馆，特别是在旅游风景区，茶馆林立，几乎到处都可休息喝茶。在杭州西子湖畔，茶室有几十处，几乎遍及环湖的各个景点。游客面对湖山胜景，一边喝着芳香的龙井茶，一边品尝精致的点心，必有心旷神怡之感。茶馆已成为人们饮茶消渴、休息娱乐、问讯叙谊、品茗约会、交流思想的场所。
7.7.4茶政
唐朝以前，茶叶经营为自由贸易，不收赋税。随着茶叶生产、消费的不断普及，茶叶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迫切需要对茶叶的经营方式进行规范。中唐以后，茶政、茶法应运而生。
1.贡茶
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辛苦，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晋《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侯国向周王朝纳贡的物品有“上植五谷……荼……”，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严格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九贡”。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檟笥”，反映了茶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温山出御荈”等记载。
贡茶除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外，还有一种地方上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唐宋时期贡物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佛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已成为共识。茶性高洁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茶、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安禄山反唐，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品中惟一的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
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衰的根本，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夺。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唐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二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