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起名习俗
中国人的名字是用汉字进行取名的。它与中文姓氏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姓名。中国人的名字，汉族人一般用两个字或一个字。三国以前以一个字的名字为主，从晋朝一直到现代，则多以两个字的名字为主。根据古书的记载，在古代中国人的取名是有规定的。一般是在小孩生下来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但是事实上，也有满月命名、周岁命名以及在生下来以前先把名字取好的。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的取名非常重视。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把为后代取名看得非常神圣，甚至神秘。从周朝起，命名已经纳入礼法，形成了制度。因此有些时候因为名字的原因，对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些名字因为皇帝或高官喜欢，而得到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优厚待遇；而一些人的名字因为被认为不吉利，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中国人在取名时，经常会在名字中用一些方法来区别同一个家族的不同辈分。比如在名字中用一个字表示辈分，而用另一个字表示取名所标示的含义。也有的在名字中用相同的偏旁来表示同一辈分。
中国古代由于受宗法制的影响，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讲究为尊者讳，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现在虽然已经不讲究这些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时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由于避讳的影响，现在的中国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
一、古人起名
古人在选取名字时尽量从字的义、形、音等多方面考虑，试图通过名字来提供自己的志趣、追求、希望、抱负、排行等多方面的信息，从而给人在视觉、听觉和意念上留下良好的印象，使人们能领悟到命名者的深刻含义。
1.尊古。古人命名时也多表示对古代的制度和人物的景仰，如曹子舆，字希孟（孟轲字子舆）；吴中旦，字希周（周公旦）；范学朱字用晦（朱熹字用晦）；雷渊，字希颜（颜回）；祖蒙正，字希吕（吕蒙正）。有些仰慕先达圣哲者，则直接在名字中间加仰、幕、宗等字。如钱宗尼、于慕渊、方敬舆、鲁希良、明式鸿、吴仰何、聂景白等。
2.述志。中国人在命名时非常看重伦理道德和功业。以德命名者有曹孟德、刘玄德、李德邻。以仁命名者有曹仁、薛仁贵、王守仁、康广仁等。以义命名者有刘义庆、刘义隆、李义府、李义山等。以忠命名的如杨国忠，名将韩世忠、张献忠等。以孝命名的有郭奉孝、方孝孺。以信命名的有韩信、单雄信、李信等。以谦命名者多套用，如吕祖谦、于谦、钱谦益。以圣人之志表示自己心迹者如吕必用，表现出强烈的用世之志，他后来仕途无望，改名为吕不用，字耕田。
3.祈福。就连大圣人孔子也曾承认富贵是人之欲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以人们在取名字时，有时也不免将这种对优裕生活和高贵地位的祈求通过命名表现出来，如李广利、刘传富、盖宽饶、王富贵、钱广、吴寿富、孙福寿等。现代人们命名也常有这类词，如王永贵、李冒富、张得利等。对仕途的追逐也是如此。隋唐以来，人们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来求取功名富贵，一旦金榜题名，那么荣华富贵就会自然而然到来。所以，在命名中多有范新科、裘状元、唐殿魁、许占魁、黄开榜、魏魁士、王延魁等。
4.消灾。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消灾祛病和逢凶化吉的愿望，命名有时也是表达的一种愿望，如霍去病、司马消难、辛弃疾、冯去疾、黄去疾、石保吉、孙逢吉等即属此例。
5.添寿。截至目前，世界上虽然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吾生也有涯”这个大限，摆脱自然规律对生命的约束。但人们又总是希望能将生命尽量延长，最好能寿与天齐的理想。这种对生命的执著和祝愿，有时也通过命名表现出来。所以，在命名时多喜用寿字：如毛延寿、张承寿、徐增寿、潘天寿等。另外，喜爱用延年、万年、永年、大年、龟年、万龄、延龄、松龄、鹤龄命名者也是非常多的。唐宋以来，命名中多喜用“老”、“吏”、“翁”、“父（甫）”等字，恐怕也流露出命名者对耄耋之寿的期望和唯恐早天的恐惧。
二、古人取字
古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号、谥等，其意义也是一样，如《颜氏家训》中就讲“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即名是用来辨正名分，适符实体的，而字主要是用来表明志向和德操。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与古人的“名”、“字”是不同的，今天人们只有名而无字，统称为名字。当然，从个人的符号这个意义上讲，名、字、号、谥都是一种“名字”。字，可以说是名的补充、延伸，是名之外的又一个称谓符号。但字与名在意义和用途上是有区别的。
《礼记·檀弓》中说：“幼名，冠字，周道也。”所谓幼名，是指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母所取的名；所谓“冠字”，则是指孩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由父兄长辈的亲朋好友取的字。按照我国古代礼仪，男子20岁时，要结发加冠取“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因此冠礼是获得人生意义的重大典礼，这时就认为他已成年，可以娶妻立室进行社交活动了。而女子则在15岁举行笄礼（即别上簪子束发）时取字，表示已可以许嫁婚配，我们经常用的成语“待字闺中”、“尚未字人”指的就是女子尚未到取字的年龄，即尚未成年。可见，取字是表示成年的标志。所以古人很重视这种成年礼。周代的冠礼十分隆重，在宗庙里举行，由父亲主持。行礼时要先由来宾为冠者加三次冠（即用布巾将冠者束起的头发缠裹三次），同时要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给冠者取字，并朗诵字词。之后，冠者穿戴整齐，带着礼品，去拜见一些德高望重、地位显赫的人。从此，冠者就带着自己的字步入社会，家庭中又多了一位成人，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
取字在古代一般只限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名无字，所以字也有表示社会地位的作用。如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及其许多文臣武将如萧何、韩信、陈平、樊哙、灌婴、周勃等，都是有名无字，那是因为他们在显贵之前，或是刀笔小吏，或是贩夫走卒，是无资格取字的。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中，独有那个被刘邦赞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留侯张良字子房，这是因为他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
古人取字，往往是从与名的联系考虑，字往往是名的解释或补充，二者互为表里，故字又称“表字”。《白虑通义·姓名》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古人的名、字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有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语义变迁，这种联系表现得比较隐晦就是了，但主要还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字与名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中有：“广平曰原”，平、原同义。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明、亮同义。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瑜、瑾都是美玉。陆游，字务观；秦观，字少游，观与游之义相近。现代文学家沈德鸿，字雁冰，鸿即雁，同义。
2.字与名意义上互为补充说明，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意为乐天知命，故而居之甚易。三国猛将张飞，字翼德；南宋名将岳飞，字鹏举，都是取翼、鹏奋飞之意。北宋文学家苏轼，字子瞻，《说文解字》释“轼”：“车前边”；释“瞻”：“视也。”《左传·庄公十年》有句“登轼而望”。可见轼、瞻意义相近。北宋词人刘过，字改之，取“过而改之”之意。现代语言学家陈望道，字任重，取义“任重道远”。
3.字与名的意义相反，如孔子的弟子曾点，字皙，据《说文解字》：“点，小黑也。”又：“皙，人色白也。”黑白分明，其义相反。还有韩愈，字退之；朱熹，字元晦；晏殊，字同叔；清代散文家管同，字异之，其名与字义都是相反。
4.将名拆开组成字，如明代文学家刘侗，字同人；清人林佶，字吉人。
5.取字用“伯（孟）、仲、叔、季”等字。用“伯（孟）”的排行老大，如蔡伯喈（蔡邕），班孟坚（班固），刘伯温（刘基）；用“仲”的排行第二，如东汉哲学家王仲任（王充），三国吴主孙仲谋（孙权），唐代诗人钱仲文（钱起）；用“叔”字的排行第三，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叔夜（嵇康），北宋词人晏叔原（晏几道）；用“季”字的自然是排行最小，如唐代诗人贺季真（贺知章），王季凌（王之焕）。
6.取字用男子美称字，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辞赋家扬雄字子云；三国时刘备字玄德；杨修字德祖。
7.取字用典籍诗词名句，如曹操字孟德，取自《荀子·劝学章》“夫是谓之德操。”清代文学家钱谦益字受之，出自《尚书》“谦受益。”康有为字广厦，取意杜甫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古人对于名、字的使用是十分讲究的，名与字用于不同的场合、对象。一般地说，自称用名，尊长对于晚辈、师长对于弟子、位高者对位卑者也可以直呼其名。而字可以说是专供别人称呼的，尤其是位卑者对位高者，平辈间称对方尊长，都应称其字，以示敬重。如《论语》中，孔子均自称其名“丘”，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对其弟子则称其名，如：“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里的“回”是颜回，字子渊，孔子直呼其名“回”。相反，如果位高者对位卑者，尊长对晚辈称其字，那就是一种殊遇了。如汉景王说：“天下方有急，王孙可以让邪？”王孙是窦婴的字，他在西汉初年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汉景王任为大将军，因功封魏其侯。据《唐语林》记载：杜甫在成都做严武的幕僚时，在一次喝醉了酒后，说：“不谓严挺乃有此儿。”因为他说了严武之父的大名，严武怒不可遏，说：“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孙子捋虎须耶？”因为称名不当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礼仪上，名通常仅父母亲可唤之，平辈或晚辈称字不称名，即使是帝王平时对臣子亦称字，若称名则意指其人有罪。
由于名是贱称，所以在我国古代，对于位高者、尊长者的名都要“避讳”，即对于他们的名所使用的字都不能使用，凡是遇到相同的文字，或者更换成其他的文字，康熙皇帝名玄烨，于是南京玄武湖一律写成元武湖；或者将应避讳的字空着未写，或写成“某”字，或写成“讳”字。如唐人撰《隋书》，因避李世民的讳，将王世充、徐民勋（徐藏功）写成“王充”、“徐勋”，后人不知是讳名，就写成了王充、徐勋。再如周公姬旦在周武王病重时，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的在天之灵祈告说：“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周公因避其兄武王姬发之讳，以“某”代之。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你们的长孙姬发，得了重病。假若三王在天之灵，有需要子孙去侍候你们，就让我姬旦来代替姬发吧！”避讳还有的表现为将避之字的某一笔缺而不写，由此产生了许多怪字。由于时代的进步，那些怪字现在已不多见了。字的产生是为了“敬名”，一个人幼而有名，冠而有字，如同一门二锁，在进入社交场合后，就可以因地制宜地称呼字或名了。因为在古代，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是十分严格的。
三、古人取号
有很多古人除了有姓有名有字外，还有号，是古人在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号是一种别名，有自己给自己取的，也有别人给取的，往往带有艺术色彩。号是我国姓名文化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号”出现于春秋时期，最初并不是人人皆有的，只有那些圣哲贵人或者是文人雅士才有的，到了明清时期，号有了进一步发展，上至帝王，下至凡夫俗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号。广义的号有多种，有别号、绰号、谥号之分。号有自取的，也有别人赠与的。“号”的蕴意有褒贬之别。旧时的文人、江湖游侠、和尚道士通常都有号，号包括“外号”、“绰号”、“雅号”、“诨号。”
“外号”一般反映当事人的外貌、性格、爱好、理想等特点。如水浒里的宋江外号“及时雨”，林冲外号“豹子头”，史进外号“九纹龙”，鲁智深外号“花和尚”，李逵外号“黑旋风”等。名人雅士自己起的号，谓“雅号”，往往以示清高，不入浊世，如杜甫号“少陵野老”，苏轼号“东坡居士”，陆游号“放翁”等。
号与名字的风格完全不同，名字庄重、拘谨；号轻灵、飘逸；字与名是有联系的，而号与名字均无关，因此，号的选取更自由灵活。但号的取材却大致集中于居所、山水、器物、百业等方面来表达不同的含义，追求一种含蓄典雅的风格或表达自己的一种审美情趣。到后来，号在数量上已不局限于一人一号了，于是造成了号不能继续传播的局面。
于是在清末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变迁，很少再有人沿用号了，而逐渐被笔名、艺名、绰号等取代。
四、谥号、庙号的选取
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死后据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色彩的称号。周初始制谥法，至秦废止，汉复其旧，历代因袭，直至清朝灭亡。谥号中还有一种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对高官大臣、学者名流也可称其谥号以示尊重。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周朝确立谥号制度，对君主和大臣的一生作为给予盖棺定论的评价。庙号制度被废止。秦朝连谥号制度也废止了。汉朝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谥号为高皇帝。汉朝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继嗣皇帝谥号都有“孝”字。两汉皇帝人人都有谥号，但有庙号者极少。西汉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孝惠帝刘盈上庙号）、刘恒为太宗（孝景王刘启上庙号）、刘彻为世宗孝武皇帝（孝宣帝刘询上庙号）、刘询为中宗孝宣皇帝（刘秀上庙号）；东汉刘秀为世祖光武皇帝（孝明帝刘庄上庙号）、刘庄为显宗孝明皇帝（孝章帝刘炟上庙号）、刘刘炟为肃宗孝章皇帝（孝和帝刘肇上庙号）。另外东汉还有几个皇帝有庙号：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祜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不过这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
到了唐朝，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
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唐高祖、宋太祖；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但是也有例外。“祖”之泛滥，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
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有守成有为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功业不足，德宗、宁宗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明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