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取字，汉及后朝代多喜用尊老排行或各式各样的美辞嵌入字中。如张禹字长子、杜友字季子、羊祜字叔子、承宫字少子，若不看其名，只认其字，保不准还会把他们当成一家人呢，这是排行字加尊老字混用的例子。在字中加入美辞是汉后至魏晋隋唐历代传颂不疲的取字方法。这些美辞包括：
尊老美辞如公：周瑜字公瑾，杨仪字威公；
称谓美辞如卿：苏武字子卿，司马相如字长卿；
身份美辞如士：庞统字士元，陆晔字士光；
形容美辞如孔：诸葛亮字孔明，陈琳字孔璋；
德行美辞如德：杨修字德祖，张飞字翼德；
行为美辞如奉：吕布字奉先。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魏晋六朝：“之”字盛行
魏晋六朝间人名最大特色是在二名后加上一个“之”字尾巴。“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
（六）唐代：“名”“字”相同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像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行第称呼流行。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昵；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解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景象又可见一斑。
（七）五代：喜用“彦”字
五代十国，兵燹频仍，群雄割据。其时有一怪异现象，即命名多喜“彦”字。起自唐末，迄于宋初，遍于各地，见于史册的大小人物达145人，其中名彦章者7人，彦超者11人，彦威者7人，彦卿者1人。《二十二史记》“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条云，彦本美名，才人多以为名：唐末有宰相徐彦章，左拾遗徐彦枢，供奉官史彦琼，宦官支彦勋。梁有铁枪王彦章，统兵大将谢彦章，节度使沧州卢廷彦、寇彦卿等等，不胜枚举。
（八）宋代：常用“老”、“叟”、“翁”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至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地贯彻执行。
《左传》云：“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老年人在中国社会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自尊心驱使，旧文人未臻老境即喜欢作老气横秋之态，韩愈有文称：“我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读后无人不怜，不知已落入韩愈倚“老”卖老彀中矣。
才人常以“老”、“叟”、“翁”、“父”字命名取字之风至宋而大盛，马叙伦《读书续记》云：
“宋人自名叟老，可谓创一时之风气，近时朋友相呼辄联其字之一日某老，固有宋颜绿鬓之少年而老之者，夫老者人毛化也。未老而老之，岂尊之当如是耶？”
另外，宋人命名喜用五行相生之义序辈。如金生水，则父金子水；水生木，则父水子木。朱熹父松，次子野，孙名不显，曾孙凌，自朱松起至朱凌五代，命名皆以五行相生序辈，同代大奸臣秦桧，子熺，孙堪，亦是五行序辈一例。
（九）辽金元：常用“奴”“哥”
阅辽金元三史，触目之处，奴、哥遍纸。掌此三朝者俱为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鄙贱文明，上至中枢宰执、封疆大臣，下至子民百姓，常以“奴、哥”相称。
《三史同名录》中载有诸多的哥、奴为名的名单，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以奴、哥为时髦的现象。
其一，带宗教气息的。如观音奴、文殊奴、金刚奴、罗汉奴、佛家奴、三宝奴等；
其二，带奴隶味的。如阿奴、乞奴、百家奴、大家奴、王家奴、官奴、谢家奴等；
其三，带鄙贱味的。如秃哥、斜哥、乞哥、奴哥、喜哥；
其四，携外族气的。如帖木哥、蒲奴宁、刺哥、银木哥等乃外族原词组合哥、奴而成。
命名加的奴、哥字，是异族人物汉化的初帜。随着时间的久远，汉文化的外渗内透，两种文化相互掺杂，又出现了金人多加汉名和元代汉人多作蒙古名的事。
金人加汉名如太祖本名阿骨打，又名太宗，额尔衮又名宗峻，鄂尔多又名宗辅。
汉人作蒙古名盛于元代。随着蒙古势力对中国的征服，蒙古人的名字也侵入中国历史的苑囿，如贾塔尔珲，本翼州人；张巴图，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江西人；崔玉小字拜帖木几等。其时，“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多仿之”。
（十）明清：无十分显要的流行色
明清两代，人口增多，姓名除受政治影响遵循一些清规戒律外，并无十分显要的流行色。
有清一代，满人随名之外，沿袭汉名，多加字号以同之。
19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轰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掀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做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廷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历史巨变上显示了时代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禧”“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国”“卫国”“抗美”，大跃进时代的“跃进”“胜天”，“文化大革命”时的“卫红”“卫兵”“文革”等。
姓名群体的社会特征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特征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
二、姓名的个体特征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1.名与号
以取名表达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从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致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
从社会生活走人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2.笔名
笔名是表现社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像一个真名。
3.别号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好厚颜事敌，无奈，只能躲人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宣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渐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超然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因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应。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风云和个人行为轨迹的。
古代姓名的贵贱
（一）避讳是姓名贵贱的强证
在旧社会，命名颇多限制，鲁大夫讲过五法六避，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的名字明显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词被他们取以为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与他同名就得改，倘有抵触，必遭罪责。在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名字当然是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了。他们的名字往往经过史官绞尽脑汁反复考究而来，用尽人间最贵、最美的字词。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辈起名从雍正皇帝胤稹开始，分别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阅、增、祺。这种字辈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辈。”
（二）谥号和赐名
地位仅次于皇族名的是谥号和赐名。“命谥之义，取于尊隆。”谥号是便于人们称呼故者用的，立谥与否又标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谥号最尊，官僚臣属的谥号远不可与之相比，但比起没能获谥号者则要显贵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绝不可能有此殊荣。至于赐名，则有褒有贬，褒者受宠无比，贬者则贱若三滥。像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唐玄宗赐为杨国忠，沙陀族的宋邪赤心因有功于唐而被赐名为李国昌，均是嘉奖式赐名。清雍正皇帝继位后，诏令与他争夺帝位的两个弟弟胤禩、胤瑭分别改名为“阿是那”（满语：狗）和“塞思黑”（满语：猪），则是惩贬式赐名。
赐佳名是皇帝的特别恩惠，凡经赐名的官僚，那名字等于勋衔，高贵无比，人随名贵，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能改斋语录》有云：“皇祜中，御笔赐蔡襄字日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来不是严格避讳的，出于御赐，也成了专利品。赐佳名之尊，如此威风；赐恶名之贱，则如坠入十八层地狱，百般煎熬却永无出头之日了。
姓名分贵贱，在宋元时期最为猖獗。清人俞曲园曾引蔡氏家谱注曰：“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如今在绍兴，仍残有旧习。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为四六；夫二十八，妇二十四，合为五十二，生子即名为五二。明代勋臣、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父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数目为名。
宋时平民百姓，亦喜以数目为名，但多为十数以内。如有南陈田夫周三，鄱阳小民隗六，符离人从四，又有山阳渔者尹二、张四、崔三、郑小五、陈二等。
古往今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还能看到姓名贵贱之分的影踪。而在当今纷繁的现代都市中，姓名贵贱早已无影无踪。作为现代都市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名字的含义也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应该感谢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无贵贱之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