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把周公旦的事迹安排在世家第三，是因为按照国力排位鲁国不如吴国、齐国显赫，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考虑国力，周公旦必排在第一位无疑。
周公旦的功德大致有四：一是辅助武王得天下，二是代理成王治天下，三是参与了制定周礼，四是从无野心。
前两条似乎是臣子的本分，算不上什么特殊功德。但是后两条就不一般了，不是哪一个臣子都能做到的。
对“礼”有充分的理解，方可评价周公。
“礼”，表面看是制度、规矩与礼节，深入研究，可以说“礼”首先代表道德、法律，其次代表惯行与形式。
“礼”不仅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臣关系、臣民关系固定下来，同时也把风土人情与民族性固定下来。礼，成为“华夏”民族文化方面的凸征，言及文化教化意义上的华夏，不能不言及礼。
从国民性的角度看，华夏民族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礼的时期，另一个是“礼崩乐坏”之后的时期。分界线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前为一个时期，其后为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周公旦奠定的；第二个时期主要是由秦始皇奠定的。
第一个时期诸侯分封制度，第二个时期大一统皇权专制，泾渭分明。
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古代辉煌文明，大多数是在周公旦到秦统一中国的八百年期间建树的。特别是诸子百家建树了鲜活的学术，一家一个面孔。同是儒家，孟子的主张与荀子的主张有时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对立的。绝非其后一张面孔的经学考古、稗史演义，方术五行、程朱理学可比。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秦始皇起，把“礼”所代表的“形式”粉碎了。中国变为了喜欢变换形式的民族，从服装、饮食，到礼节、礼仪，无时无刻不处于剧烈的颠荡变换之中，不得宁日。每当想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不由自主地追慕起周公旦。
周公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先哲，其功德不亚于孔子。孔子近于无条件地崇拜他，司马迁近于虔诚地景仰他，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公旦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形式”的连续性。他有对“形式”大加挞伐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武王伐纣取胜之后，在他的建议下，把殷朝许多形式化的遗产（包括礼），保留下来。殷朝的祭祀方法，祭祀的主持者大都得以保留，甚至保留了殷的诸侯国地位，仍由纣的后裔主持殷国的事务，予以充分信任。
由于周公旦的不断规劝，周武革命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没有滥杀滥砍，滥毁滥焚，使得殷文化遗产得到完好的保留。对殷纣的旧臣没有实行“秋后算账”，该任用的照旧任用。周武革命，除了灭掉了残暴的纣王，几乎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颠荡，一切照旧。这怎能不让深谙历史的孔子与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即使是今人，我们也不能不为周公旦叹服。
周礼中不乏可以非议之处，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无疑是价值连城的国粹。至今外国人提及西周的文化，也不敢不仰视。
司马迁本来有机会以如椽之笔为帝王脸上贴金，以改变自己的险境，但他没有这样做。司马迁无党无私，与周公旦神交甚笃，他用重墨渲染了周公旦冰清玉润的人格，至今读来齿颊生香。
其一，周公旦以卜救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唯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滕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鲁周公世家第三》）
其二，周公旦以祝告救成王：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鲁周公世家第三》）
评价历史人物，人格因素为次，主要还是看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周公是对中国先秦政治格局与文明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政治家与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