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个迷宫。
法家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讲“法术势”，讲帝王驭臣术、驭民术的；另一类是讲刑名之术的。司马迁钟情于后者而鄙夷前者。司马迁是个情感色彩浓厚的史家，绝不隐瞒好恶。他把韩非与老庄并列兼写申不害，未与商君等放到一起，表明司马迁褒商君，贬申不害。商君是讲刑名之术的，故专开一篇论之。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但却出了两个驭臣术的大家，一个是申不害，另一个是韩非。显然，司马迁对这两个人物并不感兴趣，舍不得在他们身上多施笔墨。
申不害理政的十多年，政绩光掩前人，后来无继，既无外侮，又无内乱，是韩国最有起色的一段金色时光。按说应该重彩浓墨，大书特书，然而司马迁的记述只有寥寥数字：
（以下变换字体）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变化字体完了）
对申不害，司马迁采取了既忠于史实又不张扬的策略。挑剔的批评家亦无话可说。这并非疏忽，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涉及申不害的文字也是屈指可数，看来司马迁是有意为之。因为中国的驭心术及其派生出来的种种方略，对臣僚与百姓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心中有数。
韩非的境遇不比申不害强多少。尽管司马迁对韩非之死抱有同情，耿耿于怀，但在韩世家中，司马迁对韩非并未大事渲染，几乎是一带而过，记载韩非的文字同样是寥寥数字：
（以下变字体）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引用了韩非的《说难》，痛惜韩非虽在理论上深谙“说”之难，条分缕析，切中肯綮，然而最终还是逃脱不掉“难”。怎能不让同样才华横溢的司马迁惺惺惜惺惺。司马迁看重韩非其才，而非其权术思想。《说难》并不能代表韩非的主要思想，却能代表韩非的才华与命运。韩非的主要思想在于将“法术势”集于一体，上升到新的高度，形成独立而又完整的统治术。显然，司马迁对此是不感兴趣的，他指出法家：“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在这里，司马迁的价值倾向纤毫不隐，跃然纸上。
（《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变字体完了）
司马迁对法家所采取的低调姿态，不仅表现在篇幅设置上，而且表现在许多篇章的内容上。他所歌颂的，不少都是背法家之道而行的人——如尧、舜、禹、殷之三仁、程婴、公孙杵臼、叔齐、伯夷等，对于精谙权术者，往往嗤之以鼻。
1974年，曾有人硬将司马迁归到“法家”之列，司马迁若地下有知，定会莫名其妙。